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岚嘉：与狼共舞的困惑与悖谬

与狼共舞的困惑与悖谬

彭岚嘉（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两年甘肃的长篇小说有了长足的进步，仅我个人阅读的，就有王家达的《所谓作家》、范文的《雪葬》、尔雅的《蝶乱》、雪漠的《猎原》、史生荣的《所谓教授》、徐兆寿的《生于1980》、陈玉福的《1号专案组》等十余部。这种与以往小说创作情势不大相同的状况，一方面证明地处偏远省份的甘肃文学界在尽力呼应全国性的小说创作潮流，另一方面也说明甘肃作家在经历了多年的小说创作磨砺之后进入到了一个长篇构筑的时期。

一、悬置的理念

雪漠的《猎原》可以视为其《大漠祭》的续篇，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写地域仍然是河西走廊的凉州农村；二是小说人物也有连贯性，虽然主要人物换成了孟八爷、猛子、老顺等人，所涉的故事仍然是耕作、放牧、驯鹰、捕鼠和打狼。如果说《大漠祭》中，作者凭借扎实的生活体验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及对乡村各种社会关系深透的理解，真实地再现沙漠边缘地带农民生活的艰辛和无奈，鲜活地袒露犹如在“一个巨大的磨道里转圈”的人生图景，作品所呈现的乡土风景中，浸透了作者对土地的深情关爱，对故乡的深情关爱，对身处贫困仍无怨无悔地活着的父老乡亲的关爱①，那么，到《猎原》里，这种从乡土风景中升华出来的乡村情感，就为一种浓烈的忧患意识所替代。千百年来的开发，使这片本来就很贫瘠的土地更加满目疮痍，森林锐减，草原退化，沙漠推进，沙尘暴越来越多，荒漠化愈演愈烈，动植物种群日益减少，水资源的短缺日渐严重……生息于此等境地的农民，还继续向濒于崩溃边缘的大自然索取。生存成为无望的挣扎，艰难与困苦成为家常便饭。所以，作家意图通过文学的方式警示人们：人类的生存应当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失去良好的生存环境，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就难以为继。

这当然不是雪漠首创，早在几年前贾平凹创作的长篇小说《怀念狼》就展现了人与狼的关系：一方面是有狼时代的情景，另一方面则是狼濒临灭绝时代的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禁捕所造成的捕狼英雄的精神衰退。从某种人性的意义上说，这里所谓的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印证生存的坚韧与顽强，是为了诉说人的精神，甚至是一种生命的自信或骄傲。当然，“怀念”之中有着作家寻找平衡的追求或理想，也渗透着一种洞察现实之后的忧患与焦灼，甚至是一种面对人类危机的恐惧。与《怀念狼》相比，这篇书名《猎原》的小说，所关注的动物就多了许多，但与《怀念狼》的主旨一样，“狼”、“狐子”只是一种充满了象征意味的对象。小说中的猎原，已不再有过去那种任意猎狩捕杀的景象，原因在于动物群落的濒临灭绝所导致的生态失衡，已经使始作俑者的人类深受其害。一个狼越来越少的时代，无用武之地的捕狼英雄，迅速转化为护狼的勇士。在沙湾、猪肚井、南山、东山和蒙古草原几个场景中所展示的人与狼及动物群体之间的争斗，实际上，也是一个人与人争斗的过程。捕杀者与保护者的对立，意在把人从征服大自然的误区中解脱出来，以期达到与自然和解的目的。

围绕追剿偷猎者的故事虽然简单，但隐喻和象征就有些深刻的意味了。人与狼之间较量的背后，是不折不扣的人与人的搏击，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虽然作品以相当多的笔墨，暗示着狼是“土地爷的狗”，是生物圈中的重要存在，没有它们，处在沙漠围困之中的人也自身难保，但在同时，我们又得到了相反的口径：那些被人保护起来的狼却终究是一种公害，不将其消灭，人们就难以正常地生活。于是，在通读全作之后，作品所呈现出的观念或立场，给人一种含混之感。

就像草原上的那位乡长所言：“狼也保了，旱獭也保了，只有人没保，可人也得活。发展畜牧业，就得消灭害虫。这也保，那也保，都成扎喉咙的绳子了。”“明知道杀鸡取蛋，还得杀；明知道草原超载百分之三百了，还得超；明知杀狐杀狼破坏生态，还得破坏。”为了眼前的利益，基层领导尚且如此，而依赖土地和草原生活的农民就更不可能超脱了。所以，保护环境这种富有时代意味的艺术目的并没有在作品中得以贯彻和落实，作家的环境保护主义立场也没得到形象的阐释。理念与形象未能熔铸于一体，使作品既缺乏《大漠祭》的深挚厚重，也没有《怀念狼》的深长意蕴。

