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回归的灵魂书写——对话雪漠（2）

朱卫国、雪漠、陈彦瑾、张晓琴、张凡、刘镇伟，等

刘镇伟: 我们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您在叙述故事时所选择的叙述方式，是否与您所要表达的主题与文化内涵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雪  漠: 明眼人可以看出，我的小说语言有我自己的风格，但是每一本小说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大漠祭》是一种语言，《猎原》是另一种语言，《白虎关》、《西夏咒》、《野狐岭》都不一样，每部作品语言都不一样。事实上，我写作的时候没有语言，但是我笔下的人物有语言，什么样的人物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农民就有农民的语言，凉州人就有凉州人的语言，所以当你进入这个人物的时候，或者你成为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必然会有这种语言，所有人物的语言和他的命运、性格都是有联系的，语言承载着一个人身上所承载的文化以及命运。一个人的语言信息和思维信息承载着他的全部信息，一本书也承载着作家的全部信息。就像一个人的细胞，承载着这个人的全部信息，可以复制出这个人，克隆出这个人。语言也是如此，一部书也是。所以有时候，只要作者进入那个人物，成为那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是不用考虑语言的，因为那个人物本身就有语言，这时候你的语言就会成功，就会展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的东西，虽然这个人物是你塑造的，但是他具有自己的生命特征，有他的气息，也有雪漠的气息。

其实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挖空心思去考虑语言，只有一种无我的状态，完全融入到描写的对象，人物、景物、实物、场面之中。甚至于这个时候我都没有创作或写作的概念，不考虑语言技巧这些东西，否则心就不宁静了，一般在遣词造句、构思创作的过程中有些东西瞬间就丢掉了。真正在写作的时候是没有语言的，脑子里没有文字，没有构思，只有一种巨大的诗意力量的涌动。

朱卫国: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形式是内容的载体。其他的技巧也好、手段也好，对您的创作来说，我认为所有一切都可以归结到您的生命写作，或者叫灵魂写作。我们传统的现实主义是讲人物的个性化、语言的个性化的。写农民、工人、小孩、老人就要有符合他们身份的语言，语言就要作为一种外壳，能够看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它是千变万化的，每一个都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但是为什么您的每一部作品的语言特色都不一样，一般的作家，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他的语言是有变化的，但是变化不是太大，作家到一定时候就会形成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代表作往往形成这个作家的风格，或者是轻松的、幽默的、或者是凝重的、沉稳的，或者是以短句见长、或者善用长句，或突出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或彰显地域乡土特色，等等。为什么雪漠老师的作品从“大漠三部曲”到“灵魂三部曲”到《野狐岭》每一部作品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有雪漠的影子，但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种底色。《野狐岭》所谓的神性也好，灵魂也好，这个东西按照唯物主义及无神论观点来说是没有的，但通常被称为“迷信”的东西却在民间大量存在。所以您刚才说“进入了一种状态”，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状态，就是一种境界，更深层说就是完全脱离了世俗，甚至脱离肉体的一种东西，而进入了纯粹的灵魂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因为他已经不是雪漠本人，不是作家本人，写婴儿他就成婴儿、写老人就成老人，包括骆驼的人格化，他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理性世界的作家了。不然就不会有喷涌的感觉和一发而不可收、不吐不快的感觉。理性的东西从文字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有概念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定性定量的分析。但是雪漠老师的作品有时候很难用理智、理性来分析，进入不到作家灵魂创作的境界当中去，进入不到作家那种癫狂状态，你就很难把握作品的底蕴。中外文学史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郭沫若写女神的时候一喷涌他就克制不住，狄更斯等作家也都曾有过类似经历与表述。

雪  漠: 宁静者没有自己，高度的宁静状态下有一种丰富的诗意，而且它会有一种巨大的快乐，全身的肉也会蹦蹦地跳，这个时候心仍然是非常宁静的。作家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拥有一面大的镜子，它可以照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可以进入任何想进入的人物。

朱卫国: 人物之间的这样一种叙述的转换，由这个人说，再到那个人说，或者到骆驼说，有叙说者自己，有作者“我”，还有整个作品叙述的第一人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来平衡？

雪 漠: 在境界中观照人物。写《野狐岭》的时候，人物的诉说是最先喷涌而出的，而作者诉说的是完成后加入的。陈亦新和陈彦瑾说必须让读者进去，“我”进入野狐岭的这条线是完成后最后才加进去的。先是作家进入《野狐岭》中每一个人，最后是作家直接进入野狐岭。内心中涌动的力量可以直接化为作家的思维，这里面没有方法，就好像一杯水一倒就出来了，这是大自然某种非常和谐的力量和作家本质的心灵力量达成共振之后奏出的一种乐章。

——发表于《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2月第25卷第1期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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