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廉：西部农民凡俗人生的真实与诗意

西部农民凡俗人生的真实与诗意

――读雪漠的长篇《大漠祭》

                                张明廉（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近年间的长篇小说中，《大漠祭》是相当厚重且颇具特色的好作品之一。第一次读到《大漠祭》，就产生一种少有的特殊感觉。首先是扑面而来的鲜活气息；这种鲜活的气息流贯全书，让人沉浸在它富于蓬勃生命力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里，情不自禁地流连于其描绘的奇幻的大漠风光中，体味其讲述的情趣盎然而又别具况味的狩猎和农耕生活故事，感受西部农民父老凡俗人生的喜怒哀乐，进入一种活生生的人生，一种可能和我们并不相同但却又完全相通的人生。让你不能不惊叹：这就是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它不是那种充满悬念、情节曲折、逼着你要一口气读出结果来的情节型的小说；它是完全生活化的，它那些流淌着生活汁液的场景和细节，值得读者反复咀嚼和玩味。再就是它的沉重，一种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沉重；这不单因为小说写到了几条年轻甚至幼小生命的消逝，更因为它所展示的那艰辛而又无奈的人生，让你不能不正视我们面对的一种现实，不能不由此发出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与传统。

在我们看来，《大漠祭》是一部清醒地观照我们农民父老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存境况和生命状态的书，是一部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几乎为人所忽略了的坚韧的生活欲求和复杂的精神走向的生活史、心灵史。我们完全认同作家在《大漠祭·序》里对历史表达的一种理解。的确，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就在于他们关注“历史”的侧重点不同。历史学家多关注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及其代表人物或社会力量，关注历史潮流显层的惊涛骇浪，而小说家更关注的是涌动的历史潮流的底层，是千千万万无名氏的生活欲求和精神走向，恰恰是这种在潮流底层涌动的暗流，在无形中从根本上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和历史发展的走向。正如雪漠本人所说：“真正的历史画卷是生活，是平平常常的生活。是一滴滴生活之水，汇成了历史潮流。作家应该描绘的，就是这些平常的、然而又是最真实的生活。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段生活，真实地记录一个历史时期的老百姓如何活着。”雪漠对此有着清醒的自觉，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优势和责任。于是，关注凡俗人生，写出凡俗人生的真实，成为《大漠祭》一个突出的特点。《大漠祭》写出了涓涓滴滴的生活之水汇成的历史之流。

