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神性与人的动物性－－托尔斯泰的新生命观

2011-07-18 08:54 来源：新浪博客作者：书拉密

中国的圣贤一向认为生死之事大焉，故不可妄谈生死。而用以避开死亡之问的方式则是“不知生，焉知死”，对“生”的问题没弄明白，谈死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对于西方的贤哲们来说，“真正爱好哲学的人，无不追求着死亡和死… …”[iii] 所以，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俄国知识分子都有意无意地把这个问句颠倒过来，从死之绝望中观照生之意义。正因如此，前者可以悠然地生、超然地死，而后者则可能因绝望而渴念拯救，因恐惧而拷问生之意义。

托尔斯泰在《童年》中借用小主人公尼古连卡的眼睛表达他第一次凝望死亡时的感受。亲爱的妈妈死了，尼古连卡带着一点好奇和畏惧站到椅子上，想看清死者的脸，那张既熟悉又陌生、既可爱又了无生气的脸，在凝望中，“我一时间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意识，体验到一种崇高的、难以形容的悲喜交集的快感。” 恍惚间，现实的无情与回忆的幻景合而为一了，死之庄严与沉静带来的崇高感让小尼古连卡感动不已。但是就在数小时后，丧礼上，一位农妇五岁的女孩因看见他母亲死去的面孔而惊悸大叫时，他才豁然了悟，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会发出那种和神香的味道混在一块、充满大厅的强烈而难闻的气味。我一想到那张几天前还那么美丽、那么温柔的面孔，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的面孔竟会引起恐怖，仿佛使我第一次明白了沉痛的真理，使我心里充满了绝望。”[iv]尼古连卡－－那个童年的托尔斯泰，第一次凝望死亡，就看清了它的冷酷和狰狞－－死亡令一个人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一切都将与他无关，他在尘世间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他将腐烂、化为尘土。在以后的创作中，托尔斯泰再未提及过童年时代这种面对死亡时的心情，但从这时起，死亡所引起的沉痛、恐慌和绝望却潜藏进他的心灵深处。在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中，它们仿佛黑白相纸上的潜影，一旦遇到银盐，便会一丝一纹地漫化出清晰得令人惊异的影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次显影，影像之中都会增多几痕岁月留下的新的印记。正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言，“显然，在《童年》主角叙述中，他是以如此令人惊心动魄的、几乎是不顾一切的、令人厌恶的真实来描述死亡之恐怖的；这种恐怖扎根于他身上，为他一人所独有，在他的意识刚刚闪现光亮时便在他心中苏醒，而且自那以后从来没有舍弃过他。”[v]

多年以后，他已长大成人，面对死亡，同样的恐怖再次向他袭来。1860年秋，托尔斯泰的大哥尼古拉在他的怀中去世。看着死亡一步一步地占有他亲近的人，他对死亡终结前的生之目的提出质疑：“既然死终归能了结一切，那么，就再没有什么事比生更糟。为什么要奔波劳碌，要拼命卖力，如果是为了尼·尼·托尔斯泰的事，那对他来说也一切皆空。”[vi] 如果死后没有复活，死亡将终结一切，那么，先前那个人活着时在尘世间的一切努力都是无意义的。托尔斯泰把哥哥尼古拉之死和自己对死亡的思考写进了《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年）一书。

托尔斯泰是在不经意间、在匆匆忙忙预备进一步增加自己财富的路上小憩的时候，突然看到“死”在自己身上投射的影子的，它是如此迅速地不召自来。这个“不速之客”让他心神大惊，手足无措。当然，在黎明到来之时，那个“客人”已从他的睡梦中消失，他又奔驰在日常生活的轨道里了，但那个“客人”的影子已悄悄地烙在他的心灵深处，在原来的影像上增加了几笔尖锐的划痕。[vii]

