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若有人问：“雪漠，你的小说中，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是哪一部？”我会说：“《无死的金刚心》。”
若有人问：“那么，对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哪一部？”我仍然会答：“《无死的金刚心》。”
为什么？
因为，我的一般小说，可以感动或改变你；而《无死的金刚心》，却可以“成就”你。这书是一块肥沃的土地，你只要用力拽那个露出地面的“智慧指头”，就能拽出一个有着喷薄生命力的“成就汉子”。
也就是说，你要是能像书中的主人公那样历练，你定然也会得到证悟，成长为一代圣者。
不过，在一般人眼中，《无死的金刚心》却可能是个怪物。它根本不像小说，但我又不能不将它当成小说。
它不是时下人们习惯或认可的那种小说，但由于写了一种神秘经历，我既不能说是“实录”，又不能说是“体验”，我只能赋予它“小说”或是“传记”的名相。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也是从琼波浪觉走过的那条路上走过来的。主人公的证悟过程和灵魂之旅，也真实地存在于我的生命中。
是的，明眼的智者可以看出，我写了一种最真实的存在。真实到啥地步？真实到若有人照着主人公的路走下去，他也会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琼波浪觉。
世上哪有比它更真实的小说？
2.
《无死的金刚心》远远超过了人们对小说的理解，但它却是雪漠的小说中，最应该看的小说——其实，它更应该称之为“大说”。所以，你不要按“小说”的标准来要求它，你应该按“大说”的标准来欣赏。在我写的“大说”中，有大量的一般小说没有的智慧、思想和“说法”。它有时虽也有言情小说的缠绵，但更多的章节，却像用斧头劈下的根雕，非常粗粝，但有力量。我有个学生叫罗倩曼，她设计过《西夏咒》和《西夏的苍狼》的封面，我很喜欢。因为设计封面的便利，她初读我的文稿时，说是毫无文采。读完之后，她却说，雪漠老师写到这个份儿了，还需要文采吗？她甚至认为，正是那种斧头劈出的粗粝，才让文本显得非常有力量，虽然不乏粗拙，却有种其他读物没有的力量。
与此同时，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读过此稿，他用修忍辱的耐性读完此稿之后，说小说不能这样写，说里面不该有许多他没法理解的教义。还有一些对我很好的朋友，甚至劝我悬崖勒马，紧急刹车，马上回到《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上去。但我想，要是真的回去了，那我的写，不就是在重复自己吗？与其那样，我还不如扔了笔和电脑，去干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呢。
还有些有见识的朋友，也在善意地向我传递一种信息：小说不能这样写。我当然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因为，在我的创作之初，许多编辑就这样教调我。
是的，小说是不能这样写，但雪漠的“大说”偏偏要这样写；小说不能大段议论，但雪漠的“大说”偏偏要议论；小说不能写一些宗教智慧，但雪漠的“大说”偏偏要写；还有许多“小说”不能的，但在雪漠的“大说”中，偏偏都能。我想写的，便是这样的“大说”——是除了“雪漠”之外，别人写不出的那种。
于是，我就有了自己的标准。
比如，契诃夫说，小说开始时出现的枪，要是在后来的情节中不能打响的话，那它就是多余的。他的意思是小说一定要有照应。
雪漠却说，那枪，为什么一定要打响？那情节，为什么一定要有照应？我偏偏要写一堆在后文没有照应的人物和情节——只要它们是我“说话”时需要的材料或营养。在我的规则中，不是我要照应它们，而是它们要照应我。在我们的人生中，许多事情，其实是没法设计和照应的。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匠心”，但仍然不影响我们人生的精彩。许多时候，有为的“匠心”反倒显出了匠气和狭小。大道是朴素自然的，它没有说这不行，那不行，而是随缘而为，顺势而作，浑然天成，毫不造作。像李白的诗歌中，就有着许多一气呵成的意外“天趣”。它虽然不像杜甫那样推敲锤炼，但我们喜欢李白的，也许正是那一股自然喷涌无拘无束的“气”。小说亦然，有时的精雕或设计，反倒显出了虚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就有许多没有照应的情节和人物，虽然被屠格涅夫斥为“痢疾”，却一点也没有影响作者的伟大。不精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比强调“精致”的契诃夫更伟大。因为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文字中感受到的，是他喷涌的天才、思想和大爱。
