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孔子：两种教育的源头

西方的教育传统与中国的教育传统的差别，其实早在柏拉图对话录的苏格拉底与《论语》里的孔子那里早就奠定了基调。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与孔子的语录就是最好的标志。

没有听说苏格拉底读过什么经典名著，但学生一旦沾上了他，就不得不在他的不断追问下开始思考，不得不开动脑筋共同追索问题的根源，环环相扣，永无终止。这种对话方式也促使后人对前人思索的问题跃跃欲试，对前人未尽的思索代代相传，不断深入、递进、超越。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经验和智慧都得到创造性的激发，每个人也都获得思考和言说的权利。而在《论语》中，更多的是孔子以布道的形式宣告某种规则，以终审法官的口吻来公布某个结论，而没有呈现思辨的过程，也没有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更没有留给后人可以继续探索的问题，只是留下了可供后人反复背诵的格言警句。

在苏格拉底那里，教育就是对话、探讨，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与对未知领域的浓厚兴趣。即使强调阅读经典，也只是为提出或者解决问题而来的，而不是像农民的仓库里的粮食那样仅仅用来储备的。这种教育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学生好奇的天性，赋予学习中的创造性快乐。学生在这种方式的指导下，学会发现、思考和探究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具有极强的迁移能力，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生根发芽。一种不会培养学生问题意识与探究意识的教育，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创造力的。不被理解吸纳的知识，会妨碍正常思考。儿童的见解总是不同于成年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还没有被知识过多填充。思维能力、思考方法，想像力与创造力是在记忆不是太多的地方才能够闪现。读书是为了促进思考，而不是为了记住而记住。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爱因斯坦的警告：只有将课堂上所学的东西完全忘记之后，剩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

在我们的传统中，这样的教育恐怕会被责问：“你究竟是在让孩子干嘛？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而且弄了半天，连个标准答案都没有。”我们总是害怕不能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总感觉如果学生没有记住与背诵出一些什么东西，那么教育就是空白的。中国古代的私塾几乎只有一种教育方式——捧来“四书”“五经”让学生不加理解地反复背诵，甚至要求倒背如流。这样，教育才算是有了成效，大家才放心。背诵与记忆虽然容易检验出“成果”，但是却很容易伤害学生的其他兴趣与爱好，更容易使他们的好奇天性、思考能力与想像力遭到破坏。

但是，现在仍有人哄抬诵经、国学，背诵、记忆这一套，他们似乎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尽快用垃圾将孩子的大脑填满，决不给孩子的生命有片刻喘息的机会。可怜我们的学生生来是为文本而活的，我们的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引导到文本那里去，其实，真正的教育是把文本引导到学生的生命里去。真正的思想智慧常常不是有形的结果，而是无形的过程；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一个问题意识，和探索能力；不是文字上面的那部分，而且是蕴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些灵动的思绪。

至今我们仍然未能超越孔子留下的教育方式，从崇拜孔孟、背诵经句、复兴国学，再到崇拜现实中的各种各色的所谓的“教育名人”，把学习当成背诵与记忆，把探索当成简单模仿，把反思与批判看成是“骂人”“吵架”的不和谐之音，把想象看成胡思乱想，把创造看成是捣蛋破坏。

天才人物的被扼杀，虽然不是今天才有的，但是，尤其以今天感觉令人痛心疾首。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清问题的症结，也看到了后果的严重性，但依然无法突出重围。我们读书似乎纯粹只是为考试，为了表演，为了在人前展示，为了得到可供呈现的即时效应。而真正的教育是一个过程，你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的体验、感悟与升华才是最重要的。同样经典与知识只有在有利于促进你去发现问题，促进你的思考的时候，这些经典与知识对你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苏格拉底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学生柏拉图已经表现了非凡的创造力，并且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我们的正统教育往往只培养出“立地书橱”，为前人留下的文字作注疏，既不注重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也不注重在追索问题中获得超越。仅有的一点不甘心，也往往必须打着“复古”的旗号，以向古人看齐为准则。今天被频频用以自夸的“四大发明”几乎都与正统教育无关。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教育似乎并未为个体蓬勃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和理性建构能力留下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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