如果说托尔斯泰在童年时代第一次感觉到“死”之沉痛和绝望是由于至爱至亲的人将会腐烂、化为尘土、永远消失；在成年后，第二次面对死神对亲人的威胁与控制时，他油然慨叹人生之虚空，所有的劳作都会因必然要死这件事而变得一文不值；那么，在经历了“阿尔扎玛斯之夜”后，他将忧伤而困惑的视线转向自身时，他似乎才慢慢地明白，“我工作，我要做点什么事，但是我却忘记了一切都要终结，我忘记了－－死。”[viii] 先前，死是别人的事，纵使他沉痛、绝望，也仅仅因为死将他所爱的人带走了，死让他看清人－－他人生存的意义，但他仍然活着，做着自己的事，按照所有人都认可、赞扬的方式努力地劳作、积累财富、享受人生。亲人死了－－别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还在想着怎样活得更好些、更舒适些，没人会因此而责怪活着的人和他选择的生活方式。但突然间，在远离故乡的某个小客栈，他却被无名的恐惧折磨得痛苦不堪，他忽然明白，不仅别人会死，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在尘土下面慢慢地腐烂，活着时做的一切事都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他自己也是要死的，也和别人一样，那必死的命运是任谁也逃脱不了的。于是，他对曾经全力关注的事－－买庄园、积累财富、妻子的事等等等等都感觉陌生，他发现原来他一直很在意的那些事不仅不再像从前那样令人愉快、自得，而且完全微不足道。在一瞬间窥见到存在的深渊时，他不能不拷问自己活着的目的，“我活着，我活过，我应该活，可是突然死神降临了，一切都灭亡了。为什么要活着？… …等待死亡的到来吗？… …”[ix]

事实上，“怕死”并不能完全说明托尔斯泰对“死”的态度，他之所以对这个必不可免的结果过分关注，原因在于，他害怕直至死到临头也搞不清自己活着的目的与意义。死在托尔斯泰看来只是生理机能的终止，它与对活人罪恶的惩罚及彼岸的感召并无关系。但恰恰是对“死”之必然的焦虑与不安促使他一再回顾并批判自己“生”的行为，而每一次回顾与批判总是再一次加重他对必死这件事的恐惧和不解，他发现凭靠智力无法找到对下面问题的解答－－“生从哪里来的，它为了什么目的，它如何来的，以及它究竟是什么。”[x]“为什么要死呢？活着就是为了死吗？”[xi] 。他沉痛地感悟到，“如果死后没有复活，那么生命就是所有骗局中最残酷的一种。”[xii]于是，问题与答案，以及问题的指向和答案的来源都成了令他焦虑不安的原因，他的宗教自发性就是从寻找、解开死亡与生存之谜的地方滋生出来的。因此，在谈及他的宗教观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托尔斯泰的生命观。

经过对死亡问题长时间的观照之后，托尔斯泰最终发现，事实上，死亡之谜的答案存在于对生之问题的解释之中。于是，他从死入生，开始倾心思考生的问题，这是一次漫长的探索之旅。但是，这一次，当他看清生的存在形态时，当他找到一条通向永生之路时，他不再害怕死亡必然到来的威胁了，他在那册原本名为《论生与死》后改名为《论生命》的书中写道：“要知道对死亡的恐惧只是由于害怕生命的幸福从他的肉体死亡中消失才发生的。如果人能够把自己的幸福置放到他人的幸福中，就是说爱他人胜过爱自己，那么死亡就不再是生命和幸福的终结，像只为了自己而活着的人所觉得的那样。”[xiii]

托尔斯泰从询问人为什么要活着入手，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生命这一问题。他认为，人身之中，存在着动物性的生命，但这不能算是人的生命，而只按照上帝意志的生命也不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动物性和神性的结合体，而且这种结合越趋向于神性，它就越有生命力。[xiv]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两个生存维度－－动物性与神性，二者缺一不可。

托尔斯泰指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具有神性，动物性的躯体并不是人的全部，它仅是生命的工具。人从生到死，动物性躯体不断地损耗和减少着，最后以不可逃避的死亡而结束，这就要求人懂得，“必须死去而且正在不停地死去的东西是不可能保存的；只有抛弃了将要死亡、应当死亡的东西，抛弃我们的动物性的躯体，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它是不会死亡的，也不可能死亡。… …我们真正的生命只有当我们不再认为那些从来就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东西，即动物性存在是生命的时候才开始。”[xv] 也就是说，尽管动物性生命是人的生存之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要获得真正的生命，却必须以抛弃动物性生命－－它代表着身体幸福和肉体死亡－－为前提。

