芬兰教育 世界第一的秘密

世界前三大新闻通讯社路透社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传送给全球新闻界使用的两张照片，竟然活生生被一个十三岁的芬兰中学生拆穿。2011年八月，路透社转用俄罗斯电台影片，刊登两张俄罗斯潜艇在北极海底下插国旗的照片，住在芬兰北方小镇的少年塞罗丁看到报纸后，觉得怪怪的，于是动手找资料，确认这张潜艇照片是翻拍自电影“铁达尼”里面的一个片段。路透社被迫认错道歉。

这就是芬兰教育为什么能连年惊艳全球的原因：小孩会主动想、主动问、主动找答案。教育已然成为芬兰最成功的出口产品。近几年，这个僻处北欧边界的极地国度，访客络绎于途。

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南非等各国教育机构与领导，远走天涯海角到此，为的就是汲取“芬兰第一”的经验。《经济学人》更在去年为文建议，欧洲领导人应暂时放下所有活动，“回芬兰的学校上课。”

OECD评比，芬兰两届称霸

自公元两千年开始，经合组织（OECD）每三年举办十五岁学生能力评估测验“国际学生评量计划”（ＰＩＳＡ），芬兰青少年连续两届在阅读与科学两项评比称霸，解决问题和数学则位居第二。“芬兰能，为什么瑞典不能？”书柜上兀自摆着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九月前来拜访时所送的关公像，谈到芬兰的优异表现，瑞典教育部次长欧斯博格（Bertil Ostberg）不无感慨。尽管瑞典中学生在ＰＩＳＡ的表现仍高于平均水平，瑞典民众显然不够满意，毕竟，芬兰三十年前启动教育改革时，还是向瑞典取的经。

不光是瑞典，北欧在教育投注最多经费的丹麦和挪威，也跨海特聘芬兰教育专家，为他们的教育体系把脉、抓药方。教育，让芬兰学生成为新的“北海小英雄”。过去二十年，世界各国前仆后继，挹注庞大资源推动教育改革，小小一个芬兰凭什么摘下桂冠？拟定长期策略、坚持核心价值、改革师资，是芬兰教育成功的三大支柱。

绿荫盎然。这栋原本是工厂的白色建筑物，还维持干净朴实的样貌。掌舵基础教育的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以下简称教委会），就隐身在首都赫尔辛基市区这片幽静的小区里。

九年义务教育，经费政府出

七○年代初期，教委会扛下芬兰独立建国后最大规模的改革重担，他们的使命是提供高质量的九年一贯义务教育，训练出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下一代。 教委会决定采用“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的模式，让七岁到十五岁的中小学生，不分年级，都待在同一所学校学习。在九年一贯教育中，学生课本、交通和午餐费用，全由政府负担，经费则由中央政府出资五七％，地方政府分摊四三％。这个决策延续三十年至今，不因政党轮替而改变。

坚持平等精神，一个都不能少

贯穿改革脉络、促使政策成功的教育核心价值，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平等精神。

当其他国家还在施行精英教育时，芬兰却反其道而行，绝不标榜精英，坚持每一个小孩公平受教。 从制度设计到资源分配，芬兰教育从平等出发。六十万中小学学生，分布在四千所综合学校，平均每校约一百五十人，班级人数不超过二十人，小班小校的制度有利于“无一人落后”（No Child Left Behind），没有贵族和平民学校之分。翻开芬兰各种教育文宣，从不高调“快乐学习”，对他们来说，有了公平，快乐就不是问题。

只是，北欧国家都强调平等，芬兰能以黑马之姿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用了对的策略。

芬兰不是砸更多钱办教育，而是选择“专注”策略，把资源分配在“最需要的地方”，也就是初级中学和学习迟缓者身上。 在OECD国家评比中，芬兰是运用教育资源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不同的是，在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学生平均分配到的经费最多；反观芬兰，投资在初级中学生的经费，每人平均达八千二百美元，在所有就学年龄中最高。

说话慢条斯理的教委会资深顾问劳卡南（Reijo Laukkanen），拿出去年在瑞士洛桑大学演讲芬兰教改策略的讲稿剖析，之所以做这个策略选择，是因为“这阶段的小孩正发展自己的学习方法，需要最多的资源。”劳卡南表示，从ＰＩＳＡ成果看出，芬兰在这群初中生的投资报酬率很高。

