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睹的四次死亡

——香巴噶举临终关怀的一个真实案例

1

我的家庭，是比较典型的那种过日子的家庭：我和太太都比较顾家，孩子也可爱，双亲健在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太太是那种心里藏不住事的人。我平时每天回到家，太太就逮着我絮絮叨叨地讲着单位发生的琐碎事，开心的不开心的都有。我有时候忍不住笑着跟她说：“我怎么感觉自己都成了你的垃圾桶了？”。周末，一家人一般都开车去近郊度假或吃农家菜，或是去孩子的外婆还是奶奶家蹭饭。

我们很享受这种很温馨、很安全的生活。

09年，苦难突然降临这个平静的家。春节前后，我太太有一两个月在便血，当时我们没有太在意，以为是内痔。我们习惯了在过年的时候，小病就不去医院了。现在看来是安逸的生活使我们太大意了！拖了差不多二个月，我陪着她去医院去照肠镜。在内窥镜手术室里，我太太隐约地听到医生或者是护士说了一句：“她的样子这么年轻，就这么大了。”她出来告诉我的时候还比较紧张，我还安慰她说内痔是小手术，做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其实，那一刻我突然间隐隐约约地有种不好的预感了。

本来预约是星期五去拿肠镜的结果，星期四下午我就偷偷去了医院，看看结果有没有出来。电子肠镜报告真的出来了。我拿起那张纸，看到四个字：直肠腺癌。

噩耗当场就将我打懵了。

递给我报告的那位中年护士很好心，说别紧张了，抓紧时间治疗吧。

我拿着结果，走出医院，傻了一般地在斑马线走来走去，来来回回……

晚上回到家，我太太说：“明天怎么办？我有点怕……”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说：“应该没事。就算真有什么事，医学这么发达，肯定治得好。晚上好好睡，明天看了结果再说。”

太太睡着了。我静静地把她抱得紧紧的。

第二天，我们到了医院楼下，她突然不敢上去了，其实我也不想她上去，因为那份肠镜报告就在我的包里。我说，那我上去，你在这等。她说，我们约好，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事，只要跟我说是外科还是内科。她说外科代表肿瘤，内科代表痔疮。安抚几句，我一个人跑到楼上假意去取结果。特意多呆了一会儿，再下楼。那一刻，悲伤和绝望笼罩着我，我跑到一个角落，眼泪就流了下来。平静下来后，我从包里拿出报告，装作很淡定地去见我太太。

太太的表情很紧张，也许她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当我说“是外科”三个字后，她扑到我怀里，哭了，嘴里不停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是搞错啦!”。我轻轻地地搂着她……太太是比较脆弱的小女人，这两年的治疗只到她临终，我在她面前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因为我知道，我是她全部的精神支柱，我不能让她感觉到这个支柱有一丝的软弱或疲惫。

从那一天开始，漫长的治疗开始了。直到2011年3月23日，我太太离开了我们。一共是二十三个月的时间，这段日子很长也很短。

也是从这一天起，我的生活彻底地改变了。除了带着太太求医问药和照顾儿子，太太面临的死亡威胁开始成为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仿佛在一瞬间，我意识到：幸福和安逸的时候，死亡也许就站在门口， 它随时会敲门。

我不得不开始观察它，并不得不经历它。

第一次目睹死亡。

一天上午，我来到到肿瘤医院三楼的门诊帮我太太预约拍片检查。当时我正在候诊的椅子上坐着。突然间，我听到沉闷的砰的一声，还有几声女人的尖叫。我站起来，见到所有人都趴在楼梯栏杆上往下望，我也走过去望了一眼：楼下大堂的地板上，一个男人躺在血泊中。他是从五楼的CT室那层跳下去的，他面朝下，一动不动，血仍然汩汩地从身下流出。两、三个保安已经围了上来，他们看上去很冷静，很快搬来屏风把死者围了起来，并用白布把围成一圈的屏风顶部覆盖住……保安很冷静，似乎很熟练地应对。我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当时大堂里人来人往，我完全无法想像那个人怎么会跳得如此毅然决然，无视自己的生死，也无视了下面那些在大堂里行走的人们？我无从揣测他跳下那一刻的心思。

印象中，这种自杀或是横死的现场，目睹或路过的人一般分两种，一种人是觉得刺激的，去围观；一种是感到恐惧的，马上回避的。但那天，我发现所有的人都站着，看着，沉默着，我没有感到身旁的人的恐惧或变态的兴奋。人们都望着那个屏风以及从屏风下渗出的一滩血。

