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漠祭》到《白虎关》

第一节 生与死的一行列

朱墨（复旦大学文学硕士）

虽然谢有顺认为贾平凹的字里面有“一种拙朴的味”，但与著作等身、才华横溢的贾平凹相比，雪漠身上所体现的，恰恰也是一种“拙”。这并不是说雪漠的作品才气不足，相反，他的笔墨中饱含着奇异的灵动。有时候，一些刻意表露的构思，比如《白虎关》用民歌“花儿”的唱词作为每一章的标题，“花儿”和正文却没有产生化合作用，效果并不如意。这也就是为什么雪漠在《大漠祭》之后的每一部作品都试图有所突破，但都未能超越《大漠祭》的高度。雪漠的“拙”，指的是他抒写乡村的态度:用双腿丈量凉州的_[地，采访了数以百计的农民、猎人、牧民，十多年来如苦修一般地练笔……这一切不禁一让人联想起福楼拜当年创作《萨朗波》时的情景。一八五八年他特意到北非迎太基旧址去旅行，实地考察每一个事件发生的场景，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史料，然后躲在克鲁瓦塞的楼房里用五年事件雕琢出这部现实主义的历史大作。

但比起福楼拜的《萨朗波》，《大漠祭》系列倾注了作者本人全部的青春和热血。一位25岁时以中篇《长烟落日处》出道文坛的小说家，直到三十七岁才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漠祭》，雪漠的“拙”令人肃然起敬。自二十五岁动笔创作《大漠祭》始，至四十五岁《白虎关》定稿，这位质朴的凉州汉子守候在贫清的乡土，将风华飞扬的年岁凝固成胡杨不死不朽的根，执拗地扎进了腾格里的万顷黄沙，沥干了血泪，雕塑成老顺一家人的悲喜死生。《大漠祭》后记的结尾，雪漠曾经发下宏愿:“今生，只允许我的心灵超越时空，而身体，就划地为牢了。”七年以后，他在《白虎关》的后记里如是说道:

“这二十年，从表面看来，我只写了一家农民。其实，它更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不管我写得有没有价值，但至少做到了一点:我奉献了黄金生命段里的全部真诚。”

纵使耗费二十载青春，写活了一家农民，即是写活了一个时代。在雪漠体内满腔涌动的，正是这片纯真得令观者动容的赤子情怀。情深至此，无论是怀乡病，抑或是地之子，这些自五四以来日久弥新的时髦词眼，似乎都无法燃烧出雪漠心怀的那份对乡土兴衰、对百姓死生的炽热与光亮。

或许，正像是《郴江幸自绕郴江》的文末，叶兆言的那句道破天机的结语:

“换句话说，当代文学如果不够繁华，是否与太多的聪明和才华有关。”雪漠心中的这片“划地为牢的“拙”，终让许多读者感受到了那份自腾格里沙漠而来的裹挟着尘埃与风沙的厚重温热。一个之前籍籍无名的西部业余作家，《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三部作品都曾经登上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这就是读者对雪漠最大的肯定。

《大漠祭》(2000)、《猎原》(2003)和《白虎关》(2008)这三部前后相连的长篇小说，以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沙湾村为背景，以农民陈顺一家为中心，真实地描绘了一个西部村庄的日常生活，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死悲喜。三部长篇小说构成了“老顺”系列的沙湾村三部曲，也几乎概括了雪漠二十多年来全部的文学生活。其间零散地发表于《上海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的中篇小说，如《豺狗子》、《美丽》、《莹儿的轮回》，也是脱胎于这三部小说的精彩部分。尽管最近两年雪漠的创作转而呈现出高产的趋势，接连推出《西夏咒》(2010)和《西夏的苍狼》(2011)，就题材和艺术手法而言亦是大幅度的文学转向。可是归根结底，三部曲仍是雪漠小说的奠基之作。以至于在最新的这两部作品中，透过时空的变换藏闪，我们仍然能看出沙湾村的影子，能体会到冥冥之中启示着灵官、莹儿的那种被称之为西部精神的存在。