绝不放弃学习慢的孩子

提升学习迟缓者的学习能力，是芬兰专注策略的另一个重点。专门负责特殊教育的教委会顾问寇依薇拉（Pirjo Koivula）指出，教委会的目的是让“每个”小孩都具备基本能力，当学生出现短暂学习困难时，老师会立即提出矫正计划，在课堂上或是放学后进行个别辅导，费用由政府负担。芬兰有将近二○％中小学生接受额外学习辅导，OECD国家平均只有六％。曾经当过特教老师的寇依薇拉边看数据边说，在老师早期介入辅导后，有轻微学习障碍的小孩都进步很快，一两个月之后，就不再需要“补救”。

采用资源专注的策略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芬兰学生的学习表现并没有明显城乡差距。在ＰＩＳＡ测验中，芬兰校际差距全球第二小，不到五％（差距最小的是人口仅三十万的冰岛）。不论是首都赫尔辛基，或是偏远北极圈的中学，测验成绩相差不大。

“排名”、“资优”犯大忌

“芬兰没有坏学生，即使最差的学生也很好，”以培育师资闻名的约瓦斯其拉大学（University of Jyvaskyla）教育研究所所长瓦里亚维（Jouni Valijarvi）直言，芬兰十五岁以下人口逐年减少，将资源导入需要辅导的小孩身上，可以创造最大的国家利益，“我们承担不起放弃任何一个人。” 且慢！学得快的人要怎么办？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不公平？芬兰人自有他们的逻辑：“学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学，学得慢的人更需要帮忙。”

对此，五年前嫁到芬兰、目前正攻读教育博士的张家倩感受颇深。她曾到芬兰的中小学实习，芬兰学校乍看之下，毫不起眼，甚至有点沉闷；但是，看得愈多她就愈体会到，这就是芬兰教育“平凡中见实力”的特质，老师上课总是花最多时间在“把慢的人教会”。“宁可让学得快的人等，也不能让不会的人继续不会，”张家倩观察，芬兰老师没有赶进度的压力，即使她在大学学芬兰语，讲师也总是要等全部人都学会，才继续教新的课程。芬兰反对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分类”或“排名”，说“资优”和“精英”是犯大忌，更没有能力分班这回事。

二十八岁、在赫尔辛基大学任职的海蒂回忆，她念中小学时数学很好，但老师从来不会公开说她功课好，只是私下偷偷塞几本进阶数学让她自己看。最能展现教育平等价值的，是芬兰政府对移民子女一视同仁的态度。不论是否有芬兰国籍，移民子女都能免费上学，政府还额外拨预算让他们学习母语，每周上两堂，为期四年。

一位住在首都近郊的台湾妈妈就说，学校原本聘请一位大陆籍教师教她两个小孩中文，但她坚持要让小孩学繁体字，地方政府同意她自己找台湾老师来教，老师的钟点费和交通费由政府支付。在专注的策略、平等的核心价值外，芬兰教改能够一路顺畅无阻至今，还必须归功于一群高素质的专业教师。

全球最严格的师资标准

回首来时路，三十年前主导教改的教委会前任主委阿侯（Erkki Aho）也不讳言，如果不是老师大力支持，配合师资改革决策，芬兰教育绝不会有今天成果。自一九七九年开始，教委会就定调，中小学老师属“研究型”，必须具备硕士学历，这几乎是全球最严苛的规定。师资教育从原本的三年，延长为五年，高中生毕业申请师范学校时，除了要看在校成绩，还必须通过层层面试，确认有教学热诚与创新思维，才能挤进录取率仅一○％的师范窄门。

专研师资培育的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坎萨宁（Pertti Kansanen）指出，芬兰师范体系的唯一任务，是培育有能力的老师，并发展必要的专业质量，以确保教师生涯能够持续进步。换句话说，在芬兰，老师必须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与意愿。

