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由中国作协、作家出版社、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雪漠小说《西夏咒》和《白虎关》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对雪漠作品大加赞赏，说：“读过《西夏咒》后，我觉得雪漠是个大作家”；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健军就《西夏咒》中的某些段落提出质疑，认为雪漠的历史价值观存在致命问题，称其是在“文化犯罪”。

    李健军说，雪漠的人文价值观是混乱的，而且蔑视写作常识，把冯道等写成了“真正的世间法意义上的菩萨”，并说“老百姓才是真正的国”。李健军认为雪漠对“国家”、“人民”的概念根本不清楚，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尊严混淆。“这是在文化犯罪！”李健军的观点无疑代表了部分人的心声。《西夏咒》完全颠覆了这部分人对历史、国家、人民的基本认知体系。在大是大非的原则前，何为爱国？何为知识分子的立场？引出了一系列的质问与反思。

    陈晓明则言，把《西夏咒》读下去，你会感动，会被震撼，你必须唤起心中强大的智慧和思想去启动阅读。雪漠不仅有直抵经验的写作功力，对信仰的绝对性也提出了强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用西部地域文化已经不足以表达雪漠作品的灵动与力量了。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魂、一个幽灵，附体在西部的土地上，附体在他的文本上，实现了一种自由、超越和解放。他认为，“雪漠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作家！”

    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关注的却都是《西夏咒》的根——雪漠的灵魂。其一，雪漠解构了人们对“暴力英雄”的常识性判断和惯性思维；其二，他的“魂魄”从中国的西部文化中抽离而出，化为一种无形的普世性精神，附着在所有的作品之中，所有的人物之中，甚至全部的现实生活之中，这种附着早已超越了文本，成为作家生命的支撑。因此，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部小说，而是被文学唤醒的灵魂本身的探索与追问。通览雪漠的文学作品，表面上看“大漠三部曲”与“灵魂三部曲”差异极大，从语言到形式，再到结构；但这体现的正是一个作家成为自己的心路历程。所以，单从某一个文本入手，我们可能读到的仅仅是自己的情绪，只有从生命的整体状态介入，才会有直面作品之根的可能。

    面对这些争论，雪漠道出了他创作《西夏咒》的背景：

    目前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在赞美自己的“英雄”，而这些“英雄”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屠杀另一个国家或另一民族。中国人的“英雄”是中国人推举的，日本人的“英雄”屠杀的是中国人民。成吉思汗被称为“惩罚人类的鞭子”,他灭了40个国家，40个国家中有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那些孤儿寡母的眼泪像黄河一样流淌着。我们允许蒙古人赞美成吉思汗，允许中国人称成吉思汗是我们的“英雄”，但是对于那些被屠杀国家的人们来说，他是罪人。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雪漠开始创作《西夏咒》，站在人类的高度上来反思许许多多“英雄”，他们屠杀另外一群人类是对的吗？无论什么样的生命，我们都应该尊重，都应该敬畏。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个行为本身就是罪恶。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政治家可以有不同的理由去杀人，当老百姓没有智慧辨别谎言的时候，必须有一种理念和文化告诉我们，杀人是罪恶。人类不应该杀人，无论以什么理由杀人都是罪恶。冯道就是用这种理念阻止了无数的屠杀。冯道说，我不管当朝的这个皇帝姓什么，只要你不杀老百姓就好，他用各种理由来阻止皇帝屠杀老百姓。

    一个用灵魂写作的作家，从无形的初衷，到有形的文字，其间必定全然地忠实于大善、大爱的精神，这是每一个有信仰的人——不仅仅是作家、更不仅仅是艺术家或宗教家——发出的共同声音。这种声音没有国界，没有地域，没有种族，没有人类良知之外的任何政治概念，承载了真正的人文精神。只有这样，一个作家才可能正视并揭露被“异化”的价值标准，绝对坦诚、自由地去朝圣，指向一个人的真正圣地——自由的灵魂。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固然重要，但他的自由灵魂以及在此观照下的行为更加重要。我们所有的阅读目的都不是为了“苟活”，而是用灵魂去撞击灵魂，以期平复精神的躁动，孕育出心灵的大力。“朝圣”没有尽头，所以，雪漠在《西夏咒》的代后记中写到，每当接近朝圣的目的地时，他选择的总是远望静思，而后转身。这种“朝圣”的创作态度，远远先于作品而诞生，令《西夏咒》的写作更像是经受智慧磨砺的过程，各种语言的交织、梦幻的结构无一不是为此而服务的，它考验也证实了作家存在的意义。

    也许，在文学作品之后还有另一个世界，那里有一个作家的生命之魂。

转载：http://www.cflac.org.cn/wenxue/2011-06/27/content_23102795.htm（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