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颖 ：乡村叙事的审美特征

乡村叙事的审美特征

梁颖（兰州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同样是写乡村生活，同样是家族化叙事，《大漠祭》不同于《白鹿原》以家族的兴衰为线索对历史作出自己独特的现代阐释，不同于《红高梁》对充满强悍与野性的民族精神的向往，也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中那种与意识形态具有紧密联系的史涛性乡村叙事。对农民原生态生存的关注，是这部长篇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作者摒弃了戏剧性、突发性这样的传奇因素，全篇没有中心事件，只是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之流的琐细展示内容充分生活化，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和亲切感。

《大漠祭》文本的叙述特点是无视角限制，作家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观察被叙述的人物，也可以自由地进入各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但却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心理描写。作家也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但这只是作家的主观叙述，而不是现代主义小说中那种全知视角缩小之后的人物的潜意识、梦幻、独白等的内在、细腻的流动。因此，从小说的艺术形态上说，它既非故事型又非心态型小说，而是生活型小说。这种美学风格或许在无意之中与新写实小说有了几分因缘。

传统现实主义对重大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情有独钟，致力于揭示历史和社会的本质规律；新写实小说则对日常琐事极具把握力，《大漠祭》在这一点上和新写实小说神似。此外，它和新写实小说都用全知叙述视角，而不像新生代作家那样热衷于以第一人称叙述独异的个人体验；不像十七年小说那样充当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也都放弃了新时期初始式的启蒙话语，但又不同于新写实小说对于经典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解构与反叛。作家娴熟地运用对比手法使人物性格充分地鲜明起来，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人物群像，个个鲜活生动，避免了新写实小说只有“人物”没有“性格”的通病。

《大漠祭》另一个不同于新写实小说的特点在于，它并非零度情感介入和中止判断、拆解深度模式的操作性写作。作家的情感没有像西方现代小说那样在夹叙夹议的演述中直截了当地宣泄出来，而是既有对人物的贫困、不幸命运的感同身受式的悲悯，有时又颇为复杂地流露出对这种生存方式的认同与无奈，甚至还有留恋与沉迷，这种富有矛盾张力的情感倾向是相当含蓄地包孕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与情节的安排之中的。作家的这种底层意识并非“他者”，而是来源于“自者”的无意识与生存体验——作家并没有以局外人\文人的立场来表达，这种底层意识毋宁说就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认同。

作家采用了一种综合的人文历史视角，它是对十七年社会化、政治化乡村叙事的有意疏离，也是对命运、人性、伦理、风俗、文化的多维言说，使得文本的内涵极富张力。不同于一般长篇开头汪洋姿肆结局气息奄奄的通病，《大漠祭》的写作是渐入佳境式的，越到后来越耐人寻味。作家也很善于描写对奇幻的大漠风光、独特的“太阳”、“月亮”意象、原始的巫术仪式的描写都很见功力，而且有效地控制着文本的叙述节奏、速度与方向，对于矫正当今文坛作家大多长于叙述短于描写的流弊有一定积极作用。

当然小说并非没有缺陷。比如，作家没能和他笔下的人物拉开距离，使得视点下沉，妨碍他站在更高的立场来冷静地观察与反思他们的生存。作家的人文关怀仅仅表现在浅层的日常经验之中，而没有穿过土地，更深地触到灵魂、终极关怀等问题。也许相对于生存的艰难，这并不是最迫切的问题，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可以不去思考“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人自身的愚昧、无知会使本来就枯涩的生存更添残酷，这尤其表现在引弟之死这件事上。作者也写“死亡”与“性”，但这死亡与性是自然的、实在的，没有形而上的暗示，也没有包孕特别的意味，作者的笔法太“实”、太“胶着”，而不够空灵，没有升华到“有意味的形式”层面。小说过多地保留了一些直接体验的特点，生活实感极强，但作家与叙述内容之间缺乏审美距离和“间离”效果，理性对感性的渗透、驾驭缺少力度，再现没有有效地转化为表意和创造，使得作品的思想意蕴不够深邃，文本的“超越感”不强。

全知视角过分强调作家对人物的控制，人物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得人物不能敞开复杂矛盾的心灵世界。比如，在塑造莹儿和白福这些人物时，如能再增加一些潜意识与内心独自的心理活动，人物性格会更加丰满。心理视角的运用，显然会使作家对人性的言说更富力度。

（刊于《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