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雪漠

2012-06-17 06:47 来源：《无死的金刚心》作者：陈亦新

我与父亲雪漠

——《无死的金刚心》附录

文\陈亦新

从我懂事起，就知道，父亲在写一部“大书”。没想到，他这一写，竟是二十年。提笔时，他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落笔时，他已年近五旬。在写这部“大书”期间，发生了很多事，现在想来，倒也有趣。

刚从老家搬到小城时，我们一家住在一间单身宿舍里。房子很小，仅能容纳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沙发，后来又加了一组书架，书架满满占了一面墙。现在想来，那时的生活应该是清贫艰难的。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仿佛是世上最富有最快乐的人。在那时，我脑海里没有任何关于“贫”与“艰”的感觉，因为父母从没给我传递过这方面的任何讯息，于是，我傲气十足地成长着。

我们一家人常常谈笑风生，论英雄，论爱情，论历史，论成败……父亲对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谈这些时，带着所有的尊重和真诚。他经常给我讲些文学家的故事。还在上幼儿园时，我便知道了许多伟大作家的名字：托尔斯泰、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对这些人，我满是向往。他们像是我另一个时空里的朋友，伟大而亲切。从那个时候起，我便立志要当作家，当个像父亲一样的作家。在我心中，他是和托尔斯泰一样的作家。

很多时候，我们之间更像是朋友。八岁那年，我这样问父亲:

“爸爸，八年算多年吗？”

“八年？应该是算的。”

“哈!那以后我们之间就不是父子了，是兄弟！”

“为什么？”

“你不是常说‘多年父子成兄弟’吗，既然八年算多年，那我们当然是兄弟了！”

父亲哈哈大笑。后来，他常把这故事讲给朋友听。

每天早晨，父亲三点起床，起床后，他首先打坐，然后才写作。每到我睁开眼时，都能看见他精神抖擞的样子。从幼儿园起，他便要求我每天五点起床，他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好多人听到我五点起床，都笑父亲“残忍”，对我充满了同情。那时候，我就暗暗笑他们，我每天比你们多起三个小时，一年就是好多天，这相当于我比你们多活好多天。

在十八岁那年，我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我学着父亲也每天三点起床。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时光，我完全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或喜，或悲，或爱，或恨……我把灵魂化作一缕云、一场风、一片雪、一首歌，它们交织在一起，清澈而唯美，演绎出沧海桑田的寂寞。窗外，一地星光。

刚开始困极了，我对自己说：父亲也是这样过来的，他可以，我也可以。就是这个念头，帮我支撑了无数个难熬的凌晨。那一年，我还在上学，每天睡眠不足四个小时，可就是在那时，我写出了很多让父亲称赞的文字。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心灵是和父亲相通的，因为我总能在他的眼神里，找到我所需要的一切。

后来，我爱上了早起，母亲说我是爱上了“举世皆睡我独醒”的感觉。

父亲的《大漠祭》初稿完成时，我们家搬了楼房，欠了很多债务，迫于这些压力，父亲出了关房，开了一间不大不小的书店。刚开始很忙，父亲早上修行，上午写作，下午用来处理事务。他后来告诉我，下午应事的时候，也是他最好的调心良机，他说他行住坐卧，都不离本尊。他不拿念珠，却能记下一天里诵的所有咒子。他的身上常带一串硬纸片，每一片上都写着唐诗或宋词，稍有闲暇时，他就拿出纸片记诵。后来他说，他背会的大部分诗词，就是这样背的。

等书店的生意稳定后，父亲再次入了“关”，他刮了光头，剃了胡子，躲进了城郊的一处农房内，又开始闭关。我不知道他的关房在哪，从那时起，我便很少看到他。母亲除了照看书店外，每天给父亲送一次饭。此前，有四年时间，父亲是与世隔绝的，他自己做饭，也不叫母亲送饭。那时，父亲留给母亲的，是无休止的等待。在我小学六年级时，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敢说：如果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今天的成就；如果没有母亲，大家绝对看不到那叫《大漠祭》的书。为了父亲，母亲付出的太多了。