《无死的金刚心》就是我这种思想的产物。
《无死的金刚心》粗糙得十分有力，简朴得像块陨石，粗粝得像猿人用石斧劈出的岩画，神秘得像充满了迷雾的幽谷。要不是其中的爱情还算得上缠绵的话，读者会以为作者是个修了千年枯禅的干瘪罗汉。但只要你耐了性子读完，肯定会发现雪漠笔下的风景，真的是“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只要你认真读完它——要是读不懂，你为啥不多读几遍呢？——你定然会长舒一口气，说，我没有白读它。它确实有着一般小说绝不能给你的东西，这就够了。
我甚至发现，即使对于其中的一些可能被人称为“简朴”的语言，要是我再进行修饰的话，就会亵渎了这个文本。那表面的简朴之中，其实有一股大巧若拙之“气”。我每一修饰，就发现那“气”受到了损伤。正如我们不希望一个木讷的罗汉去成为“脱口秀”的主持人一样，有时的拙，其实是大巧；有时的简陋，其实是朴实；有时的粗粝，其实是返璞归真；有时的简单，更可能是伟大。
我于是想，索性，就让它保持“本来面目”吧。
瞧它，多像胡子邋遢、顶着一头乱发的雪漠。
粗糙之中，却不乏智慧和力量
呵呵，是不？
3.
所以，您千万不要希望雪漠拿腔作态地写一部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小说。世上到处都有这种东西，要是想看它们，您可以走进任何一家书店，随便抽一本小说，它们都能迎合您的期待。
但要是想看《无死的金刚心》这类“大说”，对不起，您一定得先看看作者是不是“雪漠”。
这几年来，对我的创作，说啥话的都有。有说我是大作家的，有骂我不会写小说的，还有其他说三道四的。其实，若是按时下流行的那些标准去衡量，我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作家。对我的小说，爱的爱死，恨的恨死，虽然不合时宜，却怪怪地有了很多铁杆“雪粉”。正如对待我，或说我是佛，或说我是魔，其实我只是一面镜子，每个人看我时看到的，其实总是他自己。我的小说亦然，喜欢者总能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无死的金刚心》是我的小说中最不像小说的“大说”，也许它犯了很多小说不能犯的忌——比如充溢于字里行间的真理和思想。对于传统的小说规则来说，写思想是犯忌的，都说思想会腐朽，生活之树却可以常青。但我的书中那些思想，却正是我着力想宣扬的东西。要是不犯那些“忌”，我也就不写作了。因为，在我眼中，那些“忌”，正是我作品的“魂”。要是没有那些“魂”，我就找不到写作的意义了，还不如扔了笔或电脑去晒太阳呢。我写的东西，一定要对人的心灵有用，甚至有大用。无论啥规则，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便要打碎它。
再说了，对于某些思想来说，当然很快就腐朽了。但有些思想，却应该能伴随人类存在下去，如老子的，如庄子的，如佛陀的，如基督的，要是哪天它们腐朽了，人类也该没了。
我写的思想或是智慧，在我眼中，正是这种死不了的东西。以是故，我的文字定然会比我的肉体长命。雷达老师甚至认为，我的“光明大手印”系列的影响，定然会比我的小说大。……嘿，还真叫雷老师说准了，那书一出，真的是好评如潮。我应邀去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讲大手印时，那种热烈的场面，是我以往的小说带不来的。有许多读者，从外地赶往北京，为的是听我的大手印演讲。我的“光明大手印”系列，也真的为我赢得了更多的“雪粉”。它甚至还改变了许多读者的心。要知道，许多时候，能改变心，就能改变命。
对写作，我有自己的标准。我不愿意浪费自己的生命去遵循别人的标准，哪怕这种标准已得到举世公认，已成为文学不得不遵循的规则，我还是想建立自己的规则。我眼中的小说，它必须是我说话的一种方式。哪怕这个世界不认可它，但只要它能让我快乐或是充实，我就愿意写它。
北京大学文学硕士、人民文学出版社某报主编陈彦瑾曾在《中华英才》杂志撰文说，雪漠在文坛是个“异数”，因为他总是“不合时宜”——不能和时代“合拍”。她说：