《大漠祭》创造的艺术世界，以老顺一家为圆心，通过他们与孟八爷一家、瘸五爷一家、北柱一家、双福一家、齐神婆一家及其他村民的联系，构成一个自成格局的“沙湾”小社会；又通过老顺一家与邻村亲家的交往，孟八爷爷孙与古浪拾发菜一家人的纠葛，以及打井、上粮、看病、进城打工等活动，在“沙湾”小社会的内圆圈外，设置了一个类似于光晕式的大圆圈，形成一个具体的但又颇具概括性的背景。《大漠祭》呈现的艺术世界因此具有既实又虚的特点，“实”在它散落于种种生活场景里的若干具有特定时代特征的细节，而“虚”在它又并不把这些细节与特定的社会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更大量的细节则是完全日常化或者说是凡俗化的，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充分的延展性，为读者透过它发现所谓这一个“沙湾”小社会又何尝不是整个农村中国、这一年又何尝不是百年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作家将浓墨落在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区农村生活日常图景的再现上，不厌其烦地却又是诗意地展示了我们农民父老一天到晚的家庭琐事，一年四季的日常劳作，正是在这些看似鸡零狗碎的琐屑细节的描绘里，老顺和他的乡邻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关系错综又自然和谐的小社会，以及他们和外部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态复杂的紧张而又无法割断的依存关系，——生动清晰地呈现出来。走进我们视野的是一群质朴的农民，他们安分、勤劳、坚韧，又极富在生活里磨炼和积累起来的生存智慧。他们对生活有着自己的理解、向往和追求，正如驯鹰能手老顺一样，他喜欢刚烈的鹰，喜欢鹰们那圆溜溜骨碌碌转的霸气十足的眼睛，和鹰一样梦见自己在天上飞；他的心性和鹰是相通的。孟八爷、瘸五爷以及年轻一代的灵官、莹儿、秀秀等又何尝不是同样有着自己对生活美好的理解和向往。老顺们向往真正的鹰和鹰的生活，那些“驯服的不搏击长空而只是蹲在拳上乞食的毛虫还能叫‘鹰’吗”？但不幸的是，在生活里，他们面对的是和老顺网住的鹰同样的命运，为一种他们尚不明底里且又无法抗拒的力量搓揉着，正如“猎人们把一个有血气有个性英雄气十足的鹰‘挼’成了一个驯服的毛虫”一样，他们也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挼”去了自己的血气和个性，“就像把一张光亮挺括的纸‘挼’得皱皱巴巴一样”，他们的生活失去了光亮挺括的光彩，他们的心灵也失去了光亮挺括的光彩，统统变得皱皱巴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发现，小说第一章关于“挼鹰”的描写，成为笼罩全书的一个总体象征。是的，小说以一种少见的真实的笔墨，揭示出我们的农民父老活得异常的艰辛，更活得异常的无奈，无奈得令人为之心酸，为之愤怒。特别是作家极有层次和深度地剖析了农民父老色彩驳杂的心灵世界，揭示了贫穷、愚昧、强权如何玷污和扭曲了他们质朴的灵魂。《大漠祭》写到了四个人的死：一个是伶俐乖巧的小女孩引弟，仅仅因为她的父亲要一个儿子，而她被认为是白狐转世专“克”弟弟，做父亲的把她哄进荒凉的沙窝让她活活冻死；引弟的母亲兰兰受此打击悲痛欲绝，扑身撞在桌角上导致流产，一个尚未见天日的生命也这样消逝了；再一个是瘸五爷的疯儿子五子，也是做父亲的把他灌醉推下断崖摔死的，因为家里无钱给他治病，因为做父亲的再无法承受他“糟害”乡亲带来的良心谴责；还有一个是老顺朴实憨厚的大儿子憨头，他忍受了难以想象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年纪轻轻地死于肝癌。每一个人的死都和贫穷与愚昧紧紧联系在一起。但贫穷与愚昧不仅扼杀了几条鲜活的生命，而且潜入农民父老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左右着他们的行为和心态。而种种异化了的权力不仅随心所欲地践踏着他们的自尊，而且漫不经心地摧毁了他们最后的一点自信；只要看看老顺们在“公家人”面前“腰塌了，膝弯着，脖颈缩了，好使自己显得更顺眼些”的神态，理解他们怕吆喝、怕气势的心理，就会悟出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权力甚至不是权力的“权力”，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就会懂得这些名义上的主人是怎样成为某些“公仆”面前的顺民的。他们这些再也凡俗不过的生活故事表明，对于他们，生活是一条巨大的没有尽头的磨道，他们则成了这条磨道里的驴，人生就是围着这磨道一圈圈转。每一个独特的生命还有他不容抹煞的价值吗？生活给他们的回答是让人心颤的；小说里一再出现的一句凉州人常说的老话在事实上做出了一种概括，那就是“土里生，土里长，到老还叫土吃上”。人生磨道的圆圈就这样和生命的圆环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农民父老的生命状态和人生体验。

《大漠祭》里的确没有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没有振臂一呼改天换地的英雄；但面对西部农村凡俗人生不容回避的这幅真实图景，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身处不同社会地位的每一个读者，都会各各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去思索。但无须怀疑，诸如在现代化之所以是我们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种种严峻课题尤其是“立人”的课题等根本方面，我们都可以在这样一部概括了千千万万无名氏凡俗人生的生活史、心灵史中得到某种答案和启示。而《大漠祭》更体现了作家对生活和我们时代一种极其宝贵的真诚，一种直面的胆识和正视的勇气。鲁迅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在急切地呼唤大批“精神界的战士”的出现，称这样的战士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人。《大漠祭》正是一部真正直面生活和历史的书，一部以它的严峻和清醒读来令人震撼、发人深思的书。

《大漠祭》显然是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的产物。我们一字字一行行读下去，直至完全进入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更会体察出，最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作家长期的切身情感积累的产物，真正融入了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正因此，《大漠祭》极其清晰地显示出作家的人格和个性，是一部具有鲜明风格的作品。《大漠祭》的舒徐、澄澹、清新，显然不是由作品题材的色彩、艺术形象的类型以及手法、技巧等形式因素附加于作品之上的，而是作家自身性灵的自然呈现。在整个作品鲜活的生气之中，我们读出的是作家对我们农民父老深挚的爱，是他在一种感同身受之中获得的对他们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就像小说中的人物灵官对他母亲的理解和同情一样，即使对他的母亲要为憨头的病和死祭神、买棺材这样的心思，他也真正能够理解和同情。是饱和着浓浓挚爱的理解和同情，让作家“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它形成了全书舒徐沉静的叙述语调，为这个凡俗的生活故事营造出一种澄澹清新的境界。

