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林：贫不薄文――读雪漠长篇小说《大漠祭》随想

贫不薄文――读雪漠长篇小说《大漠祭》随想

杨文林（著名诗人、《飞天》原主编）

甘肃武威作家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祭》，是一部文学含量深厚的值得多角度多层面品评的作品。它题旨深刻，言直事核，情节、人物颇具典型性，是一部具有教育和认识价值的作品。如果对作品的情辞所在，浮观其表而不深探其内，则可能产生歧见，而这正是因为《大漠祭》意蕴深邃的缘故。浅池观鱼，评论家美学家们还有文章可做吗？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又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述我见，随想所及，借《大漠祭》抒发一番胸臆，自喜是一件难得的快事。

《大漠祭》是甘肃本土文化自信的产物。

雪漠在《后记》中有一段话，说他是土生土长的甘肃武威人，他痛心有的文友走出武威而小有名气后，讳言籍贯何处，有的甚至改籍到内地，生怕偏远的甘肃小城影响了自己的身价。而雪漠发下誓愿，只许心灵超越时空，而身体则永远画地为牢，意思是生为武威人，为家乡父老呐喊几声，就算没有白活。雪漠此言，长甘人志气，使同为甘肃人的我激动不已。如果讳籍因贫而起，那么，身处老少边穷之地的甘肃本土作家，更应有正确的贫富观。富不足贵，贫不足悲，“贫者语仁”（汉·桓宽《盐铁论·救匮》），文学一定程度上是为穷人铸造精神的事业；穷则思变，文学又是为人类的普遍富裕文明而鼓呼的事业。何况，甘肃人文历史并不因贫而浅薄，人民精神亦不因贫而颓落，这是很珍贵的生活厚赐。贫不薄文，何卑之有？天水人雷达是著名作家评论家，久居京华，身在名人行中，未被他乡异化了去，自报家门时常称“甘人”，我很感佩。

文学离不开历史文化的滋养，地方穷不能短了文化的自信。甘肃是人文始祖的诞生地，黄河文明的源头，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甘肃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做出过可歌可泣的贡献。秦王扫六合，甘肃人是强弓利器，秦兵马俑坑里埋着的一半是甘肃人。刀光剑影几征战，哪一战不死甘肃人；唐王开盛世，陇右之地成为西北屏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长安诗人西望关山，写了无数的律诗绝句；南宋王朝偏安杭州，秦关蜀道上把关守隘的是庄浪人吴玠、吴磷兄弟统领的秦陇子弟；康熙、乾隆凭什么称盛世，风流江南，因为甘肃这块土地控河湟、扼西城，镇定着半壁江山。临洮人岳钟琪，取代骄横跋扈的雍正亲信年羹尧为大将军，受命于危难之时，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屡立奇功，被乾隆称为“三朝武臣巨擘”；八国联军攻北京，勤王守城最勇敢的是临夏回族将领马安良、马福禄率领的甘军，血战正阳门，牺牲者甚众，而一些八旗子弟在大清帝国大厦将倾时，揣着银票，卷着细软，四散而逃了；近至中国革命，有了陕甘宁边区这块贫瘠的土地作为落脚点和出发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才得以纵横捭阖，夺取了全国胜利。人们常说由于历史的原因，甘肃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了，这是不错的。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加之气候变异，甘肃地方穷了；文化随之衰落了，但这正是因为甘肃这块土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付出了巨大牺牲的缘故。诸葛亮兵出祁山，都选在陇上麦熟时；元人铁骑灭宋，甘肃成了养马场；元明清至民国，数百年间战争频仍，兵燹连连，只算行军造饭、遇水搭桥一项，砍了多少树，毁了多少文明？《资治通鉴》记载：盛唐时期，秦陇大地城闾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大漠祭》所写的武威地方，古称姑臧、凉州，唐代诗人岑参有诗：“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七城”解读为“七里”，七里之城十万家，其繁华不亚于今日之京沪。关陇后裔隋炀帝，是惟一被毛主席誉为不输文采的皇帝，他主持的“凉州会盟”是中国第一个经济、文化交流的世界盛会，为丝绸之路拓宽了通衢大道。可惜，近代以来，甘肃人多了些不适应时代潮流的老实忠厚，常常上当受骗，又落人轻视。