在肿瘤医院出没的，除了患者就是患者的亲属。那个人的自杀，让所有的人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同情，甚至是可悲的理解。也许大家在那一刻都想到了正在承受苦难的自己或自己的亲人。

癌症，是对个人意志和家庭的考验，需要投入的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亲情、精力、财力，甚至是社会关系，这种投入的过程就是一种折磨。孤注一掷的投入未必带来一劳永逸的结果。毕竟，癌症是很很难根治的。特别是对于物质条件贫弱的家庭来说，它完全有实力瞬间摧毁那来之不易却又缺乏支撑的幸福。

根据我陪着太太治病的这两年的见闻，我知道癌症患者的求生欲望其实非常强。无论男女老幼，他们承受病痛、治疗手段以及生活方式剧变的能力绝对超过了他们过去对自己的了解。除非一个人到了极度绝望的境地，完全没有亲友的安慰、支持和经济保障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放弃。（可是，令人心痛的是，癌症患者自杀并不少见。这件事后的一个星期，我太太住进这家医院接受化疗， 同房的病友正好也是那天目睹跳楼的目击者之一，聊起这件事，感慨之余，她似乎很随意地指着太太的那张病床说：“你这张床原来住的是个C州女人，她上个月就跳了！”）

……

那个跳楼的男的，看上去五十多岁，乡下来的。也许当他看到确诊或复诊结果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弃，为自己，也为亲人。

第二次目睹的死亡。

一次，我帮太太办完住院手续，她将住院继续接受化疗。进到病房，见到她的新的病友，是一位三、四十岁的女士，气质很好，很端庄。后来知道她是省府的一位处长。她只能坐着或趴在搁在病床围栏上的餐板上，不能躺，躺下去腹部就会剧痛。她得的是胃癌。

我出门帮太太找开水，见到走廊尽头有两位男士，其中一位已经哭软了。后来知道这是她的老公，另外一个是她从美国赶回来的哥哥。过了半小时，当他们重新走进病房的时候，都显得很平静，还跟这位女士有说有笑的。

病人家属之间是很容易沟通的（其实，家属往往是另一类“病”人，需要承受很多，很孤独）。我们很快就认识了。我拉那个男的去外面吸烟。他告诉我，医生说他太太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了，只能开点止痛药和口服药，给病人一点安慰。

那几天，那个女士一直在向我太太这个老病号请教，回去后煲什么汤，怎样补身体。她还跟我太太交换了电话，说有空多联络多交流等等。我太太结束这期化疗的疗程就出院了。太太虽然并不了解这位女士的病情，但她很关心她，出院两天就主动发了短信给她，结果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我们很默契地没有去讨论原因。从此以后，我告诉太太可以与病友交往，但最好不要深交。这是很矛盾的事情，病友之间非常需要交流，但同时病友的离去对病人自己又是非常大的负面刺激。

太太去世后的第2周，她的最后一位同房病友目睹了太太最后阶段的痛苦。她在太太去世的前一天出院了。只到太太去世十天后，我打开太太的手机，发现她在太太去世当天也是她出院的第二天，给太太发来了一条安慰短信：俏，你一定要坚强，挺过了这关就没事了！冥冥之中，短信的发送和接受似乎是完成了一次角色的轮回。我同样选择了沉默。

第三次目睹的死亡，也是在我太太走完最后一程的那家医院里。太太病房的斜对门是观察室，里面也临时住进了病人。由于给病人和家属使用的微波炉放在里面，我每次给太太热汤的时候，都会见到里面的病人和他的陪护亲人。他们是一对老年夫妇。得病的是老头，老人家已经意识不清了，全身皮肤呈土黄色，眼睛长期睁着，眼球也黄得厉害，他基本上只能大声呻吟，夹杂着含糊不清的简单几个字。那个老太太就像我们在菜场上能遇见到的任何一个老太太一样，收拾得很整洁，慈眉善目，唠唠叨叨，勤快麻利。她一直服侍着老头，不停地跟他说话。

一周后的某个傍晚，我端着汤碗又去给太太加热，刚走到观察室门口，看到地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的金属柜，几个工人正把老头往里面抬。老头去世了？！我怔住了，又禁不住向后退了几步。迎面看到那个老太太走了出来。她那一刻的表情让我非常吃惊，我以为会是巨大的悲痛，可是她的脸上却很奇怪地带着一点点类似松了一口气的微笑。

