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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晓霞:《大漠祭》中的民俗世界及其象征意义

2011-04-01 10:46 来源:《河西学院学报》 作者:白晓霞 浏览:60116430

 

 

《大漠祭》中的民俗世界及其象征意义

 

白晓霞(兰州城市学院中文系教授)

 

内容提要:《大漠祭》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民俗世界,并从中挖掘出了西部农民精神生活中的某些特征,即一、狩猎民俗:用强悍的阳刚意识直面生活的苦难;二、民间信仰:用灵动的生命智慧化解生活的死结。从这个角度看民俗文化,其存在的价值,可能已在某种程度上逼近了西部文化神秘的密码,并在做着破解的努力。同时,当我们把雪漠和《大漠祭》当作一个整体去看待时,发现这可能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个案,它现实的传递着新一代西部知识分子和乡土文化母体之间的复杂联系。

 

《大漠祭》是甘肃文坛骄傲,雷达先生认为这本小说的出现,对乡土小说、西部小说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意义。这样的评论不知道会被多少人认可,但是,打开小说时扑面而来的是令人感动的质朴,在这样一个浮燥的时代里,作家沉默着写作的态度本身就是一座丰碑。雷达先生曾为《大漠祭》说过这样的话:“我以为《大漠祭》真正感动我们的,是对中国农民精神品性的深刻挖掘。它承继了我国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包融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的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关于《大漠祭》——在“雪漠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笔者认为,这种传统和勇气主要体现在作品记录了大量的西部民俗,实现了作者所说的记述日常生活的写作目的,并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了西部农民的精神中的某些特征。以下,笔者从作品中用较多笔墨描写的民俗文化,即狩猎民俗和民间信仰入手,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狩猎民俗:用强悍的阳刚意识直面生活的苦难

 

“狩猎民俗是一种远比农业生产更为古老、也更具有普遍性的民俗事项。它是早期人类获取肉食营养的主要途径。”①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在某些地区它已不再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大漠祭》中所描述是沙湾,属于甘肃武威,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在当地,狩猎其实只是一部分农民的业余爱好,绝非重要的生产方式。可是,在作品的前五章,作家却花了很多的笔墨细致的描绘了沙漠猎俗。其中以老顺的“挼鹰”和孟八爷的猎狐为主要内容,这一叙述过程细致而准确,可以看出是建立在作家的实践经验基础上,也渗透了真情实感。实事上,由于狩猎行业的特殊性,这完全是一个由男性垄断的民俗世界,所以,作者之所以对这一民俗精描细摩,其真正的用意,绝不仅止于对沙湾农民生活的真实再现,而在于用这种男性的民俗,去张显一种生机勃勃的阳刚意识。

 

作品中这样描写将野鹰驯化的“挼鹰”习俗:“这是个惨烈的过程。其程序是,先强行往鹰嗉里塞一个羊毛‘轴’,轴上已粘满了能维持它‘鹰’性的叫‘痰’的脂肪。一次次喂‘轴’,一次次扯‘痰’,直到鹰再也没有强悍的物质基础。同时,专人‘熬’鹰,嘿声不断,没日没夜,连续惊吓,使它无片刻安宁,直到饥饿疲惫之极的鹰不得不啄食泡尽了血水激不起野性的肉,不得不在早晚半醒半睡时受人的戏弄抚摸,终而乖乖蹲在那只戴了皮手套的拳上,成为一种工具。”作者的目的显然不是单纯地让读者了解北方常见的“放鹰”习俗,所以他用刚性的笔触,塑造了老顺这个勤劳耿直的凉州农民。他是一个意志顽强、颇有经验的“挼鹰”(驯鹰)老人,最喜欢的是“刚烈的鹰”。为了强调主人的这种品质,作者塑造了一只绝不服输、宁死也不让猎人“挼”的烈性老鹰:“它拍打着翅膀,凄厉地尖叫,其叫声明显异于别的同类。那是愤怒之极的拚命厮打。每次,都厮打的筋疲力尽,在鹰架上荡来荡去,像遭下作之徒欺辱后上吊自杀的烈女。”当这只和老顺一样倔强的鹰绝食而死后,老顺掰拆了鹰爪才把它从架上取下来,“饿成一把干毛”的老鹰如雕像般高贵地屹立在风中,恰似主人老顺屡遇生活磨难而从不认输的个性,所以老顺用英雄惺惺相惜的口吻盛赞老鹰“这是真正的鹰”。在此,我们看到了西部人勇敢直面生活的阳刚意识,正是靠这样一种坚韧的意志和磊落的品质,老顺渡过一次次人生的难关。在面对着收入微薄、负担沉重等日常生活苦难,以及孙女夭折、儿子早逝等特殊生活苦难时,他都能够在痛苦之后最终顺利化解自己内心的郁积,十分坚强地面对未来,而不是一味地陷入过去的痛苦不能自拔。实事上,老顺的这种生活态度绝非他在当代社会的独创,也不是他独坐沙湾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积累,是由一代又一代的西部先民们创造、传承下来的。这本是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但通过作者精描细摩的狩猎民俗,将其具体化了,又通过老顺这个雕塑般的人物,使其获得了一种明晰的质感。一个鲜明的战胜苦难的强者形象,直接撞击着读者的灵魂。