至于文化，甘肃是文物大省，那些陶罐、铜鼎、壁画、铜车马，不过是甘肃历史文化的实物表现。这些器物可以埋在地下，一朝出土，人们惊喜得睁大眼睛。铜奔马出在武威，国学大师郭沫若捧在手上，摩背抚鬃，连称“好马”。但文学却没有出土文物那样的幸运，自称“陇西布衣”的李白，近年来被有的学者毫无商量地改籍为四川，这也无妨，李白总归是中国人，我要说的是作为中国人的甘肃人，从历史到现在，他们的文化基因不比任何地域差，有着同等的才智。就如武威，南梁阴铿，唐朝李益，清代张澍，都是当世的诗文大家。李益有两句诗很值得品味：“莫笑关西将家子，祗将诗思入凉州。”李益从过军，他说，不要以为甘肃人就会守边防，也会做诗。这是李益的文化自信。汉魏六朝至唐，甘肃也是人文荟萃的地方，产生过中唐与韩愈共倡古文运动的李翱这样的散文大家。又如平凉（灵台）牛僧孺，陇西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都是当世传奇小说的扛鼎人物，对唐宋及以后的传奇文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数数家珍，意在张扬一下甘肃本土文化的自信意识。如果我们留意一下，近多年来，闽粤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的张扬是很强势的，这是与经济强势伴随而至的。一批南方美术家倡导“南方话语”权，有展览，有宣言，拒绝“体制权威”，这是否是一种进步，我不敢妄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地域文化都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有独立存在的品格，谁也取代不了谁，用不着挑战。相反，构成中国整体文化的多民族、多地域文化的均衡发展，共同繁荣，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不可缺少的条件。

雪漠是一位很有文化意识的作家，他认真读书，研究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精要，吸纳本土文化的滋养，心有精微，厚积薄发，使《大漠祭》中的很多情节和人物具有生活的、现实的、人性的、文化的典型意义。我读作品主要人物之一的“憨头”逛文庙一节，心灵震撼，乃至唏嘘。憨头拼命吃苦劳作，供弟弟“灵官”上完了中学，自己却一字不识，患病硬抗而终于不治，临终前最大的愿望，是让弟弟用架子车拉着逛一趟文庙。武威城的文庙很宏大，那是历史文化的象征，憨头茫然地看着那些匾额、楹联、画轴，目光游移，似有所思。憨头想什么？假若不是贫穷，他也会识文断字，过一个有文化的农民的生活，也会留住人生。憨头读文庙，一脸禅意，这正是《大漠祭》悲怆而深沉的诉求：关注贫困地区，关注还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农民，改变他们缺医少药、得不到最起码的普及教育的命运。

我以为《大漠祭》道出了贫困地区人民的心声。贫困地方的农民办不起学，上不起学，“希望工程”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国民教育不能靠善举，要靠国家教育政策施惠。孔子说：“有教无类”，意思是人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他老人家不收学费，只收一束干肉，那也只是要求学生表达一些尊师重道的礼仪罢了。湖南岳麓书院的高材生左宗棠主甘三年，秦关陇道上栽了一千里杨柳，在陇右地方办了很多书院，仅在甘肃省城内外就兴办义学十六所，有两所专收回民子弟就读。他亲自为这些学校命名，曰“崇文”、“育英”、“讲义”、“选秀”；更捐廉银在兰州开设贡院，亲阅考生试卷。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急贫困地方教育之所急，倾注如此的关爱，令人感叹。如果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官员，不为贫困地区教育的落后状况而忧思，而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那么读读《左宗棠传》，是会汗颜的。现在，人们都在讲改变落后地区的面貌重在教育和培养人才，但是甘肃的本科大学还只是五六十年代的寥寥几所，甘肃人的子弟上大学，犹如旱地鲤鱼跳龙门。“苦甲天下”会宁县称为“状元县”，有的状元是父母讨饭供养出来的。令甘肃父老欣慰的是会宁县数十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进入中关村等高科技领域。人的智商主要靠后天条件释发。国家经济东西有差距，南北有差距，人民生活贫富有差距，这事实上已经导致了教育和文化的不平等。党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十分英明，没有西部经济、教育、文化的振兴，就谈不上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适逢此时，《大漠祭》的问世，很有警世意义。

一、《大漠祭》是充满忧患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品。

雪漠十二年磨一剑，从1988年到2000年，十二个春秋，心沥血，眼含泪，为家乡父老兄弟的贫困痛苦，为他们勤劳的品格讴歌，为大漠人顽强的生命意识写真。作品展示的腾格里沙漠边沿的大沙河村，还生活着老实憨厚，交公粮，纳地税，守法守土，春种秋收，放鹰猎狐，艰苦度日的一方农民。这方农民是幸运的，已经能吃饱饭，这对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已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变。雪漠生于斯，长于斯，对人们吃饱一顿“洋芋拌饭”，间或嚼一口猎来的兔肉时满足的幸福感，感同身受，所以，他写得那样真切。饿怕了的不光是甘肃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家乡也有过面呈菜色的饥民，少奇同志农村调查时唏嘘不已。但饱受旱灾之苦的甘肃人对“狗日的粮食”的敬畏是超常的。仅得吃饱，既不是脱贫，更不是小康。《大漠祭》描写的农民生活，还是老少边穷地区很多农民生活的现状。因为贫穷，作品写的“老顺”一家人经受了天陷地裂的悲痛：大儿子憨头早早的死了；女儿“兰兰”给婆家生不下儿子，女婿迷信被猎杀的白狐狸复仇，将外孙女领进沙漠冻饿而死，做了贫困落后的祭品；因为贫穷，男人娶妻难，青年“五子”疯了，见了姑娘媳妇就抱着啃，被父亲大义凛然地拉进沙漠埋了，自己甘愿戴上手铐。这些，我以为不是什么原生状态的生活，而是当代现实生活典型环境的一角。如果再看看那些城里医院对卖粮、借债看病的憨头一家人的冷漠，看看憨头出殡时乍然而至的乡长领人催粮的呼喝，谁不感到这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斥诉和对社会良知的呼唤呢！

