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雪漠小说的意义

雪漠小说的意义

雷达（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我想谈谈雪漠小说在当代文坛上有什么位置？意义在哪里？

我是比较早的写《大漠祭》评论的人。看了《大漠祭》后，我很激动。有人也许以为我仅仅是出于一种家乡的情结，因为我是从西部出来的。当然，这里有一点情感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中国需要《大漠祭》这样的作品，因为中国“沉默的大多数”，正在从作家的视野中逐渐淡出。前几天，我在兰州大学讲，都市替代乡村正在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新一代的作家确实缺乏乡村的体验，一种都市的自足使他们放弃了与乡村的联系，而中国的文学又恰恰离不开乡土经验和乡土提供的诗意。所以，上世纪才有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审视、沈从文乡土牧歌的描写、以及建国前后革命农民的史诗。至于近二十年的《古船》、《白鹿原》等，虽然写了中国乡土的文化秘史，但都是写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事。今天的文学中，对我们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在现代化背景下的精神追求描写得太少。我们没有意识到，乡土也好，都市也好，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看到《大漠祭》后的激动之处，也就在这里。

《大漠祭》基本上是写实的，写存在的。雪漠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他还是比较靠近现代，这就是对存在、对存在的一种认识。雪漠的小说中，没有简单地去诠释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思想，没有很生硬地迎合某种声音，也没有用官僚化的思想来诠释农村生活。它身上，再也找不到上世纪农村革命史诗像《创业史》这类作品的影子。它只写了河西走廊农民一年四季的艰辛生活，这种生存被写得非常鲜活：他们存在着，他们沉默着，他们已经习惯了几千年的这种生活。小说表现的强劲程度，是我们很多作家所不能比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不需要专门去搞一种寓言化的写作或者形而上的概括，或者整体象征，它本身就有一种象征意义。同时，农民的那种坚韧，那种屈辱，那种非常艰辛的生存，以及阎连科爱写的那种农民对官对权力的恐惧，《大漠祭》也写到了。现在大家谈得多的是莫言的东西、阎连科的东西，没有多少人去谈雪漠的《大漠祭》，因为西部在整个文化话语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正因为我深感到西部处于边缘的位置，批评界很少有人把视线投向西部，投到甘肃这样的地方，所以我宣传雪漠的《大漠祭》的确是不遗余力的。我写文章也好，讲也好，与雪漠本人的关系已经并不很大。我讲的是我们的西部文学。我不想为甘肃文学争一个不应该得的位置，或者仅仅是出于一种狭隘的乡土感情，把不该拨高的东西拨高。我觉得有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是虽然认识到了但不愿承认。甘肃作家并不笨，也并不比别人差，他们仅仅在某些时候缺少一种东西，所以不能和全国文学思潮接轨。

《大漠祭》中有“史”的意识，就是说，面对西部现在的这种生活，如果我们不去记录，它很快就会流失。在现在中国的版图中，这种生活状态和这种生存相对越来越少了，《大漠祭》有它的典型意义。所以，雪漠有个很强的愿望，他觉得他要替老百姓说话，他要把这些生存还原给历史。我觉得这很可贵。当然，这种作法发展到极致以后，容易变成一种强调原汁原味，谈忘了文学它是一个想象的东西。这样的话，作品给人的感觉，会是一种胶着的生活，“生活性”会把作者沸腾的想象压制住了。

另外，《大漠祭》也好，《猎原》也好，都有追求本土化写作的倾向。正像莫言所说，小说本是一个非常俚俗的东西，和说唱艺术连在一起，但这个东西后来上了殿堂，逐渐“洋”化。他就想从民间艺术中吸取智慧，“大幅度地后撤”。所以，莫言的《檀香刑》中的话语方式就有所谓高密东北乡的猫腔。阎连科对河南方言进行改造，他也希望能在本土化写作上向前走一步。雪漠的这种努力，不管他是自觉或非自觉的，他也是对本土化写作的一种新的探索。而且，他开始得还比较早。对凉州方言的应用，对凉州人生活的展示，对西部人心灵的剖析，都很不错。

现在，我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简单地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是不行的。从文学革命开始，我们主要就是借鉴西方的东西。现在的小说形态主要是西方的东西。那么，中国本土的东西，还能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形态？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得很好。所以现在有些作家在本土化方面下功夫，我是非常赞成的。确实，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这个“民族的”一定是一个大开放的前提下的“民族的”，而不是一个闭关的和闭守的“民族的”。

所以，我对雪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猎原》仍然持肯定态度。前几天，“四大名编”之一崔道怡先生在《文学报》上发了一篇评论，他认为《猎原》的某些特色可以传世。他喜欢《猎原》的语言，喜欢它所描写的生活。就当前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中，《猎原》还是上乘之作，所以我在《当代·长篇小说增刊》中，还是投了《猎原》一票。

当然，我同时追问：除了沙湾这个小社会之外，雪漠还能知道多少东西？他会写沙湾小社会，会不会写之外的大社会？或者能不能把沙湾小社会放到大社会中去看？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雪漠在写作中有封闭倾向。他对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如天人合一的思考比较多，但他对国际的风云、世界的进程、人类的进程和人类精神上遇到的困境思考了多少？他的作品中人类性的东西有多少？我觉得，他需要有这种眼光，需要一种东西文化撞击后的眼光。

雪漠虽也追求过形而上的东西，但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东西结合得不是很自然。我希望他能鸟瞰“沙湾”，鸟瞰“猪肚井”，鸟瞰凉州，让作家的主体意识站起来，把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对家乡的深刻了解结合起来。

（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