 

如果说老顺的“挼鹰”行为代表着西部人强悍而坚韧的生命意识,那么孟八爷的“猎狐”行为则代表着西部人生活的哲学和智慧。狩猎民俗中的学问很多,即便是一些看似神秘的禁忌,有时也存在一定的科学道理。正因为这样,作者在作品中用了不少篇幅去描写孟八爷丰富的狩猎知识。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他教灵官辨认狐狸的“踪”的知识:“‘踪’就是狐子在觅食后留下的足印。为了生存,狐不能不觅食。一觅食,猎人便跟‘踪’追击。‘踪’分三类:夜踪、五更踪、亮踪。夜踪是狐子在半夜之前留的足印。五更踪是五更后留的。亮踪是天亮留的。夜踪几乎无用,‘狐颠颠,人三天。’狐狸夜里留的踪,没两三天撵,连个狐毛也见不着。有经验的猎人不追夜踪。‘五更踪’可追,但累,从凌晨追到日落,或能见得狐影。‘亮踪’最佳。狐的习性是昼伏夜出。按孟八爷的话说,一见太阳,狐狸的头就痛,必须找个地方歇息。一见‘亮踪’,不用半日,便能见到在柴棵下休息的狐子。”这段充满智慧的讲解,让“书生”灵官十分钦佩,在此,孟八爷的形象也是一种象征,体现着西部农民宝贵的生活智慧。孟八爷紧接着教导灵官:“你个书生娃,不学两手,日后咋活呀?其实咋也是活。背个枪进沙窝,你就是天,你就是爹,你想咋就咋,比那些坐小卧车的差不了多少。……”这段洒脱开朗的表达,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现状的满足,是西部农民乐观自足的生活哲学的集中体现,在作者看来,清贫的生活不一定是卑贱的,富有的生活也不一定是高尚的。也许,许多以精英自居的作家会认为这是农民的保守和愚昧,大可以从中挖掘农民的“劣根性”。可是,雪漠却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感情,让读者看到了农民吃苦耐劳的牺牲精神,同时也是一种以大局为重的爱国精神。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中国农民的这样一种精神,才有今天国泰民安的景象。正如雷达先生所说“且莫认为作者在一味地写苦难,其实,正是老顺及其儿女、村人们的坚韧与豁达,勤劳与奉献,支撑着我们明朗的天空与大地”。②在孟八爷谈笑风生的背后,我们似乎看到了作者含泪的微笑。

 

二、民间信仰:用灵动的生命智慧化解生活的死结

 

除了狩猎民俗之外,作品中还较详细的记述了河西的许多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表现在行为上形成了某种手段或仪式,或表现在口头上形成了一些信仰的词汇或口头文学(如神话、魔法故事,仪式歌谣和祝辞),或表现在心理上形成了影响精神生活的某种力量。”②作者对这几方面的民间信仰都有所涉及,比如“祭神”、“燎病”、“打醋坛”的活动以及许多民间禁忌,但作者并没有囿于对民俗本身的记述,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民间信仰带给人们的精神影响上,可以说,在实事记述和精神流程的互动中,对西部民间信仰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这一剖析过程,既有感性的讴歌,更有理性的思考,体现了一个乡土作家的本色情怀。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得知大儿子憨头患了癌症之后,灵官妈悲痛欲绝,痛定思痛,却又想不出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不幸。最后,这个可怜的农村母亲运用自己一生的经验和智慧,对憨头的病因做了这样的分析:“又后悔不该叫憨头娶莹儿,属相不太合。可憨头总不能打光棍呀?再说,神婆不是禳解过了吗?不是在洞房地下埋了七苗绣花针吗?不是在新车子进门时车头朝东了吗?不是先进水后进火了吗?不是在新人进庄门时剁过个白公鸡吗?可为啥……为啥……她想起莹儿进门那天,身上正来红。也许那不是个好兆,会冲人的。新媳妇身上本来就有红煞,再加上那东西,不就更厉害吗?”在百思不得其解时,伟大的母爱战胜了恐惧,灵官妈决定请齐神婆禳解一次,希望“肝癌又会变成能治好的病。”她积极地筹备了钱物,终于把齐神婆请来了,“齐神婆扔了烟头,吩咐猛子搬来八仙桌,上了盘。每副盘有十五个馒头,占了大半个八仙桌。齐神婆摆香炉、鸡血酒、蜡烛、羊肉祭祀等,然后燃香,点蜡烛,焚表纸,口中念念有辞。”对于齐神婆“燎病”的这些程序,灵官妈是非常熟悉的,可是今天她却格外的虔诚,渴望齐神婆的超人的“功”能够挽救儿子的性命。实事上,受过文化教育的灵官深知这一切根本无法挽救哥哥的性命。可是,面对着可怜无助的母亲,他也只能借助于民间信仰做为最后的安慰剂,所以,他不但欣然同意了母亲的建议,并且违心的“为母亲的提议提供了理论根据:‘这种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句善良的谎言中饱含着令人感动的亲情,既有一个弟弟对哥哥的诚挚祝福,也有一个儿子对母亲的炽烈孝情。在此,我们看到,民间的信仰发挥了一种精神安慰剂的作用,这种药剂毫无科学的依据,但却具有惊人的精神疗效。实事上,这类民间信仰,正体现了农民的一种超绝的生命智慧,它神秘、温馨、充满着灵动之气,在不知不觉间化解了农民苦难生活中令人伤痛的死结。这种感觉,在灵官妈将儿子生命的最后希望寄托于“禳解”时得到了哲学般的升华:“这成了她溺入苦海之后发现的唯一一根稻草。冲动一阵一阵激荡着她,腹内有一团火在滚。这是希望之火,生命之火。等这团希望之火熄灭时,她的生命也该消竭了。剩下的,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