但可悲的是，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意识到自己动物性躯体的存在，人们以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躯体过得愉悦、快乐，满足它所需要的所有欲望，那么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显然是最能满足这种要求的，财富和权势也显然更能帮助人们便利地过上这种生活。在托尔斯泰笔下，有一大批这样的财富占有者和权势拥有者，他们或是贵族或是官吏或是小商人，他们生活优裕舒适，每天都在自己和他人发明的各种娱乐游戏中寻找乐趣，每天都在琢磨着如何让自己的财产再增多一些，让自己的官职再升高一阶… …这一切都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声誉和地位，也关系到他们在与他人的对比中所获得的虚荣心的满足。总之，这是一群在尘世生活中获得了动物性生命幸福的人，他们为自己能拥有这种幸福而骄傲、自足。就像华西里·安德烈伊奇躺在雪橇里想的那样：

他不想睡。他躺在那儿想，想的始终只有一件事，也就是那成为他生活唯一目的、意义、快乐和骄傲的事：他已挣了多少钱，还能挣多少钱；他所知道的其他人挣了多少钱，拥有多少钱；这些人以前怎样挣钱，现在又怎样挣钱；他也像他们一样，还能挣到许多钱。… …“原来我们家是什么样子？有钱的庄稼人，全部家产只有一双手和一家客店。可是十五年来我做了什么？开了一家铺子、两个酒店、一座磨坊和一座谷仓，还有两座出租的庄园、一所带铁皮顶仓房的住宅，”他得意洋洋地想。“跟我爹在世的时候可大不相同了！如今谁是区里的头面人物？是我勃列洪诺夫。”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一心干事业，不怕辛苦，不像别人那样尽睡觉，干傻事。我夜以继日地干活，不顾狂风大雪照样出门。事情就是这样干出来的。他们以为挣钱可以不用花力气。没有那么回事，你得不辞辛苦，绞尽脑汁。还得在田野里过夜，不睡觉。动足脑筋，辗转反侧，”他自豪地想。“他们以为人发财靠运气。瞧，米隆诺夫成了百万富翁。靠什么？你卖力干活，上帝自会奖赏你。但愿上帝保佑我身体健康。”想到他也能像米隆诺夫那样从一无所有变成百万富翁，华西里·安德烈伊奇十分兴奋，他很想跟谁说说话。可是没有人… …只要到戈略奇金诺，他就可以跟那个地主聊聊，跟他吹吹牛了。[xvi]

安德烈伊奇是个二等商人，一个为自己的才智和靠智慧、才能积蓄起不菲家资而自豪的乡下财主，他所有的一切，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当然那也是世俗社会大部分人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好的，令人羡慕的，是他生命价值的证明。他也因此而有资格蔑视那些不够精明、勤勉的人，那些不会为自己积累财富的人。但从托尔斯泰的生命观来看，安德烈伊奇这样的人对于生命本质的理解只局限于躯体的存在方式和身体的欲望满足上，或者如舍斯托夫所言，“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珍惜和需要的是事业，在这里人们不是用信仰而是用事业来表白自己。”[xvii] 托尔斯泰认为，这样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人，他也并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就此而言，在短篇小说《东家与雇工》的前半部分，安德烈伊奇和作家笔下的其他人物如《疯人日记》前半部分中的“我”（一个有钱的地主）、《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伊凡·伊里奇以及《复活》前半部中的聂赫留朵夫甚至《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都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他们只为自己动物性躯体的欲望满足而活着，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这正是老年托尔斯泰所反对的生活。他的生命观告诉人们－－“人的生命是动物性生命和上帝生命的组合。而且这个组合越向上帝的生命靠近，它就越有生命力。”因此，“只有把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上帝的子民从动物状态中解放出来，只有子民向天父不断靠近，才构成了基督所说的生命。”[xviii] 可见，在托尔斯泰心目中，真正的生命是人对自身动物性生命的一种升华与提高，这个不断向神靠近的过程就是人存在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与索洛维约夫的“神人”学说相一致。后者明确地坚信，人是有神性的。在人的身上既有渺小的一面，因为他是被造物，又有伟大的一面，因为他是个特殊的被造物，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xix] “人的个性自由地、内在地与神的原则相连，只是因为人的个性自身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神性的，或准确地说，参与神。人的个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个性，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每一个个别的人都有绝对的、神性的意义。”[xx] 因此，“对自己的信仰，对人的个性的信仰，同时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因为神性同属于人和神，区别只在于，神性在上帝那里是永恒的现实，而人只能达到它、获得它，在此，神性之于人只是可能性，只是渴望。”[xxi] 因为有了神性的存在维度，人才真正与动物有了区别，人的生命才不会因肉体的毁灭而消失，人才找到了存在下去的意义。

