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语言与汉语主体性

小说语言与汉语主体性

田广（兰州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大漠祭》是一部很诚实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写得非常老实，它的故事好像不是那么惊心动魄，它的结构基本上属于传统的线性结构，也看不出有多么新潮的叙述技巧，可就是这样一部有点“土”的作品，却有着很高的“好看度”，这是耐人寻味的。我想，它之所以好看，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一个“真”字，在于逼人的真实，在于刻骨的真情。而语言，作为小说的本文支撑，不但是“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真”的最有力的传达者和体现者。总体来说，这部长篇的语言有这样一些特点：质朴而鲜活，形象而幽默，富于质感和表现力，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无论是驯鹰捉兔打狐子，偷情吵架吃山芋，还是发丧、祭神、喧谎儿，都写得活灵活现，多姿多彩。那神奇诡异的大漠风光，那新鲜刺激的沙窝生活，那撩人心魄的爱情“花儿”，那跃然纸上的农民语言……无不令人感到亲切而又新奇。

对于大漠独特的环境与景物，小说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描写，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在描写人物与生活场景上，也不乏精彩之笔。以“上粮”一段为例：“老顺是最怕进粮站的，从心底里怕。不仅怕粮站上工作人员的吆喝，还怕粮站的那种气势”，他“看不起那些像炭毛子驴那样急匆匆上粮的农民，而忘了自己一点也不比他们落后”。当他忽然发现同村的白狗他们瞒天过海，将过了秤的粮斛偷偷抬回来再称时，他震惊了，震惊中更夹杂了许多说不清的意味：羞耻、惭愧、自责、恼怒、绝望……他内心的某个支点开始摇晃起来，他悄悄向粮站揭发了白狗们的行为，心理似乎平衡了；可看到白狗们因此而惨遭殴打的情景，他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属于缺德的范畴，他似乎看见了自己义愤举动背后隐藏着的自私成分；而旁边的人都说做贼之人该揍，他于是又释然了。这一过程中老顺心理的一波三折以及其中透露出的种种消息，颇令人回味。这还没完，“大义灭亲”的老顺还是遇到了麻烦，当他忍受不了粮站“干部”的百般刁难而最终喊出“日你们的妈，老子不上了”时，我们会感到作者的这个“包袱”有点沉重。

《大漠祭》中运用了很多方言，特别是在人物对话当中，有些是直接采用，有些经过了加工改造，这类语言在小说中作用相当重要，如果去掉，小说的成色就会打折扣。这些方言往往幽默形象，蕴涵哲理，富于启发性，读来很有意思。譬如“丢人不如喝凉水”，“天天有个麦儿黄”，“挡嘴的饭能吃，挡嘴的话少说”，“腿长刮露水，嘴长惹是非”等等。方言的动用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它使小说显得生动活泼新鲜，具有较强的表现力，特别在塑造人物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作者有意追求一种原汁原味，因此对语言的加工提炼未予足够重视，而使小说的个别语言略有粗俗之嫌，影响到整体的审美品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花儿”唱词，莹儿与灵官非同寻常的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它们来传达的。“杀我的刀子接血的盆，尕妹我心不悔呢，手拿铡刀取我的头，血身子陪你睡呢。”多么真挚而炽烈！试想如果不用“花儿”，而是用其它语言，能传递这样深切的感情，能达到这样摄人的效果吗？

《大漠祭》的语言只属于雪漠和他的大漠世界，用新潮的理论名词很难概括，它的“现代性”显然不够充分，“后现代性”更是无从谈起，我宁可这样来描述：它是古老的，但又是与当下紧贴的；它是质朴的，但容纳了鲜活生动的人生百态；它是及物的，但阅读所收获的绝不仅仅是事实。可以说《大漠祭》是一部比较典型的汉语写作文本，它的一个隐性立场，我认为是对汉语主体的坚守。而在雪漠，这是一种自觉的追求。他曾说自己因模仿西方现代主义而一度迷失了自我，因此他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而重新开始“练笔”。这一过程可想而知会是多么艰难，但我们看到，从“炼狱”中走出来的雪漠，为我们捧出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礼物。

中国小说界近来有一种趋向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些作家在语言(或者说叙述方式)上向中国传统的靠拢。在几乎隔膜了百年之后，回头重新重视中国传统叙事资源，而不是一味地“欧化”、“拉美化”而自甘殖民，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个意义是重大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所有一切都要全球化和同一化，相反对于中国文学(文化)来说，恰恰应该更加突出汉语的主体性。这或许不单纯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刊于《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