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应该看不懂这一点微笑和轻松。癌症的后期对病人甚至家属的折磨是非常非常大的。亲人的痛苦也同样折磨着家属。眼睁睁地看着你深爱和关心的人，在床上呻吟，形象扭曲，呼喊着帮助，而你甚至医生却束手无策；眼看着痛苦陪着死亡来临，医生说那痛苦是必然的症状或征兆，这时候大家都会有种希望：失去亲人的痛苦我可以承受，就让亲人快一点从折磨中解脱吧。

以前看到新闻上讲亲属把病入膏肓的妻子或父母的输液管拨掉的时候，自己只是个社会伦理问题的旁观者。但在经历了亲人的病痛折磨和死亡后，我才明白：武断地说这种行为残忍，其实也是一种残忍。

大约两个小时后，太太睡着了。我回家，再次经过观察室，我又向里望了一眼：那个金属柜已经被抬走了。房间里，床上和地面上满是凌乱的病服和杂物，老太太坐在椅子上面对着病床哭，对着她想象中的老伴述说着什么。

她可能忽然间意识到：老伴走了，解脱了。但她以后是一个人了。

医院是个很沉重也有点戏剧性的地方。第二天上午，我再经过那个病房的时候，一夜之间，里面收拾得焕然一新。我看到一对父子，很亲昵地一人睡一头，年轻英俊的儿子正趴在床尾看手提电脑上的电影；估计是准备接受治疗的父亲百无聊赖地盯着天花板。他看起来还很精神，没有化疗期间病人的萎靡。这在我的脑海里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反差，前一晚上，枯槁之色的老人死了，衣服零落的满地都是，老太太一边收拾，一边哭；第二天，这里恢复成干净整洁的病房，一对躺着的父子，很悠闲地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也许亲人离世后，活着的人一般都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悲痛、哀悼、沉静和重新调整。但在医院这个特殊的场所，绝望与希望之间是没有缓冲的。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人确实可以体会和领悟到更多的东西。

如果前三次是目睹死亡，第四次就是亲历我太太的离世。当我太太确诊直肠癌的时候，已经是Ⅲ期了，她刚做完直肠癌手术后，肝区同时发现了结节和其它可疑的阴影。

我知道：到了肝转移瘤这个阶段就是晚期了，除了坚持治疗还需要点运气。太太过去一直是胆小和脆弱的，从手术到化疗，她已经表现出了远远超过她能力的坚韧和勇气。我不应该指望她和强求她成为媒体上宣传的那些抗癌英雄一样。也许太太选择了对我的无限信任和回避肝转移瘤的现实，她从不谈论肝的问题但默默地按要求吃药治疗。我们俩都有个共识，重视生存质量，有尊严地活着。

机缘巧合下，我们的好友杨菲菲将我们介绍给了深圳的一名中医金教授。作为世界中医药学会主任医师，金教授不仅仅医术精湛，而且是一位善良、乐观、非常擅长与病人沟通的老人，在他的悉心治疗和心理疏导下，太太度过了一年多虽然艰难但充满快乐的治疗期。

金教授与我们很投缘，他让我们见识到了中医学的严谨和神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佛教信徒的善良与包容。太太也是在他的鼓励下，竭尽全力地乐观和坚强。

但我太太与人世的缘分也接近尾声了。到最后阶段，我太太的肝肿大得非常严重了，剧痛之下，一天要打几支吗啡。由于出现了严重的黄疸，她开始出现幻觉。有时，我坐在病床前，她会突然问我，医生刚才跟你说什么？其实，医生根本没有来过；有时，她突然说：“我要吃药，刚才医生跟我说要吃药了”，然后过一分钟后又重复一次……耐心地回答着太太重复地问题，我心如刀割。

医生说这是不好的现象，很危险，决定给她进行了胆管引流，降低黄疸指数。虽然她没有再出现幻觉，但小小的手术最终夺去了太太的生命。

由于感染，她患了急性肺炎。她戴着氧气罩，剧烈地喘息，呼气时发出奇怪的声音。她说我控制不了那个声音！

太太一躺下就更喘不过气来，靠着都不行，只能坐。她的病床就像一张刑床。她的嘴上是氧气罩，身上有输液管、腹部有引流管、下身有导尿管、心肺功能和血压监测仪的复杂电线贴在胸口和另一只手上，全身仿佛五花大绑。我尽量不走开，坐在她的床边，捧着她的手。因为那些该死的管线，我无法拥抱她。