1988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出来时，雪漠刚在《飞天》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长烟落日处》，获甘肃省优秀作品奖。获奖后，雪漠就想为西部贫瘠大漠里的父老乡亲好好地写一部大书，于是开始了“大漠三部曲”的创作，没想到，这一念想，耗去了他二十年的生命。《大漠祭》出来时，已经是2000年了，而第三部《白虎关》写完时，已经是2008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引领文坛和影视歌曲创作的西部风和乡土风，到了二十一世纪，早已是被都市化和商品化大潮冲刷而去的明日黄花了。而《西夏咒》的创作，雪漠拾起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先锋叙事，于是有评论家指出，《西夏咒》是“中国的《百年孤独》”，是“东方化的先锋力作”；直到《西夏的苍狼》，雪漠才第一次正面写都市，而《无死的金刚心》，雪漠又回到了《西夏咒》式的“梦魇般的混沌”叙事。——要知道，先锋叙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旬即已没落，随着市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如今，文坛盛行的早已是欲望混合着猎奇的商品化写作。雪漠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坚持先锋式的纯文学创作，尤其是在全民唯经济论、唯世俗享乐的时代，将目光投向被大多数人遗忘的西部贫瘠土地上的农民，书写他们“牲口般活着的”存在，探讨他们从泥泞中倔强升华的“灵魂”，甚至探讨整个人类对世俗欲望和历史罪恶的“灵魂超越”——这一追求，无疑是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
是的，我承认，我的写作，确实“不合时宜”，因为我从来不在乎“时宜”——“时宜”便是这世界的好恶和流行规则。这世上，已有了那么多符合规则的作家，也不缺我一个。我写的，并不是好些人眼中的小说，我只写我“应该”写的那种。它也许“不合时宜”，但却是从我心灵流淌出的质朴和真诚。这世上的一切，从本质上看，都是一种游戏。不同的群体建立不同的游戏规则，再由不同的人去遵循它。小说创作也一样。那么，我为啥要去迎合别人的规则呢？
我的“大漠三部曲”，虽然在题材上吻合了曾经盛行的“乡土风”，但写法上却远离了评论家眼中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小说规则。曾经有一位名编辑读我的《大漠祭》时，读到十万字时，说我还没有进入正题。我说：“小说一开始，就进了正题呀！”原来她想找的，是一个故事；而我想写的，是一种存在。我的《猎原》和《白虎关》，想定格的，同样是马上就会从人类的视野中消失的生活。我的《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也一样。这三部作品，因为都涉及了灵魂和信仰，我称之为“灵魂三部曲”。它们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雪漠。它们不是时下评论家眼里中规中矩的小说，它们只是我想说话时，从心中喷出的另一个生命体。
《西夏咒》出版后，引来很多的争议，有叫好的，也有骂的，《西夏的苍狼》亦然。可以预见，《无死的金刚心》出版后，定然也会招来一片嘘声，或者一片掌声。不要紧，对于它们，骂者骂，夸者夸，各随其缘，我也没时间去在乎了。生命太短了，我们没必要太在乎世界对你的看法。我说过，哪怕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在乎和赞美你，等这一茬人死后，你仍是下一茬人的陌生。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的能留下能让下一茬人也记住的东西。——当然，我甚至也不在乎“留下”了。因为我最在乎的，是当下的快乐和明白。
我说过，我写《大漠祭》们，只是想定格一些正在飞快消逝的存在，只是想对那块远去的土地说一些我想说的话——但是，写完《白虎关》之后，我却忽然想说另一些话了，于是就有了“灵魂三部曲”。一些明眼人从这三部小说的创作中看出了象征和寓言，也有人看到了时下流行的叙述和“穿越”——但对于我自己来说，脑中其实是没那些概念的。它们只是从我心中喷出的话而已。写作时，我的心中并没有那些小说规则。我只是享受那份喷涌的快乐，仅此而已。
4.