在无数个黄昏和夜晚，母亲总会趴在窗口，痴痴地望着外面。我知道，母亲在想父亲。父亲在一个离城区很远的地方修行和写作。他与世隔绝地待了整整四年。

父亲走了。母亲承担了家里的一切，撑起了这个家。她起五更，睡半夜，为家庭奔波着。她不让父亲担忧，让父亲在那里安心创作。

父亲走了。这个房子空荡荡的，没有了往日的笑声，没有了往日的温暖，家一下子变得十分冷清。母亲忍受着孤独寂寞。但是母亲的意志十分坚强。她坚信，父亲一定会辉煌的。既然付出了，就一定会获得；既然耕耘了，就一定会丰收；既然努力了，就一定会成功。她全力支持自己的丈夫，再苦再累也不怕。她愿为丈夫付出一切。

母亲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但她以惊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克服了一切困难。说实在的，我真佩服她。她是个坚强的女性。

每到夜里，家里就冷清得可怕，静得可怕，没有一点温暖的气息，空气似乎也凝固了。可母亲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在父亲写《大漠祭》的几年里，母亲老了许多。在这期间，她就像慈母一样关怀着父亲。如果没有那份等待的煎熬，她至少比现在年轻许多。她做到了寻常女性做不到的一切。

父亲闭关的四年里，母亲仿佛老了十岁。

一个又一个黄昏，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剪影。

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整整一个星期无法退烧。从医院到家里，都是母亲一个人在跑。那几天夜里，母亲无法睡觉，她一遍遍用凉水浸透的毛巾放到我额头上帮我退烧。她没有告诉父亲，怕打扰他。可是，我无法忘记她被风吹乱的头发和一身的落寞。

现在，她开始照顾我，像当初照顾父亲一样。她帮我做完所有生活中的琐碎事，好让我有更多时间写作读书。她常说，用她的生命来节省我和父亲的生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做我们想做的事。她说这话时，总显得平淡与坚定。

有时候，当写作的灵感消失殆尽时，我总是很懊恼。每每这时，母亲就会说，能凌晨三点起床写作的孩子，怎么会没有出息？听到这句话，我心中所有的阴霾与懊恼都消失了。

每当我写东西时，家里就安静极了。母亲蹑手蹑脚地走路，轻声轻气地说话，生怕一不小心弄出的声响，会惊走我脆弱如水泡的灵感。母亲从不主动要求看我写的文章，我每次眉飞色舞地给她讲小说的构思与选材时，她回馈于我的，永远是满足的笑容和赞许的眼神。

支持完父亲支持我，不知不觉间，母亲老了，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她头顶的白发再也不躲躲闪闪，曾经羞涩的皱纹，现在也大大方方地爬满了她的额头。写到这里，我特别想哭，我不知道怎么去报答我的母亲，我只有好好写作。

提起父亲，我满是骄傲；提起母亲，我满是感恩。

为了写那部“大书”——我眼中，这大书，甚至也包括了父亲自己——父亲放弃了许多别人眼里的好机会。无论是升官还是发财，他都放弃了。同事笑他傻，亲戚干着急，年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支持父亲的选择，就像后来他支持我的选择一样。

父亲每天待在那个残破的关房里坐禅、读书、写作，一日、一月、一年……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去了父亲的关房。那是一间狭小的房子，里面仅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堆满了书。那屋子像山洞，很黑，很湿，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窗户，只有尺把大小的一个天窗。父亲戏称自己在“坐井观天”。房子的墙上挂着一幅字：“耐得寂寞真好汉，不遭人嫉是庸才。”

2000年10月，父亲的“大书”之一终于出版了，它就是《大漠祭》。这本书一时轰动了，除了书本身很优秀的原因外，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作者“十二年磨一剑”的精神。很多人非常吃惊，在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竟然有人用十二年时间去一遍又一遍地写一本书。可是我明白，父亲不仅仅在写一本书，他是在完成自己，一次次打碎，再一次次重建。他用一支笔重塑灵魂，完成了蜕变。

《大漠祭》出版后不久，父亲低价把书店盘了出去，还剩下上万册书。几位当官的朋友想帮他处理，父亲没答应，他全部捐给了农村的孩子。他又开始了闭关，他一边修行，一边开始《猎原》、《白虎关》、《西夏咒》的写作。

父亲用他半生的经历教会我一件事：选择。关于“选择”他曾告诉过我三点：一、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自己选择的；二、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三、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于这些，我坚信不疑。于是在高二那年，我选择写小说，选择退学。关于我退学这件事，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们或惋惜，或嘲讽，或不解，或责备。每个人都给我讲一大堆的道理，试图说服我。我微笑着摇头。见我无动于衷，他们把矛头转向父亲：你怎么能由着一个毛头小子做决定？他将来会怨你的！父亲并没有阻止我。他说，你选择好没有？选择好了，就去做。