这个思想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得到了艺术性的阐释。

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作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遵循的根本原则，但事实上，除了生活细节的描写和人物心理的刻画，托尔斯泰并未完全按照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来写文学作品，从《东家与雇工》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谁能相信，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一向待人刻薄、精于算计的瓦西里在临终时刻会为一个虽老实憨厚却经常酗酒、无人待见的老仆人而献身呢？但托尔斯泰却给了瓦西里这样一个机会，他在这个人物身上融入了自己对人性二维生存方式的思考，表明了他对于寻找心中神性并通过靠近神性以获得真正生命的认识。也就是说，托尔斯泰并非要塑造一个来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典型而真实的人物，那从来不是他的创作目的，事实上，小说和人物都不过是他的宗教观和生命观的艺术投影。如果能够理解这一点，那么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给美丽的安娜安排了死亡的结局。高尔斯华绥曾在为《安娜·卡列尼娜》作的序言中提出过这个问题－－“在小说开始时，托尔斯泰把她描写成为这样生气勃勃的、充满生的乐趣的女人，所以简直不能相信，结尾时如果不是作者对她随意拨弄，她竟会去自杀的。实际上安娜是一个热情洋溢、精力充沛、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人，是不会像她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小说的结局在我们看来是出乎意料的，故意制造的，在这里作者似乎要在结局中否定自己所塑造的人物。”[xxii] 一个热情洋溢、充满生命激情、健康而美丽的女性怎么会在遭受情人的冷落而非抛弃之后就选择卧轨自杀呢？从现实主义文学的情节发展规律看，这种设计显然违背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但从托尔斯泰的宗教观和生命观出发，却可以看出，这种设计是唯一的选择。

在小说中，有三对主要的婚姻，安娜与卡列宁、吉提与列文、杜丽与斯季瓦，托尔斯泰没有办法让安娜获得吉提那样的幸福－－有爱情的婚姻。因为在她生活的那个世界中，像列文那样在内心拥有“精神的人”的人太少了，她的身边只有“兽性的人”，无论卡列宁还是渥伦斯基，他们都欲念深重，二人在本质上并无差别（这也许可以从作家为他们都取了同样的名字“阿历克赛”上得到一点印证），只不过前者更多地表现在对社会地位与名望的追求上，是个官僚机器，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在对情欲的追求和满足上，是个浪荡青年。即使安娜能够与卡列宁离婚，成为渥伦斯基合法的妻子，她也无法摆脱如杜丽那样的命运－－曾经被爱过，婚后几年又被欺骗，然后只能在屈辱的处境里强颜欢笑。安娜生活在这个以兽性的人组成的男性群体中，她注定不会获得幸福，这是她作为女人必然要遭受的命运。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人，安娜身上的动物性也仍然占着上风。作家用大量的笔墨从各个方面来描写安娜的女性魅力，而它们主要是以她的身体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作家借用渥伦斯基（一位对女性颇有阅历和鉴赏力的贵族男子）的眼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浑身洋溢着被压抑的生命激情的安娜－－“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在他的脸上，好像她在辩认他一样… …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渥伦斯基已经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xxiii] 随后，作家又接连写卡列宁夫人怎样迈着轻盈而坚定的步子走下车，并用果断而娴雅的姿态拥抱自己的哥哥，又怎样因渥伦斯基母亲的赞赏而羞红了脸，“带着飘浮在她的嘴唇和眼睛之间的微笑”与渥伦斯基握手，她的手虽纤细，却富于精力，“大胆有力地握着他的手”，最后，她走了，“那迅速的步子用那么奇特的轻快载着她的丰满的身体。”安娜刚一出场便以其浑身上下洋溢着的成熟饱满的气息打动了渥伦斯基。这种身体的魅力在书中凡是涉及到安娜的地方都有所体现，她的压抑不住的欢喜和生气的脸，她的“整个身姿、她的头、她的颈子、她的手的美丽每次都像什么新奇的东西一样使渥伦斯基倾倒。”可见，安娜与渥伦斯基的爱情主要还是建立在身体欲望的基础之上的，它缺乏精神的滋养和保障。