需要强调的是，我的那种写作状态，离不开我二十年如一日的大手印修炼。
在第二届香巴文化论坛上，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与一些学者进行了对话，我谈到了大手印文化对我写作的影响：
我的小说不是编出来的，而是与某个更伟大的存在相融为一体的清明中间，让文字从我的自性中自个儿喷涌出来。喷涌的时候，我心如明空，指头虽在跳舞，但脑袋里却没有一个词。我不知道啥时候会流出哪个情节，只感到有无数生命、无数激情向我涌来、压来，文字自己就流出来了——仿佛不是我在写，而是有一个比人类更伟大的存在，通过我的笔在流淌出“另一种生命”。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教授说得非常好，他说我的写作是一种“附体”。当然，我不一定认为那是“附体”，但我确实感到有一种力量从我的生命里向外喷。那力量涌动着，激荡着，喧嚣着，从我的生命深处涌出，带给我一种巨大的快乐。那是从内向外喷涌的一种大乐，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在跟我一起狂欢，但同时，我却是心似明镜，如如不动，却又朗照万物。你想，在这种状态下写作的时候，我怎么能够考虑主题、结构、人物、情节……没有这些的，一切都在往外喷。我的“大漠三部”曲和“灵魂三部曲”，就是在这种快乐中流淌出来的。
这一点，也跟我写《大手印》墨迹时相若，在《从我的“墨家”经历谈真心之光》中，我这样写道：“灵光乍现之后，我便远离了所有的书法概念，忘了笔墨，忘了美学，任运忆持，不执不舍。妙用这空灵湛然之心，使唤那随心所欲之笔，去了机心，勿使造作，归于素朴，物我两忘，去书写心中的大善大爱。”
简而言之，我写字和作文的要诀，便是“去机心，事本觉，任自然，明大道”。
我研修大手印的目的，也为的是消除自己的欲望，让自己没有任何心机，没有任何功用，只是让文字质朴地流淌出自己的灵魂。当你把欲望、贪婪、仇恨，以及外界对你的束缚打碎之后，让自己心灵的光明焕发出来，不受世间流行的各种概念、理论的束缚时，你就会进入一种自由境界。
真心光明的写作，是能够“以心换心”的，即能用我的真心去激活读者的真心。所以，很多人读我的作品时，总是会感到非常清凉。
究竟地看来，我的所有文字，其实是一条通向读者心灵的数据线，我想传递的，便是那份清凉和智慧。我说过，语出真心，打人便疼。从真心里流出的文字，丢到读者的心上，会引起共振的……你不妨试试，只要你有颗真诚的心，你就能在阅读我的作品时，触摸到文字后面正在激昂跳动的那颗真心。
需要说明的是，我说的作品，甚至包括了小说。复旦大学的一位博士在丢了证件和钱物后，心情很糟糕，但读了我的小说，他感到清凉无比，所有不快一扫而光，所以他说“向雪漠致敬！”还有许多读者也是这样。我的文字，总能给他们提供心灵的滋养。所以，源于真心的文字，不一定非要有宗教的名相。那文字本身，就能承载智慧和精神。无论它的标签是“宗教”、“文化”，还是“文学”，都掩盖不了从文字中迸溅而出的真心之光。
近些年，老是收到读者电话，他们希望我能将那些同样出自真心的、有着不同名相的文字出版，以期为更多的人带来清凉。这需求，便成了我近年来所有著作的缘起。
5.
正是因为大手印智慧能打碎概念对人的束缚，所以，在创作中，我从来不在乎啥“主义”。我不想让任何枷锁，束缚住我真心的光明。
怪的是，我不要“主义”，反倒像是有了许多“主义”。比如，对我的《白虎关》一书，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著名评论家陈思和认为是它是象征主义小说；雷达老师称之为现实主义小说；《文艺报》副总编木弓先生认为是浪漫主义小说。在第三届“甘肃小说八骏”北京论坛上，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先生说我是“神性写作”，李建军说我是“咒语叙事”，还有人说是“通灵叙事”。一些批评家也针对我创作的巨大变化发表了不同看法，艾克拜尔、胡平等先生也为我出谋划策，期待我有新的突破。选载于《中国作家》杂志上的《无死的金刚心》成了那次研讨的热点话题，评论家们或褒或贬，争论不休。而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举办的《白虎关》、《西夏咒》研讨会上，评论家也分为几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先生，说我是“被严重低估的大作家”，有人却说我“文化犯罪”，其争论的激烈程度，充满火药味，为近年来少见。