其实，别人并不了解当时的情况。那一段日子，我每天三点起床写小说，然后六点去上学。因为马上要升入高三，学习压力很大。可是，我再也没有办法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我满心都是小说，每天沉浸在小说的氛围当中，并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小说而懊恼。一年时间在挣扎与茫然中匆匆流过，小说已写到高潮部分，可每天并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区区三个小时，一晃而过。我彷徨无措，身心疲惫，若干个夜晚无法入睡，眼睁睁等到凌晨三点的铃声响起。

要么写小说，要么上大学。

如果上大学，那么整个高三我就无法写作，我的小说将夭折。我很清楚，在特定的时间内，那种特定的感觉只会出现一次，它就像青春，一旦消逝，无法再次拥有。

我实在受不了这份煎熬和折磨，我选择退学。这个选择很艰难，它意味着我将失去很多机会。如果成为不了作家，以后连生存都成问题。但我想，不成功便成仁。可我宁愿贫困潦倒，也不愿追悔一生。我说，我要截断身后所有的退路，不回头，不转身，不倒退。

2006年6月29号的下午，我把退学申请递了上去。记得那天，阳光灿烂。

我的退学申请，是这样写的：

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我爱上了读书和写作，并且明白时间在飞快地流逝，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己会不会活到下一秒，我在跟死神赛跑。这并非钻牛角尖，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潜心读书，来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在学校我始终静不下心来。从去年6月开始，我每天早晨三点起床练笔，到六点去上学，而这远远不够，仅仅三个小时满足不了我的需要。更可怕的是在学校我已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体力不允许。所以在学校的近十几个小时里，我几乎浪费了大半时间。一个人一生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我奉行这个原则，我要对自己负责。这也是我选择退学的原因之一。

人生无非几十年，而精华的时间，能出成绩的时间也不过十几年，少一天是一天，我要集中精力做好我应该做的事，再不能苟且地活着，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尊重每一个有梦想的人，包括我自己。

当然我深知上大学的重要性，但现在的我，已经不能放下读书和写作。我选择了另一条小路，也许我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但我尊重自己，我会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对自己充满信心。这绝不是一个荒唐的决定，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

现在看来，只有在那个轻狂的年龄，才能写出这样轻狂的文字。

奇怪的是，退学后，我竟然无法写出一个字。那一段时间，我失魂落魄，如幽灵般游离于人群之外，感觉世界一下子离我好远。所有的声音消失了，所有的喧哗离我而去。我不再每日奔波于学校和家之间，不再琢磨抛物线和坐标的关系，不再幻想进入大学后会过怎样的生活。

我每天坐在电脑前，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在日记中，我这样写道：

退学后，一种莫名的空虚猛然袭击了我。我仿佛被抽去了脊椎，茫然中找不到自己，就连梦都昏沉得如泥石流。我整天游离于半睡半醒之间，头重脚轻地熬着时间……

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我终于知道“寂寞猛于虎”，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关房的墙上挂着“耐得寂寞真好汉，不遭人嫉是庸才”。

几个月后，我恢复正常，开始平心静气地写作，再次沉浸在小说中，并且每天疯癫地狂呼自己是天才。

其实，我很留恋曾经的校园生活，很向往自己不会再拥有的大学生活。我不止一次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学校，在操场上和同学打闹，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那种渴望，在梦中都能清晰地感觉到，甚至刻骨铭心。这些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讲过，包括我的父母，我倔强地走着自己选择的路，决不回头。

后来，很多人问我，放弃上大学你后悔吗？

我或许遗憾，但不后悔。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父亲无所好，唯爱书，且嗜书如命。

若有朋自远方来，进入我家必定会大声惊呼：这么多书！是的，触目所及，尽是书。我家有个习惯，为节省空间，总是以书为墙。除此之外，客厅、卧室、走廊、睡床，甚至厕所，都摞满了书。我家在武威有两层楼，每间房里，从地面到屋顶，都是书。现在，到东莞才两年，又是“满天满地”的书，按妈的话说，是“书满为患”了。

父亲爱书，真是爱到了骨子里。我刚学会翻书时，他便告诉我，每看一本新书，先要包好书皮，看前必先洗手，不得撕破，不得折叠，不得乱画。看完后，要放回原处。要敬畏每一本好书。