自《大漠祭》起，雪漠的题旨就一直围绕着“生存”二字。沙湾村的农民，纵使有老顺和孟八这样上可驯鹰下能猎狐的能人，他们的生活还是被浩瀚的腾格里沙漠所局囿。除了偶尔露一回身手，每日的生计仍是打黄柴，吃山芋米拌面，抽旱烟；一样要履行对国家的义务:缴公粮，交地税，执行计划生育。同其它地域的农村不同，沙湾村的人们活得是如此艰辛，却又如此豁达。自然条件是如此的恶劣，沙漠侵蚀着农田，牧民们赖以生存的水井也再也流淌不出清泉，鼠患虫灾狼祸甚至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另一方面，农村的经济日益凋敝，无论放牧还是耕作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农民身背沉重的税负，还要遭受粮站工作人员的苛难。城市永远都对他们板着那副冰冷俏丽的脸，甚至漠视生命所应享有的平等一一老顺的长子憨头，打理猪肚井的豁子，他们的疾患、病痛乃至死亡，甚至连医务人员的一丝同情都没能博得。《大漠祭》结尾，沙湾村的众人为憨头送葬的景象，很像是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中老魏出殡的那一幕:

“这穷苦的生与死的一行列，在许多人看来，还不如人力车上妓女所带的花绫结更光耀些。自然，他们都是每天每夜罩在灰色的暗幕之下，即使死后仍然是用白的不光华的粗木匣子装起，或用粗绳打成的苇席。不但这样，他们的肚腹，只是用坚硬粗糙的食物渣滓磨成的；他们的皮肤，只是用冻僵的血与冷透的汗编成的！他们的思想呢，只有在黎明时望见苍白的朝光，到黄昏时穿过茫茫的烟网。他们在街上穿行着，自然也会有深深的感触，他们或以为是类共有的夯运？他们却没曾知道已被‘命运’逐出宇宙之外了。”

从《大漠祭》到《白虎关》，雪漠所描绘的沙湾村的民众的生活，虽然不似王统照笔下的那般狰狞凄厉，但是那一句“只有在黎明时望见苍白的朝光，到黄昏时穿过茫茫的烟网”，却洞悉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从出生就注定要肩荷的命运的沉重—即使是高奏着西部大开发的凯歌的当下，这份沉重依然穿透了层层文本，扑面袭来，令人窒息。画面定格:《大漠祭》的最后，老顺一家和孟八爷、黑皮子老道、北柱等一干穷乡亲，扛着憨头的棺材趋向墓地；《猎原》里纵横了大半辈子的猎人张五，用猎枪保下的畜牧业，却把家乡变成了不毛的荒山，临死前都只能吃长了白霉的去年的浆水菜；《白虎关》中被困井下的猛子，在命悬一线的生死关头，终于彻悟，然而几分钟前还刁钻着脸的锨家，却己经化作身边的脑浆肉泥。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无论是病故、矿难抑或戕人与自戕，无论终日浑浑噩噩或是偶尔灵光一现，沙湾村的芸芸众生，皆无法逃脱这“生与死的一行列”。飞扬跋扈如大头，儿女却惨遭王秃头同归于尽的屠戮；不可一世如双福，最终也落得身败名裂深陷囹圄。莹莹历经沙漠和盐场上的劫难，可仍在被逼改嫁的新婚之夜吞鸦片自尽；月儿在爱情的鼓励下苦苦求生，却在病魔突破最后防线的一刻，选择用涅槃将美丽定格。

沙湾村的岁月被苍哑的漠风吹皱在了腾格里的浩瀚沙海，耕地缩小、仿佛是不经意地上演的这一幕幕悲喜死生、爱别离苦，牵动着这个小世界里全部情感的跌宕起伏。这一桩桩悲剧，看似是极端的个案，但推动它们的，却是名为时代的不可忤逆的巨力。譬如，酿成兰兰和莹儿这对姑嫂终身不幸的，实际上是在西部农村沿袭已久的换亲制度。但若非换亲，两个同样贫苦的家庭又如何负担得起高昂的聘礼？再如月儿的性病，也是受了城里老板的诱骗才被传染上的。月儿为县城捎去了美妙的歌声和纯真的容颜，孰料她朝夕渴慕的都市生活，不仅击碎了她的青春美梦，更给她带去了抹不掉的病痛与耻辱。这种不可忤逆的力量，在《白虎关》里终于露出了狰容，就连老顺和猛子这样不开窍的人，都隐约觉察到问题似乎出自正在变得和市镇一样的白虎关—那里仿佛是从沙湾村通向地狱的入口。然而，就算有所觉悟，沙湾村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挣脱这巨力的操纵。男人们不是当起了掌柜就是做了沙娃，女孩们抹上了脂粉，在按摩店门口明媚地笑着。兰兰向宗教寻求对虚无的人生的解答，出走的灵官在莹儿的心里蹈出一个又一个的梦，却走不出宿命的轮回—《西夏咒》里的琼，不正是穿梭着不同的时空额灵宫么。