此外，安娜之死之必然还体现在她对爱的理解的偏狭上。在小说开始时，列文与安娜站在生活的同一地平线上，他们都处于一种受压抑的、渴望通过某种方式开始新生活的状态，寻找生活的真理是这两个人身上共同的特征。

列文从对上帝的怀疑出发，从各个方面开始审视生活，包括人人都认为应该遵循的某些规则，如剥削农民是应该的、不爱某人但因财产问题与之联姻是应该的、通过决斗以洗清侮辱是应该的等等，而令列文百思不得其解的主要的问题则是－－他是会死的，那他为什么活着呢？书中再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用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了。列文迷惑于死之奥秘，于是苦苦地追寻生的意义，他试图放弃部分财产、尝试与农民一起劳作、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平凡生存的价值，但活着的苦恼并未解除，最终，他从农民普拉东那里得到了一个答案－－人应该“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xxiv] 至此，他“从虚伪中解脱出来，认识了我主”[xxv] 他不再怀疑上帝的存在和神的奇迹，他终于明白，上帝一直存在着，但并不在高高的天上和遥不可及的彼岸，“神力的明确无疑的表现，就是藉着启示而向人们显露的善的法则，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 …”[xxvi] 在寻找心中的神性并向神性靠近的过程中，列文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安娜从一场激情之爱中获得了明晰的洞察力，看清了从前生活的缺欠和可憎，看清了周围人生活在不自知的虚伪之中，因而她要冲破这层虚伪和种种规则的束缚，寻找到生活的真实，她以为，那就是爱情本身。但实际上，她因为过于关注个人的幸福－－几乎完全以身体幸福的获得为满足，从未感受到内心神性的存在，也从未通过理性的方式去寻找过心中的神性，从未有过向神性靠近的努力，所以，安娜最终只能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走向死亡，走向作家早已预设的一个结局－－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多次用那个可怕的梦来表明这种预兆。

同样是想要确知真正的生活是什么，列文由死入生，依靠理性的指导，苦苦地寻找，在努力贴近心中神性的过程中获得生命；安娜则由生入死，当她把幸福仅仅定位在个人的身体幸福时，她距离真正的生命和幸福就越来越远了。

但与此同时，托尔斯泰也指出，人既是动物性与神性的结合体，那么仅有神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基督教导的不是天使，而是以动物性生命生活、以这种生命为动力的人。”[xxvii]因此，他对追求超越于肉体的纯精神的人并不满意，他不认为那些在尘世间完完全全为他人活着、从来想不到自己的动物性生命所需的人是真正的人，他们所享有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他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分别塑造了三个女性形象索妮娅、瓦伦加和薇拉。这三个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她们都是品德高尚、真诚爱他人胜过爱自己、一心履行教会条约所规定的义务的善人。在她们身上，缺少人最基本的欲望与要求。