父亲每到一处地方，总先去找书店。所有他能打听到的书店都不放过，无论是规模庞大的书城，还是陋巷深处的书摊。我几次跟他到陌生的城市，他总能轻车熟路地找到书店，我很是纳闷，许多东西他视而不见，为啥找起书店来却如此轻车熟路？

我们全家去旅游，他宁愿放弃游览著名景点的机会，也要去书店淘宝。刚开始，我颇有微词，他见我不乐，哈哈一笑：景点，以后还可以看，好书错过就错过了。虽然我们每年都要外出旅行，但按妈的说法，我们的旅行，只是从这儿的书店，到那儿的书店。

父亲很大方，好多宝贝都随意送了朋友，唯有书，很少外借。我们一家还在住单身宿舍时，他便在书架上贴了张纸条：免开尊口，概不外借。早年，他也老给人借书，后来，那些人大多有借无还，更有不少人，只是借了书去装门面，其实并不读书，父亲便不给那些附庸风雅者借书了。后来，父亲买了很多专门用于送人的书，要是他觉得某本书和你有缘，他会毫不犹豫地送你。他送书不借书，有意思。

父亲看书很杂，什么领域的书都看。他看书，有自己的原则，其中有三条最主要：一、首先看今生里最值得看的书；二、书的内容，要充分吸收、消化，能够为我所用，切不可变成枷锁；三、看书时，不要一味去找书中的缺点和不足，要发现它的优点，学习它的长处，读书不是为了挑毛病，而是为了汲取营养。

父亲看书，只看一生里不读就会感到遗憾的那些书。他从不读死书，也没有变成书呆子。关于第三条，后来他也用到了与人交往上，他说眼睛是用来发现美的，发现优点的，不要刻意去搜寻别人的缺点和毛病，那样只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快或痛苦。他说，要像大海那样，不要管哪条河流里的泥沙多，你所做的就是拼命吸收营养，让自己大起来。

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我也爱上了读书。自小到大，我从不缺书读。上小学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童话名著我都读过了。当我的伙伴们还沉溺于游戏机时，我却遨游在美妙的童话世界里，如痴如醉：我曾在北欧的森林里与狼人战斗；或者为狐狸列那的狡猾赞叹；要么安静地听敏豪生吹牛；有时候也想拥有一只穿靴子的猫……我有很多个身份，每个童话里我都是主角。

提起童话书，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

十几年前，我们一家人刚进城，住在父亲的单身宿舍里。那时候，穿皮鞋是一件很洋气的事，母亲从未穿过皮鞋，一直都穿手工做的布鞋，父亲很想为母亲买双皮鞋。终于有一天，父亲拿到了一笔稿费，五十五块整。于是，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地上了街，去给母亲买皮鞋。一路上，我们都在讨论买什么颜色什么款式的皮鞋。走到广场时，父亲停下了脚步，这里有一家他常去的书店。父亲说，看看就走，很快的。

我们一家人进了书店，父亲去看社科书，母亲去看生活保健书，我则跑到了儿童专柜。马上，一套书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是一套连环画，叫《世界童话名著》，有八本，几乎包含了世界上大部分经典童话，最主要的是里面的画美轮美奂，我爱不释手。很快，父亲母亲也发现了这套书。父亲说，这是套好书。他一看价格，正好五十五块。父亲和母亲相视而笑。母亲说，还是穿布鞋好，穿皮鞋脚疼。

那天，我兴高采烈地抱回了那套书，只是心里隐隐觉得对不起母亲，不过这份歉意很快就被这套书带来的喜悦冲淡了。这套书我看了无数遍，是我最重要的宝贝，现在仍端端正正地摆在我的书架上。若干年后，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会把这套书送给他(她)，并且给他(她)讲一个童话书与皮鞋的故事。

这是一件小事，并不撕心裂肺，也不惊天动地，可我就是忘不了。

后来，家里开了书店，那段时间我看了大量的书。书架前，我或坐、或爬、或躺、或卧，看得昏天黑地，好多时候忘了写作业。父亲没有怪过我，他反而给老师打电话，说不要给我布置家庭作业。好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笑笑，他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后来上初中，我实在无法忍受无数次重复的学校作业，我父亲又给老师打电话，说不要给我布置学校作业。之后，他便开始有计划地安排我看书。我的同龄人，正在无数次地做同一道题目时，我却如饥似渴地读那些世界上最美妙的文字，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很幸运。