不过，对于这裹挟了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的命运，雪漠还是借由老顺之口，给出了他的答案:

“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

老顺是一个相信报应的人，《大漠祭》开篇就写过他梦见千万只兔子张着血口向他扑来，而老顺相信这是死在他手里的兔子的索命。正因为相信报应，所以老顺觉得只要活着，就一定要接受老天安排的命运。这种接受，既包括了对命运安排的顺从，又包含着深藏在这顺从之下的倔强—无论命运给你什么，你都不能被这意外所压垮。承受即是最好的反抗，在看似任由命运摆布的“生与死的一行列”间，老顺的生存哲学，凝结着千百年来通过土地代代传承的坚韧与智慧。

余华在谈到《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过:“作为一个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相互感激，也同时相互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埋怨对方。”可以说，这是对于命运最好的注解，也是生动地诠释了老顺的至理名言。人一旦脱离了土地的羁绊，进入了优越的环境，大抵因为可以任性地予取予求，便多半不再信命了。然而，命运这个词语，至今在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里充满着力量，也正是因为在我们辽阔的幅员之上，仍有数亿同胞生活在与土地、与命运唇亡齿寒、生死与共的契约之中。老猎手孟八爷无疑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为了生计，他猎杀，却又从不为了多赚一张皮子钱而滥杀。他懂得狐子若是打得多了，便会绝迹。在他眼中，沙漠就是他的银行，唯有必须的时候，才去取些生活的成本—猎手和猎物仿佛通过土地达成了一种谅解。甚至在《猎原》的最后，孟八通过谢猎神的仪式，结束了自己的猎手生涯。又如王秃子酿成惨案之后，面对火化之后凶手与被害者缠作一团的尸骨，老顺想:“要是王秃子知道骨头会拥袍，还杀人不。”看似是随意而发的感慨，却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宗教体悟。王秃子从一个备受欺凌的弱势农民，到一个举刀戕人的暴徒，他的行为看上去像是反抗，但实际上却只是绝望之下的自暴自弃—老顺的承受，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抵抗，他是将那坦然的“受”，当作向老天示威的武器。

要想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沙湾镇“活着”，首先必须学会的就是“忍受”。有时，是忍受自然的残酷。譬如占了全书很大篇幅的兰兰与莹儿在沙漠中与豺狗子的惊心动魄的对峙。面对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的群兽，这种对峙与其说是搏杀取命，毋宁说是对人的各方面忍受能力的考验。有时，又是忍受人与人之间的欺凌与社会的不公。有时是忍受病痛，有时是忍受贫穷以及因贫穷而沦丧的自由—然而最困难的，便是忍受物欲的诱惑。自白虎关上掘出第一块金子以后，人心即再难以安于贫穷。铁面无私的商品经济蚕食着这片未经开化的上地，也蚕食着人们原本平静安详的心灵。连雪漠自己都预感到了农业文明终将从这片土地上消亡的命运:于是就有了卷首的题记:“当一个时代随风而逝时，我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屑。”具体来说，就是真实地记录下老顺一家、记录下行走在沙湾村的“生与死的一行列”的生活的姿态，记录下他们是如何忍受着命运，又如何通过不屈的活着，向老天展示人类的坚忍和高贵。

雪漠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在西部，人们认为生命仅仅是个过程，如何死比如何活着更重要。”这种看待生命的态度，投射在《白虎关》中，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了莹儿和月儿的自杀上。关于两个女人的自杀，也有学者从文本的内在逻辑和情感流脉的角度讨论了如此安排的必要性。其实不必争论月儿的杨梅大疮是否可以治愈，也不必叹息为何受尽这么多磨难，莹儿却没有选择再忍受一次。在她们的生命最黯淡的时刻，将她们的生命之火以另一种方式绚烂燃烧的，恰恰是死亡本身。唯有死亡，才能保全她们最珍贵的东西不被恶浊的世俗屠户沾污，不被蔓延的肮脏病毒摧毁，才能在这个命运倾轧的时代里留存下身为女人的最后的尊严。

