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狐岭》谈中国文学的灵魂维度——雪漠与林岗对谈

2015年12月3日下午三点，第六届香巴文化论坛现场迎来了一场高端文学对话活动，作家雪漠与本次论坛特邀嘉宾、中山大学中文系林岗教授就“中国文学的灵魂维度”进行对谈，中山大学中文系罗燕博士也受邀参加了下半场对话，对话的嘉宾主持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野狐岭》《一个人的西部》责编陈彦瑾女士。

本次对谈主题源于一部无与伦比的文学批评著作：《罪与文学》。这是林岗教授与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合著的一部叩问灵魂维度的学术著作。刘再复先生在序言中说：“中国的灵魂概念与西方的灵魂概念有所不同，但都正视人有一种高于肉体甚至超越肉体的灵魂，所以我们才可能选择灵魂的视角即超越的视角反观一下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特别是反观现当代文学。”反观的结果是发现中国文学几乎是单维的，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而乏存在之维、自然之维和超验之维，有世俗视角而乏超越视角，有社会控诉而乏灵魂辩论。陈彦瑾女士在长篇小说《野狐岭》编后记中曾借鉴《罪与文学》的观点，认为雪漠小说的灵魂叙写和超越叙事，有着为中国文学“补课”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整个对谈活动便围绕着“文学的灵魂维度”“有相忏悔与无相忏悔”“雪漠小说的独特性”“救赎与超度”“民间与庙堂”“什么是好的文学”等话题展开。

雪漠小说：从“刺猬”到“狐狸”

早在一年前，林岗教授就因陈彦瑾女士的推荐，集中通读了雪漠作品。他说，雪漠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很有意志力的西北汉子，这是西部刚毅的文化传统对作家的影响和造就。希腊把人分成两种：一种人像狐狸，一种人像刺猬。刺猬只懂得用一种智慧对付敌人，就是把自己的刺抖起来，什么东西也不能不靠近了。狐狸则会用不同的智慧来解决不同的问题。从这个比喻看雪漠，他觉得雪漠小说更像狐狸。虽然雪漠身上有刺猬的气质，就是西北汉子的气质——不管你怎么来，老子的骨头都是硬的，但是他写的小说有丰富性，有各种各样的元素，有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的，像万花筒一样，你想看清楚，但手一抖，它又变成另一种东西了。林岗教授说，这一点，给他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雪漠说，自己很早就读过《罪与文学》，这部书中有一种值得敬仰的、沉甸甸的东西，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境界、品格和见识，而当年刘再复先生的《性格组合论》《思想者十八题》也给他深刻启发。就刺猬与狐狸之喻，雪漠说：“在西部的时候我是刺猬，定居东莞之后，我就变成狐狸了。这是水土的原因。东莞这块土地真是了不起，能把刺猬变成狐狸。现在，我骨子里是刺猬，有一种品格和守候，外面却是狐狸，能与时俱进。我作品的丰富多彩，便是顺应这个时代。”

《野狐岭》：冤孽与超度

林岗教授还从佛教文化“冤孽与超度”的视角对雪漠最新长篇小说《野狐岭》进行了精彩解读。他说，中国小说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在历史上是非常长远的，但是因为教化的责任，在中国古代小说里面，如《三言二拍》那种小说基本上还停留在因果报应的层面，境界不是很高。新文化运动以后，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不多了，到了雪漠这里，离开了因果报应的叙事，这出自他对佛教文化真正的了解，他自己是真正的信仰者，于是，他的小说里就有了一种冤孽和超度的关系。比如《野狐岭》里驼队神秘失踪的一个缘起——骆驼的发情争斗，是驼队纷争的导火线之一。而“情”在佛教看来是冤孽之首，它引起了很多仇杀、冲突和矛盾。

林岗教授说，文学很在乎神秘主义的才华，但是，在文学史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好的作家滥用了自己的才华，或者说，他没有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到自己应有的高度。比如，他很会讲故事，但最后都讲了些下三滥的故事。所以，作家不但要善用自己的才华，还要在才华之外，找到观察故事中人物性格、情节变化的一个视点，这个视点在哪里，决定了小说的精神高度。雪漠在《野狐岭》中，就把佛教的世界观融入了他的生命，化为了小说的世界观，化为了一种“冤孽与超度”的视点，这使得他的小说有一个很高的层次。《野狐岭》里写了很多的矛盾、复仇、冲突、憎恨等冤孽，而冤孽最后的走向是超度，也就是最后的和解。比如木鱼妹的仇恨和情执，最后在马在波的割腕流血中超度了，这种和解让世界有了留恋可爱的一面。林岗教授表示，在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野狐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

小说的有相忏悔和无相忏悔

由超度的话题，陈彦瑾女士问及《罪与文学》尚未补入的一章，即禅宗的无相忏悔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林岗教授说，为了补写这一章，他读了很多佛经，发现忏悔贯穿始终。世界上的主流宗教都认为人是有罪的，而宗教落实到最后，就是对罪的救赎。所以，所有宗教都有忏悔的内容。早期的佛教忏悔有点像天主教在中世纪时期的忏悔，要面对佛像进行一种繁琐的仪式，天台宗叫“有相忏悔”。后来，禅宗就开始强调无相，即去除概念，去除名相，直面心灵，直面自己，这就比较接近文学了。如果面对外在的佛像，就是宗教而不是文学了。林岗教授说，可惜当他写作有关无相忏悔的论文时，手头没有好的文学文本。如果当时能看到雪漠作品，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写法。