父亲爱书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我很少买书。因为我所有需要的书，都能从父亲的书架上找到。我想，我还是老老实实看书吧，至于逛书店买书的快感，都留给父亲吧！

父亲当老师时，每到假期，都要求“看校”——在学校值班。因为回家应酬多，浪费时间。

某次过年，父亲曾在学校宿舍门上贴过一副对联，上联：“哎，谁家放炮？”下联：“噢，他们过年！”横批：“与我无关。”

好多人把这副对联当作笑谈，我却知道这笑谈背后的坚守与艰辛。

家乡凉州是典型的西部小城，凉州人很有意思，特别知足常乐。凉州城城区很小，开车从城这头到城那头，不过十多分钟。就是这样一个小城，稍具规模的茶屋便数千家。除这外，一到夏天，公园、植物园满是人，这里到处是简易餐厅，人们坐在树荫下，要个大盘鸡，要两个凉菜，然后搬来两箱啤酒，要么划拳，要么打牌，要么聊天……步行街、广场边、大厦楼顶，但凡有人经过的宽敞地方，都摆满了啤酒摊、烧烤摊。若是家中遇事，不管大小，必要摆场，划拳声震天响，喝不到认不出爹妈，决不散场。

某年，央视的一档节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亚洲最大的露天赌场在哪里？答题者都往澳门选，谁知答案竟是甘肃凉州的东关植物园，因为这里可以容纳万人同时打麻将。凉州人知道后哈哈大笑：这算啥？不过冰山一角。

凉州人就是这样，爱知足，擅享乐。在这样的凉州人中间，父亲是个异类，甚至像个怪物。他从不酗酒打牌，也极少应酬。奶奶常说，你爹什么都好，就是不懂人情世故。奶奶嘴里的“人情世故”，是多走走亲戚，和很多人搞好关系，需要的时候也巴结一下领导。早些年，就搞关系而论，父亲并不成功。他性格耿直，不会察言观色，总惹领导生气。他也不善交际，朋友极少。在很多人眼里，他桀骜不驯，特立独行。

说到这里，有个小故事我记忆犹新。

很久之前，父亲在乡下教书，是个穷教师。后来，经过考试，被选拔到了城里的学校。那时候，他已蓄起胡须。办调动手续时，教委人事科的干部说，你要么剃掉胡子，要么原回乡下教书。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是，他真的原回乡下教书去了。有的人摇头，有的人嘲笑，有的人惋惜。那时候，乡下教师挤破头地往城里钻，唯他，为胡子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很多年之后，他在教育局工作，领导再让他在胡子和教委工作之间做个选择，他仍然选择留下胡子。幸好，他遇到了赏识他的教委主任蒲龙，才被留在教委。后来，蒲龙和其继任者没有安排他具体工作，他才有了出离闭关的多年。

前些年，我们一直在老家陪爷爷奶奶过年。一到老家，他便爬上热炕，看起书来。院子里，亲戚们喝酒、划拳、打麻将，虽很热闹，却根本影响不了他，他仍旧看书，一看看到大年初三，我们起身回城。

奶奶看到他这样，对我讲：“这个娃子小时候就这样，只要有书，吃饭、挑水、烧火时，书本也从不离手。”

从老家回来，父亲说，这几天我读了几本书，你呢？同样的时间你做了什么？

我赧然。

一年四季，我们家很安静，很少来客人，从不摆酒场。

小时候，我也不解。别人家总是很热闹，我们家永远那么冷清。那时候，我认为父亲孤僻而自傲。直到后来，他跟我算了一笔账，我才明白这一切的缘由。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父亲跟我说，我跟你做道算术题吧：假设人生七十年，睡觉占去三分之一；上学占去十六年；吃饭、喝水、上厕所每天算两个小时，这将近五六年；谈恋爱再占去几年；生孩子、教育孩子，为孩子上学、工作、结婚操心再占去几年；还有孝顺父母；看电视、上网；锻炼身体……

那个下午，父亲像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几小时、几天、几年，认认真真地加，仔仔细细地算。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人生是负数！我们假设一个人按部就班地做好所有事，七十年时间根本不够！