所以，她生命的最后60多个小时，基本上是坐着度过的，而且没有合过一下眼。太太不肯合眼，既是因为癌痛和肺炎无法睡眠，也是因为眷念生命而挣扎。也许她害怕一闭上眼就不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她眷念着的人吧。在那那60多个小时里，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我出去找医生她就盯着房门，我去厕所她就紧盯着厕所的门，我去倒开水她就紧盯着我的后背。我依然强作淡定，我知道：她舍不得我，舍不得孩子。

太太临终前的倒数第二晚，寒流夹着阴雨，她喘得难以忍受，只能通宵裹着被子坐在床边。被子里，是她日渐单薄的身子和那些缠绕着的管线。

这个漫长的夜晚，已经几十小时没合眼的她无力地坐在床边，喘着，头无力地摇晃着。我站在床边，先用腹部支撑着她的额头，指望帮帮她那筋疲力尽的头颈，一会儿她说我的肚子顶得她更憋气，我只好一手托着她的下巴，一手扶着她的额头。我以这种奇怪的姿势站着，耳里尽是她喉咙里发出的怪异和弱弱的声音。一向那么脆弱的她，出奇地坚强，居然没有说一声苦，流一滴眼泪。

值班的医生束手无策，用药无效，只给我发了一张病危通知。

那晚，我的心都疼碎了。

我明白了老太太的浅浅的笑。

第三天，2011年3月23日下午四点半，太太进入昏迷。傍晚七点四十分，太太就走了。

2

好友杨菲菲在太太最后一次入院的时候，就建议我将奶格玛的像带到病房。菲菲介绍说，奶格玛是藏传佛教香巴噶举的首传祖师，她跟历史上著名的莲花生大师一样，证得了虹身成就，成就了究竟佛果。菲菲说，奶格玛曾发大愿，要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寻声救苦，利益众生。菲菲告诉我，只要阿俏诚心念诵“奶格玛千诺”，就能跟奶格玛接上善缘，得到她的护佑，活着时离苦得乐，死后可以往生奶格玛净土。我当时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和阿俏太需要这个了。此时，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精神支柱。我请菲菲去了我家，把这讯息告诉给我太太。

我把《金刚经》也带到医院，跟奶格玛像一起放在太太的枕边。太太的手上也一直戴着菲菲送给她的佛珠。随着太太虔诚地念诵“奶格玛千诺”，她的恐惧、焦虑和诸多负面情绪真的减轻了很多。在感染肺炎之前，她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是为往生而祈求，也许她祈求的只是能够活下去。

在太太肺炎开始发作的那天，正在外地公干的菲菲又打电话来问候太太的情况，我告诉她应该是最后阶段了。菲菲叮嘱说，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放弃信念，要想办法让她多念“奶格玛千诺”，祈请奶格玛的加持，祈请能往生到奶格玛的净土。我转告了太太。我听着她喘着气，一停一顿地祈请着。或许，这是她接触佛教以来，最虔诚的一次祈请吧。

最后的那天下午，太太见完她最牵挂的儿子后，逐渐出现不能说话并开始意识不清。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俏，一定不要中断祈请，一定要发愿去奶格玛的净土。你一定要记住！”

直到她完全昏迷，我都在她耳边不断地提醒着。我觉得，她能够听见，也会听我的话。

我知道，离别已经是不可挽回的结局了，死亡就守候在这间病房里。我知道，太太害怕孤独，害怕无边的黑暗和死寂，也会害怕突然而至的风、水、火。我能做的只有祈请，祈请她得到奶格玛的眷顾和护佑。

太太终于孤独地走了，没有一句遗言。也许，她想说再见。

菲菲转达了雪漠上师的指点，要我在病房点上蜡烛，同时通知家里也点上蜡烛，指引她的灵魂不要迷路。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

明子把《大手印上师瑜伽》的唱诵光碟也及时地寄到我家。我在家里不停地播放。从太太去世后直到雪漠上师为太太完成超度的大约7天的日子里，我家里24小时都传出“奶格玛千诺”那神圣优美的咏唱。

亲人去世后，活着的人最关心也是最揪心的是他或她会去哪里。太太现在怎么样？她好吗？

我从菲菲那里问到了雪漠上师的电话号码。

在这之前，我从菲菲那里断断续续地听到过一些有关雪漠上师的故事。按她的说法，所谓上师，就是引领他们向上的老师。她对上师的虔诚一度令我好奇和疑惑。因为对于我来说，宗教是非常遥远的事，仿佛是博物馆里装在玻璃柜里珍贵的古董：虽然隔着一层玻璃，却又是咫尺天涯。以前，我偶尔也会随朋友跑到遥远的寺庙拜佛烧香，但我的动机更多的是从善如流，从来不相信偶尔的抱抱佛脚，佛就能够保佑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能够长命百岁和升官发财。