有些作家总是善于把握时代演变的脉搏，通过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试图跟上时代的观念与步履，这样使作品具有鲜明的“合适宜性”。这除了需要相应的艺术才华和生存智慧外，无异与作家对时代性的高度重视有关。或许只有在追逐时事中，一个作家才可能被社会所重视，也才可能实现其创作价值。这几乎成了大部分中国作家的思维方式，但这并非适宜于所有作家。对于雪漠而言，关注沙漠边缘地带生态环境的恶化，关注西部人生的困境，是其优长之处，但他却在作品中把希望寄托于土生土长的农民自觉的生态意识，就未免过于超前。作家环境保护的理念，与农民的所作所为的间隔和距离，使作品很难达到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作家的思想理念无疑就成了空中楼阁，悬置而落不到实处。

二、无望的人生

众所周知，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对人物的身份、命运和性格的刻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左右着一部小说作品的价值和分量。《猎原》叙写对象仍旧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凡俗人生，对父老乡亲生活环境和生活状况的关注，实质上是一种真正的对于潜流众生的人道主义的关怀。遗憾的是，与作家本人的《大漠祭》相比，《猎原》中的人物角色多少显得有些苍白了。

沙湾里，遍地毛虫，老鼠成灾。靠天吃饭的黑松沟，荒山秃岭上的土地干旱得都快冒烟了，劳作一年，颗粒无收。沙漠腹地唐朝时还是皇家马场，后来沙压七十二座兵营，成了荒漠一片。南山原是凉州有名的牧场，种烟淘金，乱砍乱伐，使丰美的牧场变得千疮百孔。内蒙古草原上，戈壁日渐宽了，石山日渐焦了，羊群几乎将草根都吞噬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已是众所瞩目之事，但那些靠这一方天地养活的农牧民，无法在保护环境和维持生计之间做出果断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过于困难，也过于沉重。孟八爷、张五、瘸阿卡、道尔吉等原本是猎原的主人，是狼和狐子的天敌，后来则分道扬镳，孟八爷改头换面成为生态保护者，张五仍操旧业成为偷猎者，而瘸阿卡和道尔吉由于所处地域属于牧区的缘故，就成为介于保护者与偷猎者之间的人物。原来的“三个半猎人”的不同的选择，及农区与牧区对待保护与猎杀的不同态度，就使作者表达保护环境的主观意图模糊不清。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乡村人民生活贫困，教育文化落后，形成了导致苦难和悲剧的两个痼疾——贫穷和愚昧。官方传达的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护狼护狐法令，与来自民间的恨狼仇狐情绪频频交锋的结果是，亟须保护的狼狐却被接二连三地打死，而且狼狐的基本生存环境也被彻底破坏。就连肩负搜寻偷猎者踪迹的猛子，也枪杀了一只饮水的狼崽，尽管作者将其处理为误伤，但它却隐含着在这里实行禁猎的艰难程度。

孟八爷如何从一位远近闻名的猎手转化为一名坚定的环境保护者，作品并没有做细致的交代，他在作品中似乎是一个生态环境恶化之后起而保护的顿悟者，很有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味道。“造了几十年的孽，晚年才知道，自己竟是凶手。”“人不要贪，啥都有，一贪啥都没有了。人的墓坑是自己挖的。”他受派出所委托进人沙漠腹地查找偷猎者的线索，似乎成了职业环保主义者，埋伏南山，拒食瘸阿卡煮熟的鹿肉；出走草原，劝说道尔吉别再杀生；沙漠中，与偷猎者对峙，差点被大胡子挑断脚筋；沙窝里，与鹞子搏斗，险些成了枪下冤魂。在面对张五时，他内心也一度产生过犹疑和困惑，“这是个悖论，一句两句，说不清，打也罢，保也罢，都为了生存，前者为了眼前，后者为了久远，简单地否定哪一个，似乎都不对。但他是理解牧人的，土里刨食，已养不了命，才向沙窝伸手的。但延续到沙窝的梦，又能维持多久？”直到小说结尾，孟八爷才在大漠里举行了一个“谢猎神”的仪式，相伴多半生的猎枪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但积淀了多年的郁闷并未就此终结。土地板结，害虫时生，土地依然无法依赖，只好求助于沉重不堪的沙漠，但沙漠能提供的资源毕竟有限。靠天天不应，靠地地不答，农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个时时困扰孟八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这部作品的写作者。

这是一种无望的挣扎；靠水井维持生存的豁子，掏井时摔断了脊梁骨，又因未缴够押金被唯利是图的医院耽搁了；以放牧为生的汉子炒面拐棍和炭毛子，为了争夺荒草湖，在沟南乡和沟北乡的火并中双双送命；为了救马鹿，美丽的藏族少女拉姆被围猎团伙杀害；一场黑风暴，将放学回家的十二个蒙古学生卷进海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黑羔子，还在重复着灵官的老路。原来水草丰美的猪肚井，已是一片狼藉，水井干涸，草地减少，满怀希望的牧人无奈只好离开这掩埋了希望的沙窝；曾经欢声笑语的沙湾，线虫遍地，老鼠泛滥，农人用来糊口的庄稼被糟害得差不多了。看完小说，也许我们不得不赞同那句乡镇基层领导的慨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三、独特的语言

应当说雪漠的小说语言非常有特点，雷达先生曾做过如此评述：“《大漠祭》的语言鲜活、有质感，既形象又幽默，常有对西部方言改造后的新词妙句。”②在《猎原》中，语言仍然是作品的亮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短句。在他的笔下很少出现那种欧化的长句，而是尽量用经过切割的短句，去描述景物和叙述事件。