父亲用犀利的目光盯着我说，人的一生时间有限，如果你想成就什么事，就必须学会珍惜时间，必须学会舍弃，这样你才有足够的时间做你想做的事。我的脊背上、手心里全是汗，这道数学题算得让我惶恐不安。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是个“怪人”，为什么不去吃喝享乐，为什么我们家一直都很“冷清”。

我在记忆里搜寻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父亲浪费时间的一个画面。坐车时，他在看书；澡堂里泡澡时，他在看报；刷牙时，他上起下蹲锻炼身体；读书写作时，他都在持着宝瓶气修炼……他似乎从来没有单一地做啥事，这个发现让我惴惴不安，我似乎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后来，某电视台采访我：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说说你在父亲身上得到的收获是什么。

我说：最好的教育是以身作则，给孩子一个榜样。我父亲就是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他用他所有的行为告诉我，要想成为他那样的人，该怎么做！

后来，我开始享受家中的“冷清”。每天，玻璃窗中照进来明亮的阳光，铺在书架上，恬静而从容。

时间不曾走过，一切好像停止了。

人常说，奇人必有异貌。父亲算不算“奇人”，我不敢肯定，但绝对有“异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说父亲隆眉深目，像极了外国人。关于父亲的相貌，我很纳闷，我们祖辈皆相貌平平，现在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也都长得四平八稳。唯独他，“豹头环眼急性人，虎须钢髯黑煞神”。

见过父亲的人，几乎都感叹他的相貌，尤其那一脸胡子和眉间的朱砂痣。有人曾说：看胡子，雪漠像个魔王，再看眉间的痣，他又像个佛陀。父亲听完，哈哈大笑：雪漠非魔也非佛，不过是个疯老汉。

但是，我们一家信仰佛教，可不是因为父亲额头的朱砂痣。

按奶奶的说法，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信佛，但他并不是个时时把“阿弥陀佛”挂在嘴边的人。后来，整理父亲的日记时，我才知道他十七岁时就已经拜了松涛寺的吴乃旦师父为师。我小的时候，他常给我讲佛教故事，告诉我不要踩蚂蚁和虫子，不要骗人，要多帮助人，将来做个好人。

老家有个金刚亥母洞。父亲说，这是个天下闻名、却不为凉州人所知的地方。小时候，我们一家常去那里。那时，那个神秘的洞穴还未封起来，里面黑糊糊的。洞里上下左右有很多大小不一且扭曲不平的通道。每次，我们一家和看洞的老乔爷一待就是很久。父亲摸着洞壁上如水晶般璀璨的矿物体说：这是个伟大的存在！伴随金刚亥母洞的，还有张屠夫和五个女孩的故事。这故事口耳相传，从西夏一直流传到今天。党项民族早已蒙上面纱，隐进了历史的迷雾。而亥母洞和这个故事，却仍然讲述着那段特殊的因缘。后来，它走进了父亲的小说《西夏咒》。

七岁那年，在父亲的教导下，我开始似模似样地修行，每天做大礼拜、诵《百字明》。凌晨五点，世界万籁俱寂，我默默持诵着传承了千年的梵音，安静地听着晦涩难懂的经文。我不知道这些行为是否增长了我的智慧，但它确实柔软了我的心。我开始痛恨自己之前揪了蜜蜂的翅膀，开始阻止拿弹弓打麻雀的伙伴，开始在乞讨者的碗里放上自己的零花钱……后来，我慢慢明白，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学会了敬畏和感恩。虽然那时我还没有背会一段经文，没有认清不同佛像的特征，但却足已影响我的一生。

不久之后，我们一家去五台山朝圣。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朝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早晨出发，黄昏归来，朝拜了五台山的每一座山峰。那段记忆里，除了庙宇和山路，就是我们在不停地走。有时候，为了去一个隐在青山皱折中的寺院，一天要走几十公里。

那段日子，我们朝拜了五台山所有的寺院，跪拜了所有的佛像，转动了所有的经轮，绕行了所有的佛塔，留下了所有向往的脚印，用所有的虔诚感受那里一草一木的气息。

父亲后来说，那段日子，他在五台山发的大愿，后来都实现了。

那些日子是宁静而幸福的，抛开身后所有俗世的繁杂，在一条条小道中，在一次次寻觅中，品味心灵的简单和干净，每一片天空为你湛蓝，每一缕山风为你清澈，每一棵大树为你苍劲，每一座寺庙等你赴约。

