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的现代性——论雪漠小说（四）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结语：宗教经验的必要性

总之，雪漠以他西部生活的艰难困苦作底，以他对佛教世界的感悟为引导，以他自撰的“宿命通”（灵知）为装置，他的小说跨进一个异质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并非玄幻的异托邦，而是就在这个世界，就和西部的生活相连，就和我们心灵相通。雪漠的写作一方面有极为平实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却也多有玄奥神秘的各种说辞，相较于内地小说，雪漠的写作可谓是严重越界，他不是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激进实验的怂恿；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灵修的感悟，并且完全融合进他的文字。他对文字有虔敬之心，他想让它们通灵，他的文字或许就处在“宿命通”的境界。毋庸讳言，雪漠的小说多有反常的和极端的描写，他的《西夏咒》和《野狐岭》就随处可见。雪漠对肉体的伤痛、对心灵的破碎、对人类的绝境、对人鬼神的混淆、对命运的无常等等，都形成了一整套的表述，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又令人震惊。

雪漠也是在神性关怀名下来写作，故而他的写作经常会有反常和越界冒犯。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像雪漠这样有宗教修炼的作家屈指可数，雪漠坚持灵修几十年，不只是他的宣讲的“大手印”，其他的宗教他也有研究 。他出版的《大手印实修心髓》是一本颇有影响的书。尽管他表示他对宗教还保持着某种警醒，但他确实有相当执著而深厚的宗教情怀。

早些年，雪漠在《白虎关》的后记中曾经表述过他“一直进行在‘朝圣’途中”，他“在向往一种精神并净化自己，这也许是真正的朝圣”。他说，“我生命中汹涌的激情就源自那里” 。后来他在又在《西夏咒》的后记里再次强调过，可见这是他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的表达。雪漠关于宗教态度的表述，并非只是口头表述，他的作品文本中也大量写到宗教生活，在《西夏咒》中，关于雪羽儿和她妈妈的故事实际上是宗教故事，琼、阿甲和吴和尚代表宗教生活同样写得相当充分，以阿甲的角度叙述的《诅咒实录》则带有密宗与魔幻结合的意味。《西夏咒》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就是把宗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宗教传说、地域秘闻与拉美的魔幻结合的手法，故而它的艺术表现十分另类。这里面，宗教意识是它叙事的底蕴，也是它能走得很远，能够僭越的内在动力。

雪漠在宗教方面所投入的关注，并非只是一种专业爱好，而是来自他的生存现实，更具体地说，是他对死亡经验的感悟。雪漠在《狼祸》的“序”里写到他生在西部农村，那里的生活“是能感受死亡”，“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声、发丧的唢呐声、号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信息……”。当然最让雪漠内心触动的是他弟弟的死亡：“弟弟的死，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我的人生观，并改善了我的生存质量。掩埋了弟弟不久，我的卧室里就多了个死人头骨，以充当警枕。它时时向我叫喊‘死亡！死亡！’……”

个人直接经验在文学写作中可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管我们如何强调文学的虚构能力和天分才华，直接经验给予的那种与生命融合一体的创作源泉，将是文学作品内在精神的底蕴。宗教肯定是一种最为内在深邃的思想情感，而这一点正是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最为缺乏的。尽管这些年佛与道在文学作品偶有表现，但总体上还是十分薄弱。我们也并非说宗教经验必不可少，但对于一种文学来说，太缺乏宗教情怀肯定是一个缺憾。中国作家最热衷于说道俄罗斯作家如何有思想，俄罗斯文学如何情怀博大，但恰恰忽略了一点，俄罗斯文学的那种宗教精神是我们从未认真对待的。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作家，宗教情绪构成了他们写作的根本底蕴。到了苏联时代，旧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情绪也被作为消极思想扫荡一空，而中国现代文学左翼传统基本上是承继了前苏联的激进革命思想。当这一激进传统面临调整后，中国文学实际上出现了思想空缺，用什么填补呢？哲学没有现成的，宗教本来就荒疏，这是中国文学要建立起自己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内在性的困难所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人文理念是一个重要方面，如何使之获得更为深刻的思想性，可能需要一定的宗教情怀作底蕴。雪漠总算是做出他的一些努力，他的探索固然还多有可商榷之处，但他能够沉浸于他书写的那种生命状态中，在于他拥有宗教情怀并有勇气越界，有那种神灵附体般的书写，才有对那种抵达精神超越性状态的书写。雪漠的写作经验也确实让人感悟甚多，汉语小说在今天还有雪漠这样的执著的作家，他是一个有着灵修经验的作家，佛教讲究不执，当年他对文学是那么的执著，或许灵修之后，他会放下不少，但对于文学雪漠始终不渝，坚持执著——他的文学与他的宗教汇通一体。汉语文学今天要超越旧有套路显得何其困难！要走出自己的当代道路又需要何等的执著！这是雪漠作为一个作家的境遇（想想谁能多年来在卧室放着死人头骨呢？），也折射出中国文学另辟蹊径的当代境遇。

2017年7月16日改定

——《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1期总第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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