 

正是因为作者的这种立场,所以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记述了灵官对“打醋坛”这一民间信仰的全新感受:“灵官感兴趣的不是打醋弹的过程,而是氛围。他很惊诧这种仪式独特的氛围带给人的心理效果。滚滚升腾的雾气,叫人鼻腔发痒的异味,旋风似卷进卷出的人,以及醋弹神发出的滋滋声,构成了神秘的氛围,激荡着情绪,使人产生奇妙的兴奋。野鬼撵走了,厄运远去了,灾难消失了。剩下的是好运、洁净、幸福。安祥感随之产生。这种感觉异常明显。打醋弹前鬼气森森,打醋弹后清清朗朗。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种透明的清爽。”作者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判定这一活动的是与非,没有用高高在上的俯视去悲悯农民的“愚昧”,而是通过灵官的感受突出了民间信仰对农民精神的作用,和前述齐神婆“燎病”的功能是一致的。

 

小结

 

雪漠在甘肃武威生活了数十年,他熟悉这里的山水和草木,风土和人情,在《大漠祭》中,他用孩童般透明的眼神谛视着这一切,忠实地记录了西部农民的生活,尤其是记录了西部民俗文化的原始面貌,这中间,除狩猎民俗、民间信仰之外,还有婚姻民俗、饮食民俗以及民歌民谣等,可以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民俗世界,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正是在这一民俗世界中耕耘收获、繁衍生息。这种艺术效果,诚如作者题记所说:“我不想当时髦作家,也无意编造离奇故事,我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就这样活着。”可是,我们必须看到,作品中的民俗事象有其特殊性,它来自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在作家平静叙说的背后,我们感受到的是他对西部文化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在客观上赋于了民俗世界以灵动的象征意义,其存在的价值,可能已在某种程度上逼近了西部文化神秘的密码,并在做着破解的努力。

 

同时,当我们分析作家本身的存在状态时,在他思考农民生活的过程中,渗透了苦苦的挣扎乃至心灵的裂变,当我们把雪漠和《大漠祭》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时会发现这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个案,它现实地传递着新一代西部知识分子和乡土文化母体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一点,在灵官的身上可以得到一个旁证。作者常常强调灵官是一个“书生”,可是,在“打醋坛”时,这个“书生”却被他一向不以为然的民间信仰所感动,而完全沉浸在了一个“清清朗朗”的氛围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打醋坛”的仪式,甚至可以看做是知识分子的一次关于自我的深刻反省,反省的意义在于,置身于纯粹、透明民间文化中时,知识分子褪去了在都市生活中学会的矫情和虚伪,回归到了生命原初的状态,一种因为真实和善良而变得圆润和丰满的生命状态。至此,作者完成了一次由离开乡土——回归乡土的思想历程,这是他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痛苦反省。这种感觉,正如他在《大漠祭·跋》中深情地叙说“父亲很老实,甚至算得上愚昧。他一生中最睿智的一句话就是在我嫌他愚昧后说的。他说:‘娃子,我当然愚,谁叫我没个好老子供我念书呢?’我从此无颜再自作聪明。”也许,作者想告诫天下所有出生于农家的知识分子,不要忘记自己的根脉,民间文化不是愚昧的标志,相反,它是滋养人类精神的活水,它能够净化人类已经渐渐麻木的灵魂,提醒人类应该健康地活着。

 

注释:

 

  苑利、顾军:《中国民俗学教程》,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雷达:《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238页。

 

(刊于《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21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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