走啊走，从前世一直走到来生！

我跟着父亲朝拜了很多圣地，像拉卜楞寺、塔尔寺、夏琼寺、香匈寺……几乎每一个所在，都成为我心中的净土。

我们家最近的一次朝圣，是去西藏。

这是个让我魂牵梦萦，却不敢触碰的地方。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水晶店的老板这样说：“因为麦加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希望，使我能够忍受平庸的岁月，忍受橱柜里那些不会说话的水晶，忍受那间糟糕透顶的餐厅里的午饭和晚饭，我害怕实现我的梦想，实现之后，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所以我宁愿只保留一个梦想。”

对于西藏，我也有这种感觉。生怕自己会失望，会破坏我营造已久的梦境。我心中的西藏只属于我，只是我的圣地，与别人无关，与外界无关，甚至与真实的西藏无关。

但我还是决定去朝圣，这世界不缺梦想家，缺的是用行为去敬畏、实践真理的人。况且，很多风景需要你亲自去抚摸，才能感受到它的灵魂。

于是，雪山、佛殿、圣湖如赴约的故人，裹挟着浩然之气，走入我的生命。

朝圣归来，我忽然意识到朝圣的目的地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朝圣的心，然后用朝圣的行为去净化自己的灵魂。后来，父亲说，了义地看来，他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在朝圣。

再后来，看《历代高僧大德传》，里面的许多高僧大德或为弘法、或为取经，都跋山涉水过。我想，这份跋涉，也许是修行的一部分吧。

流年似水，世事变迁。长大后的我，对于佛法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当初的懵懂，转化成清醒的向往。我特别喜欢父亲的一句话：“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我曾用两年时间整理《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等书中的文字。它们是父亲平时谈话的录音，曾向我讲授佛教传承了千年的智慧，并解决了我心中关于死亡和生命的所有问题。仿佛是一个回头的瞬间，眼前豁然开朗，我看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

我接下来要走的路，更加清晰和坚定。我想起了朝圣时的情景，迢迢、崎岖的山路尽头，是迎风微笑的庙宇。

我和父亲一共经历过几次重要的死亡。经历这些死亡，每一次都让我觉得筋疲力尽。它们仿佛是黑夜背后的狞笑，是地缝深处的绳索，是灼人心肺的烈火，让我惶恐不安，让我经受撕裂般的绝望。

第一次在我生命中留下死亡印记的，是二叔——那个二十七岁便被黄土掩埋的年轻男人。他叫陈开禄。他留给我的，仅仅是几个片段，我甚至想不起他完整做过的一件事。他的存在，就像是一场被人中途惊醒的梦。

关于二叔，我最早最清晰的记忆，是他得病之后。那时，肝癌晚期的他手术失败，于是回到家中。他躺在炕上，一脸蜡黄，肚子高高鼓起。我站在刚进门的角落，远远地看着他，不敢亲近。他向我摆摆手，要我过去。我摇摇头，因为我被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着。我看到所有人提及二叔的病时，眼神中都流露出灭顶之灾般的惶恐，到后来谁都不愿提起，这仿佛是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哪怕用手指轻轻触碰，也会释放出让人战栗不止的痛。看到我不过去，二叔眼中的光一下黯淡了，我看得出他很失落。想起这个片段，我就很难受，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原谅自己的这个举动，我不明白，一个五岁的孩子，为何这般冷漠。

再看到他，已是阴阳相隔。

在一篇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早晨，幼儿园干净的窗玻璃上出现了妈妈悲伤的脸，她和老师说了几句话，然后老师转过身说：陈长风，收拾一下书包，跟你妈妈回家。

刚一进门，一院子的哭声。我被吓懵了，怔在原地，久久回不过神。那些原本在我看来很高大坚强的大人们，竟哭得如此悲伤，我被震惊了。后来，二叔入殓时，我看见了他铁青的脸。那张脸从此烙进了我的灵魂。

现在想起来，那时对我震撼最大的，并不是二叔死亡本身，而是人们在他死亡之后的表现，准确地说，是父亲和奶奶的表现。

父亲陪二叔走过了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他眼睁睁看着一个强壮的男人如何被黄土掩埋。他脸上的悲怆，深深刺痛了我的心，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二叔发丧那天，他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写了一篇很长的悼文。