在一次火药味十足的研讨之后，甘肃文联的马少青先生对我说：“雪漠，创作上要认准自己的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光明总是会出现的。不要人云亦云，文学的价值在于创造，在于另辟蹊径。许多时候，成功的探索者，就是世界第一。”
是的。我虽然不一定要当世界第一，但我一定要当那个“另类”。若是我写的东西，别人也能写，我何必再浪费生命？
虽然我会一如既往地坚守我自己，但我还是感激所有对我的批评。前不久，《文学报》连篇累牍地发了批评我的文章。我真诚地向《文学报》社长陈歆耕道了谢，感谢他和读者对我的关注。后来，他在《新民晚报》上著文称：“有的作家甚至对批评他的文章表示欢迎和称道呢！比如甘肃小说家雪漠，《新批评》发过李建军批评他长篇小说《西夏咒》的文章，新近又发过批评他一篇短篇小说的文章。近日，笔者去京参加‘甘肃小说八骏’研讨会，雪漠也是‘八骏’之一。‘狭路相逢’，我原以为雪漠会做出类似‘反唇相讥’、‘冷脸相对’甚至更激烈的情绪反应，没料到他却笑呵呵地主动跟我提起最近批评他的那篇文章，连说‘写得好，写得好！’接着又说：‘这是有效传播。批评是现代传播学中有效手段之一。因为现在说好话的文章没人看，批评更能吸引读者眼球，扩大作品影响。’雪漠能如此大度地允许别人对自己创作说三道四，难能可贵。”
看到此文后，我这样回复陈社长：“我仍然欢迎所有对我的批评！不仅仅是传播的需要，还因为许多时候，批评也是一种善心！我们要随喜所有的善心！我会永远感激《文学报》和那些批评我的朋友的善心！也愿意继续充当一个标本，供人们解剖批评，这定然会有益于当代文坛。”
我知道，善心的批评和理解的认可同样值得我珍惜。
其实，这世上最值得珍惜的，便是那份善心。
6.
虽然我理解并感谢那些批评我的人，也明白他们主观上是为我好，但我还是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
因为我明白，一切规则、一切话语的本质都是游戏。游戏短命，真心永存。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戏论。所以，我并不在乎世界的价值体系——当我们在乎世上流行的价值体系时，就会被它所“控”。当我们洞悉那些游戏、并能保持心灵独立时，就能远离戏论，得到自由。我有两句话表达了这种远离：“静处观物动，闲里看人忙。”我的所有作品，也是为了享受和传递那份快乐和明白。
陈彦瑾在发表于《中华英才》的那篇文章中写道：
正是这份“不合时宜”，使雪漠略显孤独的写作姿态，成为了当今文坛不可忽视的一种存在。“不合时宜”的当然不仅仅指题材和写法，其背后，是雪漠自踏上文学道路以来从未更改的文学信念。……雪漠的写作从不考虑世界的脸色，他只想贡献出他的所有，唱出最美的歌——他说，“世界，我不迎合你”，因为，“在乎世界的人，就会被世界所束缚”。而当他不管别人的脸色写作，只在乎自己是否给世界带来了明白和清凉的时候，他反而赢得了世界。雪漠作品不但在文学评论界日益受到重视，更赢得了他生活的那块土地的尊重、认可，赢得了一大批铁杆粉丝。在凉州，《大漠祭》家喻户晓。当时，他年少的儿子和同学上街的时候，好多次，同学一说他是《大漠祭》的儿子，开车的、卖冰棍的就不收他的钱。雪漠也是中国作家里拥有网页最多的作家，这些都是铁杆粉丝们自发建立的。在这些读者看来，读雪漠作品也是一种“救心”之举，许多人的心灵、灵魂，人生、命运，都因为雪漠作品而升华、而改变、而获救，他们想让更多的人与雪漠作品相遇，于是建网页、办读书会，还自愿购买所有雪漠作品，捐赠给全国各大图书馆。所以，有学者叹道：雪漠的影响，不仅仅在西部，也不仅仅在文学，“雪漠”已成为一个文化现象，他影响的是世道人心。正如《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所说：“一个作家能起到的真正的、重要的影响是他的作品能够深入人心，改变读者对世界和生活的某些观念。”雪漠作品的确超越了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影响。在价值观混乱、写作过度商品化的今天，在大多数作家都为经济利益驱动而写作的时候，雪漠坚持的“救心”的写作，无异于在文坛高唱“灵魂的清凉”之歌。
信然。
我确实想走一条我想走也定然能走通的路。
7.