雪漠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作家。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意识，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应是做官为文者的道德至境。屈原忧国作《离骚》，司马迁忧国作《史记》，恃才傲物的李白也忧国，有诗“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一生受穷的杜甫更忧国：“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国即忧民，鲁迅为民呐喊，被毛主席尊为中国先进文化的旗手和民族之魂。历代前贤的忧患意识，滋养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催生了近至当代文学一大批胸怀国家，系念苍生，鞭笞腐败，催人奋进的好作品。但是，在金钱、名利和西方腐朽文化的浸蚀下，也有数不胜数的丑恶作品、垃圾文化充斥社会。现在是“名人”出劣作，劣作出“名人”，年年都有炒作得很火的作品和主义招摇文坛。时下诸多文学主义中最时兴的是“私人化写作”，它的宗旨是拒绝文学的社会性和群体意识，否定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和广大人民普遍尊崇的道德昭示和人文精神誓不两立。“私人化写作”主义和“作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的文学主体论，是相悼的另类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极具颠覆性。这种颠覆是否具有进步意义，我弄不明白，但从这个主义的一些示范作品来看，属玩文学主义。他们的作品无关国家兴衰，无关民族利益，无关人民民主，无关科学进步，更无关人民苦乐。在时代呼唤为百姓说话的作品的时候，甘肃出了一部《大漠祭》，它是一部穷人、富人都能受到思想感染和心灵震撼的作品。

读《大漠祭》时我按习惯的思维定势，想到过改革开放二十年，难道还有雪漠笔下那样贫穷的中国农民吗？但我否定了我的设问。雪漠熟知文学创作的一条规律，就是作者的思想倾向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通过典型情节自然地流露出来。雪漠有强烈的思想倾向，但他曲笔幽深，不露声色，我于是用政治语言对作品的倾向做了一番解读，发现《大漠祭》要告诉读者的，正是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领导讲话强调的政治语，如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脱贫问题，生活困难问题，缺医少药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脱贫农民返贫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告诫各级干部要有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提醒各级领导：所谓关心人民生活，就是首先关心有困难的人的生活，有的地方连吃饭还成问题；要办实事，不要去锦上添花，而要去雪里送炭；不要讲空话，讲套话，讲废话。这些告诫，句句中的。中国十三亿人，农民问题，吃饭问题，永远是头等大事，全国农民都小康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甘肃自然条件严酷，农业生产环境脆弱，作为甘肃粮食基地的河西走廊，也面临着沙漠化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大漠祭》用浓重的笔墨写了水就是粮食、水就是活路的农民心中的饥渴。西部大开发，甘肃很想“再造一个河西”。假若河西走廊有用之不尽的地下海，祁连山雪线不是上移而是下行，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河流不是越来越瘦，而是越来越壮，甘肃再造一个河西也许是可能的，然而从景泰引黄河水奔流三百里入民勤的电灌工程，被称为“救命工程”，“救命”二字令人心惊，对“再造一个河西”的前景，孰喜孰忧？诗人们赞美过民勤、武威“人进沙退”的火红岁月，但愿五六十年代铁男铁姑娘们手植的那些沙枣林，不要像黑河流域的胡杨林，一片一片地枯去。甘肃什么时候都不敢发虚热，改变面貌终归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治沙、护水，种草、种树，平田、整地，用十年二十年为一个算珠那样来盘算自己的明天。明天肯定比今天更美好，但甘肃还是要用自己的镜子照未来，别人的镜子不中看。不要期望靠种田吃饭的农民门前都能摆上一辆小汽车；对《大漠祭》里的农民来说，小汽车是遥远又遥远的事情，也许憨头魂兮归来，再逛文庙时能以车代步。