如果把视野放得再宽一些，其实还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白虎关》中描写了两个自杀的农村妇女，再加上自杀未遂的花球媳妇，对于现实当下最重要的意义，恰恰是反映了中国农村妇女(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自杀倾向这一严峻的问题。

在中国人的自杀问题上，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做出了严肃而深刻的探究。“截止1999年，中国的自杀率已经达到十万分之二十三(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了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最耐人寻味的并不是这么高的自杀率，而是中国自杀的特殊模式:“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妇女自杀，那么多农村人口自杀，那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自杀，而不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集中在男性、城市、中年人? ……而现代社会中年轻的农村妇女自杀，这是使涂尔干的自杀理论，甚至他的整个关于现代性的判断，都有些手足无措的现象。”吴飞认为，中国的文化中缺少涂尔干和莫宁格那样的自杀学，自杀本身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像西方那样成为论争的焦点，不过，中国农家女的自杀问题，已经渐渐引起海内外学界、媒体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

追溯到1919年的深秋，当长沙妇女赵五贞在花轿中自刎之后，所激发的社会之反响，并不比八年后王国维的投湖逊色多少—青年毛泽东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内，竟接连在湖南《大公报》、《女届钟》等报章杂志上发表了《论赵女士自杀事》、《改革婚制的一个先决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等九篇文章，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旧道德、旧礼教。无怪《白虎关》中莹儿和月儿的死，能成为雪漠作品研讨会上让许多学者颇感兴趣的话题。在中国，妇女的自杀是管窥社会问题的窗口。回归作品本身，莹儿、月儿包括花球女人的自杀，反映出的是西部地区妇女地位的低下。女儿生下来往往就注定是她们兄弟娶媳妇的筹码，没有自由争取爱情的权利，甚至在丈夫去世之后仍需履行身为筹码的职责，或是许配丈夫的弟弟，或是被父母当作货品一样再次出卖。在婚姻中，妇女成为男人的附庸和私有财产，丈夫可以肆意谩骂殴打妻子，谚语中也有“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一说。究其成因，这种民俗或许正体现了千百年来的游牧民族对汉文化圈的渗透，例如在这些部落里娶妻确实有兄终弟及的传统。

与《大漠祭》、《白虎关》这两部全景式描绘乡村生活场景的作品不同，三部曲中的《猎原》，更像是一篇同时承启前作与后作的外传。三部小说中，《猎原》最为深刻地揭露了甘肃凉州腾格里沙漠周遭的生存现实:自然界的因果循环，生态链的断裂与环境的恶化，牧民和偷猎者之间的矛盾与仇杀，人与自然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却又逃不开唇亡齿寒的命运。

诚然，较之贾平凹的《秦腔》，《大漠祭》系列算不上是伟大的作品，就艺术成就而言，雪漠也没有达到贾平凹圆融贯通的境界。但是，从《长烟落日处》到《大漠祭》，再到《猎原》和《白虎关》，二十年的创作见证了雪漠在文学领域内的日渐成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二十年的创作中，雪漠始终保持着那份大悲悯和大同情:

“《大漠祭》中没有中心事件，没有重大题材，没有伟大人物，没有崇高思想，只有一群艰辛生活着的农民。他们老实，愚蠢，狡猾，憨厚，可爱又可怜。我对他们有许多情绪，但惟独没有的就是‘恨’。对他们，我只‘哀其不幸’，而从不‘怒其不争’。”

这种悲悯与同情始终加护着雪漠的创作。雪漠为沙湾村的众生塑了栩栩如生的群像，将农民真实的生存现状全景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既非为了揭露他们的愚味可悲，也不是要将他们的苦痛如炫耀一般地暴露于光天化日，而是要通过这样一种大气浑然的叙述，向我们平实地诉说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挣扎着的“生与死的一行列”，从这一点上说，雪漠的小说堪称是西部乡村生活的忠实绘卷。以三部长篇小说百万字的总篇幅，这样的绘卷在中国西部文学史上也足以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节选朱墨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