在本文中，我还想重点感谢两个人。因为他们跟我的创作和命运密切相关。趁着我还有能自主说话的权利，我想说说想说的话，也想谢谢我想谢的人。免得将来有一天，我成了《西夏的苍狼》中的那个博物馆里的灵魂，想表达情感，却没了载体，那会很遗憾的。于是，借着这篇文章，我写了后面的文字。
我首先感谢的，是我的恩师雷达。
雷达老师是我在鲁迅文学院时的导师。他是我文学上的“贵人”，没有他的发现、推荐和宣传，我就不会有今天的影响。他直接改变了我的文学命运。我的小说能登上“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就是由于他的推荐，才为众多的评委发现并认可。
《大漠祭》出版后，雷达老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评《大漠祭》的文章。不久，我获得了“冯牧文学奖”。后来，陶泰中先生说：初评时，并无我，雷达极力推荐，其他评委一看书，认为不错，才补入名单，最终全票通过。颁奖会上，评委们对我说：幸亏有雷达的推荐。后来，为了把我推向全国，雷达老师又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小说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推我时，雷达老师是不遗余力的。那时，除了多发文章外，他一有机会，都要推荐我，总要谈谈《大漠祭》。后来，他在写其他文章时，也总要提到《大漠祭》。
一位作家对我说：“时下文坛，有许多作家，就缺雷达这样的人推。他推你雪漠时，不是只写一篇评论，而是见人就说，逢会就讲。时下的评论家，哪有这样的古道热肠？”后来，我到京城，一见文友，他们便说：“雷达待你真好！”但那时，我与雷老师只在山丹见过匆匆一面。在我去领“冯牧文学奖”时，雷老师“委屈”地说：“别人还以为我和你有啥关系，你连我家的门都没上过。”确实，就在前往京城领“冯牧文学奖”时，我也没去雷老师家。那时我想，中国像我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谁都打搅他，叫人家咋写文章？我第一次去雷老师家，是上了鲁迅文学院之后的事，那时，我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教师，一夜间“成名”，当了专业作家，完成了《小说评论》原主编李星先生在一篇写我的文章中说的那个“神话”。
在鲁迅文学院，每个学员要选择一位导师。雷达老师多次劝我选别人，希望我能多认识一个能够帮我的编辑。他说：“雪漠，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帮你。现在，你要选择一位好编辑，让他能在创作上具体指点你。我跟你之间，别在乎有没有这个名分。”记得那时，我说了一段很狂妄的话：“雷老师，您当然不在乎，可是历史在乎。您想，将来，作为雪漠的老师，您会是多么自豪啊。”从这话上，读者可以看出，那时的我，确实还是很自信的。不过，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因为我会用毕生的努力，让我的所有老师为我自豪。
雷达老师成了我的导师后，我发现，他是个很认真的人，每次和学员见面，他都要一本正经地设计研究专题，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学员的创作毛病，全然不顾及对方是否高兴，仿佛心中有话，不吐不快，总是一片赤忱。正如王家达所说：“雷达的本质，还是一个书生，他当不了政客。”
雷老师有个特点，他帮了我，却不告诉我。他在《光明日报》发评论后，我很长时间不知道有此事。《大漠祭》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我获“冯牧文学奖”，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向雷老师致谢时，他反而装糊涂。他老说：“你最好的谢，就是写出更好的作品”。每次通电话，他都要问询后面作品的进展，总令我不敢偷懒。一日，雷达老师对我说：“我之所以推《大漠祭》，并不仅仅是因你是甘肃人，主要是关系到中国文学的走向。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猎原》和《白虎关》出版后，雷达老师对我说：“雪漠，你一定要在叙述上下功夫，你的描写功力很深，有种十九世纪经典小说的神韵，要是再在叙述上吸收当代的营养，前途不可限量。”
笔者后来的探索，便得益于雷达老师的点拨。
当然，我的探索还刚刚起步，以后，我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8.