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但却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五六十年代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批判“中间人物论”，批判“写真实论”，以为提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是要求只写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这种认识导致了文学作品的“假大空”。“文革”时期无道理可讲，无理论可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中，“文学主体论”使文艺回归艺术规律的本位，出现过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主体论”功莫大焉。但至九十年代，一些在西方已见衰败的创作方法，在西方文论话语的护卫下，大举登陆，一拥而上，冲击力之大，使不少著名文学理论家也一头雾水，莫辨东南西北。失评，失语，终归是因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少了，提倡现实主义的理论也少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风骨被贬没了。《大漠祭》是一部提供了从创作方法到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作品，这是雪漠的一个贡献。

二、《大漠祭》是悲剧意识观照下写男女情事得体的作品。

涉性描写是当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现象。古人云：“食色，性也。”男欢女爱，两情相悦，阴阳交合，情动天地，这属于自然的生活情韵。人类先民都有性图腾崇拜的意识，形式因民族而异，但都有一层神秘的色彩。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性事具有了文化形态。中国道家的阴阳观，既阐释天演地变的物象，又隐喻男女媾合的人意，男婚女嫁，属“天作之合”，对性事的阐释，是神圣而严肃的。中国的“房中术”应是最早的性科学专著，主旨是教人养生之道。性进入文学描写后，就带有了人文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属性，有了美与丑的分野。我们读性知识、性科学的书籍、文章，虽然对男女性事有很多具体的说明，乃至操作指导，但社会并不视其为“淫书”，而是视为生命科学。但是，如《金瓶梅》一类描写人的精神活动的作品，就很难摘掉“淫书”的帽子。西门庆嗜色，潘金莲施色，以写性而宣欲，以玩性为乐事，声色淋漓。尽管为《金瓶梅》解禁的呼声不断，为潘金莲鸣屈的文章迭出，但社会还是认为此书“大众不宜”。一般读者能看到的都是“洁本”（或谓“节本”）。有的聪明作家可能受到“洁本”的启发，对自己作品中的性事描写做了一番以方框表示“此处删掉”多少字的自“洁”，结果弄巧遭诟，加上“洁”之不净，使一部才子书成了文化政策允许却不欢迎的作品。

近年来写性有了全新的面貌和惊人的发展，以玩性玩文学，女人用躯体读男人，男人用躯体读女人。这类作品中，难分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精神扭曲，灵魂颓废，以白领男女的形雅掩盖污秽。这类作品自然也属于“大众不宜”。

反观《大漠祭》，涉性描写从作品整体情节出发，呈现了人物的美质，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我们从几个涉性情节可以窥见作者严肃的心境和独到的笔意。作品中的憨头妻“莹儿”是灵官的嫂子，是老顺用女儿兰兰给儿子换亲换来的媳妇。在贫困地区换亲是无奈的陋习。老顺给儿子换来了一个洁净如玉、灵秀似水的女子，但可怜的憨头因为曾经跳进冰水救人而得了“阴病”，羞于出口，又舍不得花钱医治，纵使莹儿百般抚爱，但终究没有成为房中夫妻。莹儿和灵官都为憨头哀伤，二人苦闷中接近、“成事”，一时的欢愉成为叔嫂负罪的重压。知悉憨头患了癌症，莹儿每天以泪洗面；灵官在葬了哥哥的那天进了沙漠，牛吼兽嚎地痛哭，听者震惊。从此，灵官失踪了，留在莹儿腹中的孽债，恰成了这对叔嫂未来生活中的一点亮色。还有一桩“猛子”和“秀秀”的情事：秀秀的男人外出挣钱发了财，在城里养了女人，留下秀秀活守寡，她和猛子“成事”既平常又自然。秀秀拒绝了男人给的二十万元离婚费，一语惊人：只要猛子不要钱。富而思淫，现代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和几个农家女子的纯朴情怀，形成鲜明的对照。至于“花球”和一个拾发菜的姑娘“成事”，既非两情相悦，亦非施暴强奸，花球用几顿饭换来了一个媳妇。姑娘的爷爷领着怀了孕的孙女上门要讨个说法，要八千元的彩礼，还要限期成亲，最后，老人气消了，心软了，和花球的爷爷共饮了几杯苦酒，结成了亲戚。读至此，令人心酸，人性之美，跃然纸上。有一天中国农民普遍富裕了，拐卖妇女的案件应会绝迹。至此，我们可以说《大漠祭》中的涉性描写，在整部作品中淡出，升华起的是一方农民贫困生活的悲剧，这和那些玩性文学的庸俗，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

雪漠热爱生养自己的土地，掘了一口深井。甘肃很多外籍作家，和本土作家一样热爱着甘肃这块土地，深受本土人民和作家的敬重。我在本文中说了一番本土作家文化自信的话，是希望甘肃本土作家更应发挥熟悉本土生活的优长，有更大的作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扩大一些版面。

（刊于《飞天》200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