“有能力学习，才有能力创新教学，教育才会不断提升，”作育无数教师的瓦里亚维比喻，在芬兰，老师是一种“最爱学习的动物”。 芬兰老师爱学习出了名，大学暑期班开课，座中最多的是中小学老师。芬兰教育部长现在最头痛的是缺老师，好学的老师都跑去继续念博士；芬兰企业也喜欢雇用老师，跟政府抢人。据芬兰第一大报《赫尔辛基邮报》调查，芬兰年轻人最向往的行业就是当老师；中小学教师受民众敬重的程度，甚至超过总统和大学教授。

在芬兰驻台湾商务办事处代表史亚睿（Jari Seilonen）的眼中，芬兰老师教的不是“知识”，而是“学习怎么学习”。史亚睿的母亲就是幼教老师，他从小跟着其他小孩一起听母亲念书、阅读；小孩问问题，老师不会直接讲出正确答案，而是给他一个方向，自己去想、去找、去学。挑高的天花板下，淡色木地板上，穿着各色袜子的脚丫子跑来跳去。赫尔辛基郊区小学教室里十几个小孩，华裔的Tina趴在桌上自己看书，对面的Sarka在画画，有的玩玩具、有的写作业，教英文的老师拿着颜色图卡，蹲在两个小孩前面继续比划。

没有吵闹，也没有不耐烦，老师不必时时刻刻盯着，每个小朋友都有老师为他们量身订作的学习目标，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尽管门坎高，又受欢迎，教师在芬兰并非高薪工作。在ＯＥＣＤ的调查中，不论是新进或资深者，芬兰教师平均薪资都比先进国家和欧盟平均要低，甚至比不上国民所得较芬兰低的南韩与西班牙。留着一把大胡子，在中学教物理已二十四年的史亚力屈指计算，他每月收入扣税之后，大约有两千欧元（约台币八万多元），跟大学毕业生差不多。他笑说，家里两个小孩的育婴假都是他在休的，因为太太赚得钱比他多很多。

“做老师不是为了钱，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这份工作对芬兰很重要，”史亚力深信不疑，师资即国力，老师愈好，国家就愈强大。

严格要求师资质量，芬兰政府也相对给老师和学校最大的教学自主权。教委会和教育部每四年制定并公布核心课程纲要，其他如征聘师资、经营管理则由各校自治，举凡班级大小、课程内容、学生课表，甚至是每年上课几学期都由学校全权负责；至于要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科书，则由老师自由选择。

芬兰中小学并没有全国一致的联合评量，学校也很少有考试；芬兰官方也不进行教师评鉴。 被问到是否要考核教师表现，任职教委会长达三十年的资深顾问劳卡南几乎动了气，反问：“为什么要评鉴老师？”他骄傲地说，芬兰根本没有不好的老师，每个老师都很自律，不需要打考绩。主管教育的中央教育部或地方政府，并不实施学校评鉴制度，对学校有绝对信任，再小的学校，也拥有绝对行政自主权。

赫尔辛基市内的拉托卡塔诺（Latokartano）小学，决定在校内推行不分年级上课，一百八十个学生，每个人有自己的课表，有的人八点半上学，有的则是九点或九点半，大家放学的时间也不一样。学校事务的决策机关是董事会，七位董事中，有一位教师代表、一位职员代表，其他五位由家长与当地小区选出。董事会决定学校课程方针和预算使用，及聘用教师。拥有法学和教育双硕士学位的校长亨卡拉透露，每学期初，班级老师会邀请家长和学生一起坐下来讨论小孩的学习目标，学生的学习评量不是根据和其他人的比较，而是看是否达成最初设定的目标。他们没有成绩单，只有学习报告。

“我们强调的是学习，不是竞争，芬兰绝对不会用竞争来刺激质量。”说得一口流利英文，亨卡拉再三强调，在芬兰，教育的目的是学习，而非竞争。

全世界最爱看书的国民更重要的是，芬兰教育还有一笔他国难望其项背的幸运资产，那就是他们有一群热爱阅读的国民。芬兰人在家阅读的传统已传承四百多年，是全世界最爱跟图书馆借书的人，每人每年平均借十七本书。根据调查，四一％的芬兰中学生，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就是阅读。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有对的策略，用了对的人，芬兰教育怎么可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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