陈彦瑾女士说，她理解的无相忏悔主要是靠智慧来实现超度，比如《六祖坛经》第六品“无相忏悔”中讲到的“邪来正度，迷来悟度”。这种超度完全是内在的，是一种智慧的观照。当用这种智慧观照心灵时，人的很多罪孽、业障和痛苦就消失了。落实到文学中，无相忏悔是作家的世界观和超越视角，她认为在雪漠《西夏咒》《野狐岭》中，无相忏悔、超越视角、灵魂维度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特征。

随后，雪漠也谈了他对有相忏悔和无相忏悔见解。他说，有相忏悔是有二元对立的，如我和上帝、我和罪恶等；无相忏悔超越了二元对立，不再有善恶的分别，因为善恶是人类造出的概念，不是本有的，破除我执，自他分别消失之后，罪恶自然消失。所以无相忏悔是最究竟的救赎，它是一种自觉的、发自内心的自省、自悟和自律。但无相忏悔只可能发生在真正的超越之后，所以，它必须以有相忏悔为支撑。

雪漠的民间性

林岗教授还指出，雪漠是一个很有民间性的作家。文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一种庙堂闲雅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尤其左翼文学之后，一些出身很苦的作家参加革命，到了上海，也开始写小说。雪漠就属于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作家出身改变的洪流里面。比如在《一个人的西部》里，雪漠把写作与改变人生、改变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从文本看，中国的叙述文学如《三言二拍》《三国》《水浒》，里面一定有诗。雪漠小说继承了这个传统，在小说里加入诗歌和贤孝、花儿、木鱼歌等民间说唱文本，这让雪漠小说的叙述有了节奏感。林岗教授认为，虽然中国当代作家学习西方写法从五四运动就开始了，但如果作家有意识从民间吸取养分，或许更能让他成为出色的作家。

谈到雪漠小说中的花儿、贤孝、木鱼歌等民间文化时，陈彦瑾女士邀请罗燕博士加入对谈。罗燕博士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戏曲，她重点介绍了佛教文化与俗讲（变文）、宝卷、贤孝及木鱼歌的源流关系。佛教进入中国后，在传播过程中首先出现了俗讲，即把佛教故事带点说唱的意味编出来讲给老百姓听。俗讲的文本叫变文，如敦煌变文，后来演变为宝卷，再往后，就是贤孝和木鱼歌等民间艺术。东莞的木鱼歌有四百多年历史，凉州贤孝的形式和内容跟木鱼歌是相通的，都是劝善劝孝，道德教化。在中国基层社会里，老百姓的教育和心灵寄托靠的就是这些民间说唱艺术。

随后，罗燕博士向雪漠提了两个问题：一，“野狐岭”这个书名是怎么来的？二，“野狐岭”跟“野狐禅”有没有关系？

雪漠说，野狐岭真有此地，它在北京附近的张北县。当年，成吉思汗的十万骑兵和金朝的七十万大军决战于此，元军将金兵打得一塌糊涂。不过，小说里的野狐岭是虚构的，是西部沙漠的某个所在。谈到野狐禅，雪漠说，野狐禅貌似禅，但有着民间的胡说，具有民间性，不属于庙堂文化。雪漠表示，自己对庙堂有种天然的拒绝，而更喜欢民间的东西，喜欢带点野狐禅味道的东西。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在民间，所以他不断在民间学习。

林岗教授认为，民间有两重含义：一是写作立场；二是写作资源。但写作不一定非要用民间的资源，而是可以用民间的资源来丰富自己，因为文学最终所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对世界的一种经验。如果作家在表达经验的时候用到民间元素，就会有一种亲切感。他认为，雪漠小说无论在民间立场还是对民间资源的判断和取舍上，都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什么是好的文学？

就罗燕博士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什么是好的文学”，雪漠说，他心中的好文学必须满足两个标准：一是世上有它比没它好；二是别人读它比不读好。一个人如果将好文学填满他的生命时空，就会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因为，生命是由无数的时空构成的，不填文学，就有可能填充战争、灾难或其他不好的东西。

林岗教授认为雪漠说的是自我拯救的文学。在他看来，文学是灵魂成长的梯子，评判文学的标准有三点：第一，有没有好句子。一个好句子浓缩了文学的所有要素，如莎士比亚的“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句话就把《红楼梦》讲了。第二，有没有隐喻性和丰富性，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第三，有没有写出人性的深度。只有文学才能写出人性的真面目，写出人性善恶混杂的性质，而哲学等其他学科讲的都是概念。他认为托尔斯泰相对单纯，相信基督教的爱能拯救世界，如《复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然，他提供了人类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体验，即“无所救赎的救赎”，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一节。他还向雪漠提出了自己的期待，希望雪漠能写出“无可超度的超度”，由此引起了嘉宾们更为深入的讨论。 （陈彦瑾、古之草、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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