索妮娅，一个无父无母、寄人篱下的少女，在亲戚家中扮演着半是保姆半是寄宿食客的尴尬角色。她真诚地爱着表哥罗斯托夫，眼见得没有任何希望时，她主动退出，要对方不必受当初的诺言所限，娶他想娶的姑娘。她悄悄地隐去自己的身影，成了这个大家庭中一件会行动、偶尔也会发出声音的摆设，而且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可悲的结局。但是托尔斯泰并未因为索妮娅做出了这种自我牺牲便给予她“真正的人”的荣耀，他通过娜塔莎之口，把索妮娅比作一朵“空花”－－不结果实的花。娜塔莎在与索妮娅当年的情敌玛丽亚公爵小姐谈话时，引用圣经里的话来评判索妮娅的行为方式，“‘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你记得吗？她是一无所有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她没有自私心，我不知道，但她被夺去了一切。… …你知道，她像草莓上的一朵不结果的花。有时我替她可惜，但有时我想，她并不像我们一样有这种感觉。”[xxviii] 尽管索妮娅把自己整个儿都奉献给了这个家庭中的所有人，但没有人因此而感谢她，更确切地说，她的奉献对于接受者来说，或者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老夫人、或者是无足重轻的－－对于娜塔莎、或者是沉重压抑的－－对于玛丽亚夫妇，总之，她并未因为自己对他人一无所求和全力奉献而获得包括作家本人在内的赞赏与感激。为什么呢？也许正如舍斯托夫所分析的那样，“索妮娅是一朵空花；她的过失就在于缺乏利己主义，尽管她整个都是忠诚的化身，整个都是自我牺牲的化身。这类品质在托尔斯泰眼中不是什么好的品质，人犯不着为了此类品质而活着。谁要是只具有这类品质，谁就仅仅只是酷似于人，但却还不是人。”[xxix] 托尔斯泰从自己的新生命观出发来评判索妮娅，他发现她缺少人所应有的动物性的生命需求，她过分追求精神上的超越，只想着如何履行教会要求于人的种种义务条约，“不善于捍卫自己的利益”[xxx]，那么，这也不是真正的人。

同样，那个曾经做过吉提心灵导师和善行引导者的瓦伦加，那个在狱中也仍然遵循着利他主义的薇拉，作家都没有把尘世的生活幸福赋予她们，他认为，她们只会按照条约规定的内容一味地牺牲自己的所有，却从来不知道作为一个人，她们也应该有自己的需要和世俗生活。

这些甘于自我牺牲的人们没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人，是因为，她们把行善当作了积德的手段。托尔斯泰认为，自觉地行善是虚伪的、做作的，在施予之时让自己得到了道德上的圆满，却让接受者感觉压抑、沉重甚至厌恶，或者确切地说，以自己的善行剥夺了他人的行善权利。这也正是托尔斯泰终生都无法从自己的善行中得到道德满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每次施予，都在感觉助人的愉快之时憎恶自己的愉快，但他又难以无动于衷地面对穷人。于是，他一直在对善的圆满追求的渴望和无法真正实现的绝望之间受着煎熬。其实，说到底，他的生命观的矛盾性在于，对于人身上的动物性本能和欲望，他持着一种厌恶和恐惧的态度，希望人能够摆脱这种兽性的束缚，走向神性，由此走向永恒；但与此同时，他又看到，如果单纯追求神性，人会因此而丧失在尘世生活的动力和意义。没有神性的生命是可耻的，而没有兽性的生命则是可悲的。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呢？从这里出发，托尔斯泰走向了自己的宗教－－“一个适合当代人类发展的新宗教，清除掉教条和神秘主义，但仍然是基督的宗教－－一种现实的宗教，不许诺来世极乐而提倡现世幸福。”[xxxi ]

[i]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25页，三联书店1995年。

[ii]托尔斯泰：《天国在你们心中·译者的话》第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iii]柏拉图：《斐多篇》64A，转引自《在约伯的天平上》第98页，三联书店1997年。

[iv]列夫·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第1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v] 梅列日科夫斯基著：《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第6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vi]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文学书简》第36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vii]托尔斯泰：《克鲁采奏鸣曲·疯人日记》第159页，外文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viii]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5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ix]列夫·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疯人日记》第16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x]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1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xi] 列夫·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疯人日记》第16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xii] [英]亨利·吉福德：《托尔斯泰》第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