由于这种好奇，我开始留意菲菲的言行。那时候，在公司，我是她的同事，以前几乎没有什么私交。我只是在她请病假的时候，隐隐约约地判断她得的病不简单。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她得知我太太患了癌症，她才承认她也得了类似的病。当菲菲听我讲了太太化疗的痛苦后，她当场就主动推荐我们找金教授看病，并说这是她的上师推荐的好医生。那天开始，我才知道菲菲信仰佛教，也知道了她的上师是雪漠老师。

在与我太太成为朋友兼病友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菲菲异常地冷静、淡定。渐渐地，我发现她越来越坚强。我知道，她本身的工作量和家庭的压力就很大，加上这种重症对身体和精神的威胁，以她那么瘦弱的身子，居然就看上去如此轻松地扛住了。而且我发现，她对我太太的关怀非常纯粹，不像是简单的同病相怜，而是发自内心，毫无保留。

菲菲让我看到了信仰对一个人的改变。

有一次，我和太太去菲菲家做客。我找她要来了雪漠老师部分讲座的演讲稿和演讲光盘。我是带着新奇和崇敬的心情看完这些资料的。我原以为会是一篇篇生涩难明、古香古色的佛教论文或纯学术的文学讲座。但雪漠老师的那种深入浅出的讲述，朴素而令人荡气回肠的语言，深邃睿智又包容平和的观点，跨越时事和历史的视野，把我深深地打动了。我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一些心怀大爱的人在心无旁骛地思考和关注着人与世界的关系，在终其毕生之力、锲而不舍地劝导着沉迷于私欲泥潭、陷于苦难却不自拔的众生。

也是在这段时期，太太的病迫使我开始关注和思考死亡的问题，也使我有机会阅读一些关于死亡和当下话题的书籍。我开始知道了一点点关于中阴、超度的知识。对信仰的敬畏之心，也慢慢产生了。

不久，我们在家里供了奶格玛像。

怀着对太太离开人世后何去何从的忧虑和牵挂，我决定厚着脸皮请求雪漠上师给予她帮助。

这是我首次与雪漠上师联络。

那天上午，大约是太太去世后的第六天，我开着车专程来到一个溪水环绕、清凉无声的竹林里。我有点紧张。静立片刻后，我拨通了雪漠上师的电话。上师的声音，我在视频上听到过，记忆中都是他演讲时的那种铿锵有力和激扬，但此刻我听到的声音是出乎意料的温和、充满善意。那种感觉就仿佛温暖的泉水轻轻淋在头顶，又汩汩地流遍了全身，暖暖的，润润的。上师非常耐心地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和请求，他非常和气地也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我，并说我今天下午就开始为你太太的超度做准备。后来，菲菲告诉我，上师之所以答应超度，是因为我太太在临终前就与奶格玛接上了善缘，她对佛教已经生起了净信。同时，我和儿子也一直虔诚祈请，并暗暗发了利众大愿。正是由于这多种原因，雪漠上师才答应了我。菲菲还说，在过去的多年里，除过极个别的特例外，上师从来不做荐亡超度之类的事。

第二天早上，雪漠上师就用香巴噶举独有的中阴救度密法对我太太进行了超度。

非常神奇的是，上师为阿俏做超度的那天早上（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时上师刚刚为她做完中阴身的超度），睡梦中，我突然听到咕咕的叫声，这声音与太太临终最后一天的喘息声如此相似，我从睡梦中跳了起来，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坐起来茫然地寻找太太的身影。儿子也惊醒了，他说：“爸爸，是什么声音？”这时，我们才发现，我家的窗台上有一只鸽子。原来，那熟悉的咕咕声，正是这只不期而至的鸽子发出的。鸽子叫了一阵，就飞走了。

很快，菲菲打来电话，“上师说，今天的超度很成功。因为这个缘起，他还打算专门写一本关于中阴超度的书，名字叫《让死亡成为解脱的良机》，让香巴噶举独有的终极关怀的智慧，能够利益和帮助更多的人……”

那一刻，又仿佛一股温暖的泉水汩汩地流遍我的全身，暖暖的，润润的。悲哀和牵挂瞬息间离我而去。

我走到阳台，望着天空，恍惚中，我看到太太在空中盘腿而坐，恬静地望着我……

我忽然想到，那只不期而至的鸽子，是她来向我道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