第二个我要重点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鲁新云。
至于鲁新云，我一直称她“鲁老板”。她一直不让我公开写她。但许多了解内情的人说，该写写你夫人了，别叫岁月掩埋了一段事实。
我说过，有近二十年时间，我是在凌晨三点起床的，后来的陈亦新也这样。但却没人知道，那时的我家，还有个比我们起得更早的人，她便是鲁新云。我外出闭关之前，先经过了几年的训练，才养成了后来的习惯。那时节，鲁老板总是在凌晨两点多起床，备好温开水，备好吃的，再叫醒我。她把我从小学教师叫成“著名”作家之后，又开始叫儿子了。
后来，许多人喜欢我的墨迹，收藏者日众，按心印法师文章中的说法，算得上“一字万金”了。但别人并不知道，每次我一执笔，鲁新云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老想点石成金。也正是有了鲁老板的挑剔和“校正”，我的字才一天天进步着。一天，她半开玩笑地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写字的成名了，那个教他写字的人却没人知道。
鲁新云是《无死的金刚心》中女主人公莎尔娃蒂的原型之一。由于我近二十年的闭关修行，从青年时代起，“等待”便成了她修的功课，她将这一功课延续了一生，虽时有委屈，却无怨无悔。
儿子陈亦新在六年级写的一篇作文中，曾写过他妈在我闭关修行和写《大漠祭》时的等待。但她的那种等待，并没有随着《大漠祭》的出版而终结。后来的《猎原》、《白虎关》、《西夏咒》、《西夏的苍狼》以及“光明大手印”系列，对于我来说，几乎都是在闭关修行的间隙创作的。我的每次闭关，对于鲁新云来说，都是一轮新的等待。在《无死的金刚心》中，笔者借琼波浪觉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一天，你的妻子会对你说，你是世上最‘恶’的男人。她会说，她二十多岁时，你叫她等待；她五十岁的时候，你仍然叫她等待。你会说，这是你的选择。你选择的，并不是一个不需要叫你等待的人。她选择了雪漠，也就选择了雪漠的全部。是的。真是这样。同样，你的弟子选择你的时候，也等于选择了你的全部，他们选择了你的荣耀和辉煌，也同时选择了别人对你的诋毁。这光明和黑暗的两面，构成了你的全部人生。”
在一首诗中，我写过我恒常的生命状态：
挥挥手
还是到山上去吧
山高
高到太阳上去了
太阳里有个亥母洞
洞是我命中的乐曲
念珠握在手里
木鱼在心头敲响
黑夜是今生的袈裟
高屋是前世的岩窟
确实是这样。记者阎世德写过一篇《走近苦行僧雪漠》，记录了我的“苦行僧”生涯。在凉州，我有一间保留了二十年的关房。它远离闹市，少为人知。在那儿，我边修行，边读书，边写作，在近似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从二十五岁起，我度过了二十年最独孤也最精彩的人生。直到近年移居东莞樟木头后，我才在岭南的一个森林旁有了新的关房。
在我闭关的近二十年里，鲁新云无怨无悔地操持家务，教育儿子。她是一个自己站在火中、却提醒我“小心杯子烫手”的女子。她的生命中没有她自己。没有她的牺牲，便没有我的出离。为了我的事业，她几乎贡献了自己的大半生命——另一小半，她留给了陈亦新。
此文完稿之后，正值2012年元旦，我写了一篇“新春寄语”，它代表了我的某种情感，略加删改，录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回首2011年，世上多了一个词：“雪粉”——雪漠的fans。它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它远离宗教名相，趋近利众精神，承载无数精彩，渗透无量真诚。
从新的一年起，我们能否相约在“神性写作”里？
何为“神性写作”？曰：远离兽性，战胜欲望，超越小我，证得智慧。
愿我们一起拿起笔来，用最真诚的文字，书写向往，传播真情，奉献真爱，定格真美。
下面，我胡诌打油诗一首，献给“雪粉”们：
雪粉非雪粉，光里有光尘。真心待万物，不舍利众行。
知行更合一，悟空不偏空。积善成大德，无时不光明。
寄语诸雪友，八方有佳景。吾当化万物，聊伴诸君行：
雪漠是双鞋，穿了你不倭；雪漠拉头驴，你也可以骑。
雪漠是阵风，清凉你的心；雪漠化团火，让你不瑟缩；
雪漠成细雨，随风潜入你；雪漠是块地，容你开条路。
雪漠也是你，净中两相宜。会当融一味，滴水入大池。
咿呀好兄弟，姊妹或父母。人生转眼过，莫可太拘泥。
长夜须长歌，快乐无忧虑。明月照大夜，一宿奔千里。
千里在足下，白月映大旗。独唱大风歌，笑对浮云起。
浩气化文胆，把笔风虎虎。一笑扫残云，相融我与你。
此时光皎洁，无我亦无彼。君心当如月，返照我和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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