日头爷白孤孤的，像月亮。一团云，在日头下浮着，溅出很亮的光来。

豁子就用灶火，盘个土台，中空，上安锅，下入火，烟洞从炕里旋了几圈才出去。所以，一烧火作饭，炕也就烫了。有了烫炕，就有家的味道了；再有了女人，就是地道的家了。

好大的沙山群呀。那沙山，高耸入云，磅礴出逼人的气势，却又削瘦似刀，成一把通天彻地的利刃了。瞧，它飞动着，已割透了地，正在割天呢。群山因之蠕动了，你牵我，我扯你，沙山联沙壑，沙壑孕沙窝，沙峭倚沙壁，沙刃割沙海，神奇万分呢。那张着大口吞天的，是沙壑；那打着漩涡儿一晕晕荡的，是沙窝；那跌荡起伏似风中黄绸的，是沙坡；那直上直下如刀削的，是沙壁；还有那沙漩，沙纹，沙浪，沙包……好个神奇的大漠迷宫。

这样几个字的短句在小说里俯拾皆是，作家找到了一种短促的地方腔，一顿一唱，也使文本有一种内在的节奏紧张感。作家把长句切碎后重新组合，这种多则不超过十字，少则只有二三字的短句，增加作品的跳跃感和音乐感。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保持着叙事者的自由度，不时从紧张的叙事里出来，浓墨重彩地描写沙漠边缘地带春夏秋冬的风光景致，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性观照，这是作品具有诗意化的特质。

二是动词。如：“那狼，悠了身子，款款而来。开始，猛子以为是狼狗呢；也知道，过路子狗，不咬人。”一个“悠”字，将狼的悠闲自在活画了出来。再如：“这‘海子’，真像海了，风一吹，那蓝蓝的波就涌来，淹了焦渴，淹了落寞，把心都‘腌’绿了。”说波浪“淹”了焦渴和落寞，形象可感，但把心都“腌”绿了，显然是利用了动词本身的延伸含义。再如：“一行梅花状的蹄印，从门口，一直射向天际……”这里的“射”字，既是视觉印象，同时也暗含着寓意深远的心理意象。

三是方言土语。如“夹脑”、“丫豁”、“尿墩”、“溏土”等有特定含义的物事。再如“烧唤”、“松活”、“哗闪”、“发送”、“喊明叫亮”、“失声半气”等形象化的方言的运用。还有叠音词，如“贼妈妈”、“白孤孤”、“疹怪怪”、“亮晃晃”、“黄缥缥”；“寒森森”、“湿浃浃”、“硬怪怪’等等，类似的叠用词尾，不但使小说的语言充满西部质感，而且也使得雪漠找到了独特的“行腔”。再加上民间谚语和俗语的引入，像“吃饭没醋，歇阴凉没树”、“早上舔，中午拌，晚上吃得糊糊面”、“精肚子上勒草要子”、“老天是个溜沟子货，肥筵上贴膘，瘦骨上刮肉”、“小驴娃放屁自失惊”、“小鬼受不了大祭祀”、“娶个媳妇套了个罐，生个娃娃上了个绊”、“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等等。这些语言是凉州人生产、生活、经验和人生观的结晶，它包含着事物发展变化规律和人生的哲理。一个地域方言，总是与本地域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当它沉淀为具体形态之后就成为区域性的文化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既是文化之表，也是文化之根。将日常生活中通行的方言土语有选择地引入小说，和善用口语化的精短语句，使作者能够更准确到位地表述当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增添了文本的陌生化效应，而这种“陌生化”效应，又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参与文本的意愿。要彻底反映出某一地域的文化特性，除非本地社会中历练的语言，很难到位地全貌托出。对世俗民风的着力描绘，是雪漠作品的长处。

雪漠这样说：“我以为，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伟大的作品，应该像生活一样丰富，也像生活一样质朴，没有任何虚假的编造，有的只是对日常生活的升华和提炼，以及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的文学诗意。它可以坦然地对历史和世界说：瞧，他们就这样活着。”③显然，作者的这些文学思考是颇有见地的，但问题在于怎么将这些见解以文学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作者一如既往地关注日益走向困窘的河西农村，以及这里农民的生存状态，但了解农民、关心农民的作者没能把自己的情感向度与农民的情感向度结合在一起，就使与狼共舞成为理想的困境，也成为不可实现的悖谬。时代已经步入了缺狼少狐、风沙肆虐的窘境，生命个体的恐惧感并没有因保护动物而彻底消除，相反，生存的一道道遭遇难题还有可能接踵而至。那种原有的眷恋情结和悲悯情怀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突兀的理念设定。居高临下的发言姿态阻碍了作家对环境伦理的深入探索，生态智慧被悬置理念所抑制。这是《猎原》的缺失之处。

注释：

①  彭岚嘉：《乡土风景与乡村情感》，《飞天》，2002年第4期。

②  雷达：《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光明日报》，2001年8月16日。

③  雪漠：《我的文学之“悟”》，《猎原·代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刊于《当代文坛》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