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中书写农民的历史——论雪漠和他的《大漠祭》

平静中书写农民的历史

——论雪漠和他的《大漠祭》

杨万寿  唐援朝（均系河西学院中文系教授）

当越来越多的作家沉醉于灯红酒绿的都市情调和尔虞我诈的商场之争，或迷恋于风花雪月的男女私情，或热衷于描写宫廷秘闻，或渲染江湖义气时，也有一些甘于寂寞的作家，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体验、感受农民生活的甘苦，关注着农民的生存境遇，为他们泣，为他们歌。这些作家以现实的眼光揭示农民的生存境况，叩问生存意义，守护精神家园，抵御物欲、暴力和本能泛滥的文化倾向，体现出社会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甘肃作家雪漠应该是这一作家群体中的一员。雪漠在《大漠祭》序中说：“我从不把自己划入时下的‘作家’行列。时下不少‘作家’的作品，多是无病呻吟的玩艺儿，或卖弄一些技巧，或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而老百姓的生活和饥苦，却少见触及。这样的‘作家’，真叫人羞于为伍了。”这便清楚地表明了雪漠的文学观和历史观：真正的历史画卷是生活，是平平常常的生活。是一滴滴生活之水，汇成了历史潮流。作家应该描绘的，就是这些平常的、然而又是最真实的生活。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段生活，真实记录一个历史时期的老百姓如何活着。他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生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雪漠曾说，“我的写作从关注历史开始。如西夏文明的毁灭，对我启发很大，由此我产生了顿悟，如果有一位哪怕是三流文人记录下当时人民的生存状态，保存下来都会有价值。所以，我能把我所处时代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记录下来，也会有价值的。巴尔扎克要当历史的书记官，他一生都没有摆脱生活的困顿，但他的确是大作家。”

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和历史观并不足以评价一个作家，关键是作家在这种文学观和历史观支配下的文学创作。《大漠祭》正是实践了作家的观点并取得了较高成就的一部描写西部农民生活的作品。《大漠祭》中没有中心事件，没有重大题材，没有伟大人物，没有崇高思想，只有一群艰辛生活的农民和他们平凡不过的生活状态。他们老实、愚蠢、狡猾、憨厚、可爱又可怜。作家“对他们有许多情绪，但惟独没有的就是恨。对他们只‘哀其不幸’而从不‘怒其不争’。” 小说的故事是围绕着老顺一家普通的生活展开的。写老顺一家一年的生活（一年又何尝不是百年），其构件不过就是驯兔鹰、捉野兔、吃山芋、喧谎儿、打狐狸、劳作、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等等。农民仅靠种地获得的收入显然只能果腹而已，应付日益膨胀的各种税费已远远不够，更不要说对付灾荒，应付疾病，子女上学，婚丧娶嫁等等。为了生活和生存下去，他们当然，也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沙漠吃沙漠”了。老顺一家本是种地的农民，但驯鹰猎兔倒成为谋生的基本手段。孟八爷把沙漠当成自己的“银行”，深谙猎狐之道。表面看来，都充满着惨烈的血腥之气，把展翅翱翔刚烈强悍的雄鹰驯成猎兔的家禽；把沙漠中富有灵气的狐狸变成了可以（几乎是唯一）换钱的狐皮；把沙漠中野生的生命力极强的黄柴籽（一种生长在沙漠中的植物，籽可以入药）捋下来卖钱。从环境保护的意义上讲，破坏环境的生态平衡，反过来遭受自然的报复是一个基本的理性判断，但深入到大西部现实的环境中和文本故事的语境中来分析，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判断就显得远为复杂和矛盾。一切简单的批评和指责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当人和猎鹰共同猎杀兔子时，“灵官的心一阵发抖，周身的毛孔都收缩了。这是多么残酷的场面。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就这样完结了，仅仅是因为人想吃肉。”但老顺的回答是：“你知道啥是公平？啊？人种麦子，容易不？兔子糟害庄稼，公平不？啊？这世上啥公平？有人坐小车，有人甩条腿，公平不？有人山珍海味，你山芋米拌面。公平不？”从老顺简单明了的回答中，我们不难悟出人生的不公平，生活的不公正，老顺们的行为完全是生活所迫，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对此，你还能指责什么呢？