二叔的英年早逝，直接改变了父亲的人生。此后的若干年里，他开始思考死亡，并且在他的卧室里摆上一个死人头骨，时时提醒他生命的易逝。他曾指着那个头骨对我说：他（她）曾经或许很有才华，或许富甲一方，或许英俊潇洒，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死神追上他（她）之前，他（她）有没有做完自己该做的事。

如果说父亲的表现让我惊慌，那么奶奶的表现则让我恐惧。

我曾这样写：

二叔入土的前一天夜里，风很大。道士拿着钉子，开始在院子里钉棺。这时本来早已瘫软的奶奶，突然像一阵风，刮到了棺材上，她拼命想打开棺材，要见二叔一面。众人费力地把她抬进了屋，她的指甲抠在棺材上，留下了深深的印。

之后的几个夜，绝望而漫长。奶奶凄厉的嚎叫一直没有断，这嚎哭幻化成生命所有的绝望和无奈，游荡在黑暗的荒原上。

那几天，我没敢进奶奶的屋子，更不敢看奶奶的脸。我站在熙熙攘攘的院子里，她沙哑的嘶叫从窗户里传出，混进了嘈杂的唢呐声中，变成一把锥子，一下又一下攮着我的心。

院子里虽满是人，却渗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荒凉。我身体的某个地方总隐隐作痛，仿佛有个虽不流血却很深的伤口。我不记得那时的天气怎么样，可印象里是满天黄土，太阳昏黄暗淡，空中刮着冷冷的风，无论穿多厚的衣服，也总有一种彻骨的寒冷。

次日，我随父母去攒坟，在一锨锨黄土的飞扬中，我知道了这就是每个生命的终点，无论你怎样努力，都躲避不了。

如果二叔的离开，让我对死亡有了第一次印象。吴师父的逝世，则是我最近距离地感受死亡。

吴师父原名吴乃旦，是凉州松涛寺的住持。父亲依止他二十多年，并从他那里承接了许多珍贵的香巴噶举教法。我小时候常去寺里玩，他也会时不时教我一些东西。

以前的松涛寺，徒有寺的虚名，只有几间土坯房。听父亲说，大殿与佛像早在“文革”时就被摧毁了。于是，吴师父最大的心愿，便是把松涛寺重建起来。

吴师父的师父，人称“石和尚”，是凉州有名的武术家，功夫高强，很是厉害。他是父亲小说《西夏咒》中“久爷爷”的生活原型，也是《西夏的苍狼》中“石和尚”的生活原型。直到今日，关于他武艺的神奇传说，仍被凉州街头的老人们津津乐道。十八岁那年，崇尚武术的我，拜了凉州一位有名的拳师，于是听到了很多关于石和尚的故事。按理来说，吴师父应该也是位功夫高手，因为他是石和尚唯一的徒弟。可事实与此相反，对于功夫，吴师父一窍不通，倒不是因为石和尚小气，而是因为吴师父认为学武没有意义，不究竟，空耗生命。为此，我惋惜了很长一段时间。

为了修寺，吴师父常年只就着开水吃晾干的馒头。这些馒头是每逢初一十五，信众供给寺里的。

在吴师父快七十岁的时候，松涛寺终于初具规模。

吴师父示寂前，我们一家去看望他。

松涛寺里依然宁静，大殿空荡而寂寥，灌满了参禅的风。佛像前的地上，仍放着那个被坐破的蒲团。院子里的百年松树，遒劲有力，浩然沧桑。它们看透了人世的悲欢离合，早淡然成了面壁的达摩。

吴师父把所有的钱用来修寺了，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是古稀老人，更没有注意到自己营养不良的身体。他真正做到了无我。

回家的路上，父亲告诉我，人的价值就是他行为的总和，吴师父是位了不起的高僧。

一周后，在松涛寺里，吴师父永远睡着了。他修起来的每一座殿、每一堵墙、每一级台阶都静静地陪着他，并述说着他的伟大。

吴师父荼毗那日，我和父亲早早来到现场。天还未完全放亮，下着蒙蒙小雨。以前我以为荼毗场所应该很阴森，没想到却异常寂静，竟有种身在庙宇的感觉。

天亮时分，其他寺院里的师父们来做法事，法器声、诵经声、哭泣声混成一片，一一融入了我心中的空灵。

法事完毕，开始荼毗。

荼毗炉上有个小口，可以看见炉内的情景。父亲让我站在那个小口前，看一个生命的归宿。

这让我明白生命是个玩笑，被神肆意戏弄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