《大漠祭》是非常写实的，其场景和细节有着浓浓的地域色彩，散发着漠风带来的苦涩的泥土味，让人身历其境；但氤氲其间的，显然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形而上的意味。不单第一章关于“挼鹰”的描写成为笼罩全书的一个总体象征诸如此类具有象外之象、弦外之音的场景和细节散落在字里行间，加上小说文字本身的独特韵味，确实耐人玩索。在我们看来，艺术作品里形而上层面的意味，或者直接结晶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渗透在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里，如在托尔斯泰、萨特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那样，但在多数情况下，它则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其他形态。如作家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或历史课题，并在自己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充分展示了它涉及的方方面面，具有启发人们广泛探询与思索的多向的甚至是无限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大漠祭》透过它讲述的生活故事揭示了一种人生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孟八爷是我们农民父老中出现的名副其实的哲学家，他理所当然地成为这种人生哲学的阐释者和宣讲者。这种人生哲学是我们农民父老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存处境的产物。它相当典型地体现了孟八爷们的生存智慧和精神特征。但小说又相当清晰地显示了它不能引导我们的农民父老走出困境。因此，小说在对它的否定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重大课题。我们的确看到，小说里的一些人物都以某种方式力图走出困境，但事实上他们几乎都难以摆脱自身精神特征的制约，当然更难以摆脱传统和现实的制约；人们在为这些人物的命运扼腕叹息的同时，不可能不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出质疑，不可能不返观自身，质疑自身。《大漠祭》的深层意蕴在书外，《大漠祭》的批判锋芒有着广泛的指向性。

《大漠祭》里有大量的景物描写、人物对话和心理剖析！给我们留下极深的印象。它们同样是构成小说诗性特征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作家笔下最能体现其风格的自然景观是沙漠。可以说，沙漠已成为这部作品艺术形象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获得了自身独特的生命。只要看看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季节、不同时段里沙漠的传神写照，就不难发现，作家笔下的沙漠绝不是类型化的。作家并没有把沙漠拟人化。但它的生命的搏动，时而暴虐时而沉静的性格，让人感受到它与沙湾人既对立又和谐的依存。它与沙湾人之间的碰撞与呼应，似乎成为乡邻间关系的一种呈现，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它也和沙湾人一样在某种痛苦中挣扎，它也在渴望并表达着一种理解和宽容。它是完全人性化的。雪漠已给他的沙漠打上了独特的个人印记，完全可以称其为“雪漠的沙漠”。作家处理人物对话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他非常注意把人物对话置于种种琐屑细节营造出的日常氛围中去，极力避免任何过分的戏剧化。像第一章第八节猛子去秀秀家“写信”的场面，第二章第十二节老顺家父子干仗的场面，不仅通过对话把人物刻画得声态并作，眉目如画，而且晕染出浓浓的人生韵味，把凡俗生活诗化了。作品里整节整节的心理剖析，也是伴着种种生活细节的生动闪现，润润流淌出来的。在我们看来，这些处理方式的选择、鲜明色彩的形成，都是由作家的个性决定的。当然，这还得益于作家在语言追求上作出的努力。我们或许可以说，《大漠祭》对语言的追求有两个值得注意之处。一是它与一般有选择地吸收和融化地方方言的探索不同，它在凉州方言的使用上具有整体性覆盖的特点。在《大漠祭》里，凉州方言不是零零星星的点缀，而是成为了构成全书个性化的叙述语调的一种基调，既赋予作品一种乡土色彩，又赋予作品一种个人色彩。二是它为我们将方言文学化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启示。在《大漠祭》里，大量凉州方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基本上和谐地融入规范语体系之中，作家未加任何注解，而让其在具体语境中显示丰富的内涵和特异的韵味。即使不熟悉凉州方言，也不会有大的阅读障碍，反将为其独特的色彩和韵味所吸引。在我们看来，如果《大漠祭》在语言运用上失去了现在的特点，它作为语言艺术的魅力将大打折扣。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个民族的规范语和方言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一个民族语言的发展本身就需要不断从方言中吸取养料和活力，而方言的文学化正是这样的一种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说，作家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大漠祭》的问世必将再一次引起人们对西部文学的强烈关注。构成《大漠祭》西部地域色彩的核心因素是小说的生活内容，是小说展示的西部人的行为、心态及其人文底蕴。但并非每一个生活在西部的作家都能够真正发现它、把握它。古人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地域意识的获得和深化，往往取决于文化视野的开阔，取决于在与他者比较中对自身的准确认知。《大漠祭》揭示西部生活底蕴所达到的深度，表明作家具有相当开阔的文化视野，具有在比较中把握自身的自觉。《大漠祭》将证明，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文学并非是局限于某一地域的文学，它的意义必然是普遍的、整体的，只要它是不可替代的构成多样化整体的诸多元素之一。

（刊于《飞天》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