在《大漠祭》中，作者比照着写了在城乡二元分治下的巨大的城乡差别。城乡二元分治使得农村的计划生育困难重重。书中有几处写到遗弃女婴的事。这种事在我们所知道的农村社会是见怪不怪了。我们觉得，作者是泣着血泪写的。在描写白福冻死亲生女儿一节中，在看似从容平静的叙述中，充溢着惊心动魄的悲伤！实际上，在描写老顺们苦难生活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作者对他们顽强奋争的为生活、为生存的豁达、乐观精神的颂扬。再苦、再累的生活中仍充满着柔情蜜意，欢乐与笑声。可是在这一节的叙述之中，作者却以难以遏制的愤怒鞭挞白福们的无知、愚昧与残忍。分析白福及更多的农民遗弃女婴，要生儿子的动因，更多的是物质上的，其次才是观念上的。养儿防老是潜存于农民心灵深处难以革除的既定观念，如果没有儿子，就意味着自己将来没有归宿，似乎这样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种观念显然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思想的遗毒。但从书中的描述和现实生活中，农民没有稳定的工资，没有退休金，没有医疗保险，谁来养活父母？谁来修堤上坝？谁来支撑门面？又有谁来延续香火？似乎有了儿子这一切都有了保障，作父母的在心理上也得到了慰藉，养儿子的期望就在于此。可是更大的悖论又形成了：老顺们苦苦挣命，就是要为几个“爹爹”们“拴个母的”。等到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就像“风中的落叶，枯了，”一生也就结束了。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为了生个“带把儿的”，女婴被溺死了，房子被扒了，牛被拉走了，可到头来，仍走不出宿命的怪圈，为什么？

城乡巨大的物质差别还造成了那些“非农业人口”对农民精神上的极大的歧视与人格上的侮辱和财富上的剥夺，刺激农民的，也许更在精神层面上。作品中写了三件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憨头与灵官进城卖兔被带“法”的税务蛮横地抢走时，切肤之痛不是钱的损失而是人的尊严的被侮辱，“要是连个人都不是了，要钱干啥？”老顺交公粮时上好的粮食被粮站干部故意压为三等时“涨红了脸，嘴唇、胡子、手指都抖动着，眼里也蓄满了泪。半晌，他叫了一声。”憨头得了肝癌万般无奈住进了医院，却迟迟动不了手术，经人指点，给主刀大夫送了钱，终于安排了时间，可手术时憨头像杀猪似的嚎叫起来，细问原委，原来是没有给麻醉师送钱所致。正如作者在《跋》里写到“那个失败的手术除了叫弟弟当了回挨宰的猪外，还留给了我噩梦般的记忆”。

作者就这样在作品“平静”地叙述着当下西部农村的现实，对于读者来说，却是一部不平静的历史。读者从中读出了历史画面的真实再现，历史脉搏的跳动，人物的灵魂的展示，农民生存境况的窘迫，农民命运的无奈等。更重要的是，透过历史的真实，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认识和思考现实中的社会问题，进而探索解决存在的问题。所以这种“平静”之中有沉重的责任感，写作是作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借以牟利的手段，（作者潜心写作《大漠祭》十二年，有四年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他为灵魂活着，不委屈良心而捉笔。说自己想说的话。他之所言，或为完善自我，或为充实人生，或记录生活，所以他在创作〈大漠祭〉的前期，写得非常艰难，经历了从写到废，再写再废的过程，到了写长篇小说《大漠祭》时，“我已经很平静了，越往后感觉不是在写作、在塑造，而是在自然地流淌了，悟到了文章本天成的内涵。”当他真正成为时代立言人的时候，他应该可以称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

《大漠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有评论家说，雪漠的《大漠祭》标志着甘肃文学摆脱了“陕军”影响的惯性。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基于作者“真实地记录生活”的文学观即作者在作品中熟练运用甘肃方言尤其是武威方言来塑造人物形象，使人物显得自然、亲切，摆脱了“官腔”、“文章腔”。以乡野粗语与古典遗韵形成的独特的武威方言为特征的人物语言营造了鲜活、生动的审美意味。我们熟悉的武威农村常用的口语，不单使人物对话具有鲜明的乡野色彩，而且极具动作性和个性化，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又使老顺蛮横、猛子倔强的性格特征活灵活现。作品中的人物语言，贯穿始终的是农民日常使用的口语。“香到脑子里去了”，“提起萝儿斗动弹”，“乱麻扯了鸡脖子”，“驴肚子马绊肠”，“斤里不添两里添”，“三天不吃山芋米拌面，心里就干焦干焦的”等等。这些农民常挂在嘴边的、俗而又俗的话在作品中的恰当运用，让人不能不佩服作者运用群众语言的能力。特别是描绘一群人喧谎儿、吵架、吃饭时的语言，那一串串奔涌而来的连珠妙语，更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文坛上有很多作家在发表一、二部较有影响的作品后就归于寂寞，但愿雪漠能超越自我，完成蜕变，敢于不停地否定自己，走向更高的境界。

（刊于《丝绸之路》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