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关于《大漠祭》——雷达在“雪漠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雷达

关于《大漠祭》——雷达在“雪漠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2002年12月11日  鲁迅文学院

　我认为，对《大漠祭》的研讨，是非常有价值的，不管是对乡土文学的发展，还是对西部文学的发展，或者对于农民性和农民形象的认识，或者在我们文学格局的意义上，我以为都是值得探讨的，值得整个文学界关注。
　　记得前年，我收到一本书，是甘肃作协主席王家达寄来的，此前我并不认识雪漠。书里还附了一封信，说是你无论多忙，也一定要看看这本书，他说这书非常值得一读，你不会白看。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粗犷自然，大气磅礴，情节曲折，语言鲜活，朴素睿智，引人入胜，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看了以后，我觉得推荐给我的人没有讲假话，编者加在封面上的话也不应该说是商家的广告词语，基本是实事求是的。后来，听说上海的一些评论家对《大漠祭》评价很好，《文汇报》也这样写到：“作者以极其真切的情感，惊人的叙事状物的笔力，写出了奇特的西部民风和沉重的生存现实。”去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把《大漠祭》列为2000年全国最优秀的五部长篇之一，引起了文坛注意，开始被一些文学界人士所关注。
　　看了《大漠祭》后，我很激动。我深知，在西部，特别是甘肃武威这样的小地方，要走上文坛，必须付出比别处多几倍的努力，这是我们的文化不平衡带来的。我认为，《大漠祭》文本的产生，不是那么简单的，当代文坛，这样的作品并不多。有些作家，名气可能比雪漠大得多，但在精细的程度上和掌握生活细节的程度上及作品动人的程度上，不一定就超过了《大漠祭》。所以我就写了篇评论，叫“生存的诗意和新乡土小说”，登在《光明日报》上。为了把西部的这部作品推出去，我又在《文学报》和《小说评论》上发了一次，希望更多的人注意《大漠祭》，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过甚和信息交错的时代，你的声音放得再高，引起的注意也很有限。我觉得真正进入《大漠祭》文本，就会发现编者称它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并不是妄言虚语，还是有相当的可信度。我以为，这是凝结了作者多年心血的一次生命书写，从贯注全书的那种深刻体验来看，不用作者的“自供状”也能看出，他的人物情事多有原型，是他的亲人和他最熟悉的村人。全书的那种从内向外涌动的鲜活和饱满，即使最有才气的‘行走文学’的作者也很难达到。《大漠祭》“跋”中说：“此书几易其稿，草字百万，拉拉杂杂，写了十二年，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动笔时，我才二十五岁，完稿时已近四旬。但我终于舒了口气，觉得总算偿还了一笔宿债。今生，即使不再写啥，也死能瞑目了。”当然，也不必过早地宣布这些。不过从这些话里也可以看出，作者写《大漠祭》时是真正把生命投入进去的一种写作。我个人认为，《大漠祭》是写存在写生存的，它是写大西北农村的当代生存的。它所展示的审美风貌区别于以往的乡土创作。它没有中心的大事件，也没有揪人的悬念，只有一群老实的、憨厚的、狡猾的、可爱的、可怜的西部农民，他们自然地来到这里，自然地生活在这里。他们是卑微的，同时又是高尚的；他们过着卑微的生活，同时又有非常高尚的追求；作品既是典型化的东西，又有相当的心理深度；既写了一年，又试图表达百年；既写的是一家，又写的是大家。作品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它那逼真的、灵动的、奇异的、生活化的描写，硬是靠人物和语言抓住了读者。但从深层来看，它是在原生态的外貌下，对典型化追求，并不是自然主义的东西。我以为《大漠祭》真正感动我们的，是得之于对中国农民精神品性的深刻挖掘。它承继了我国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包融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的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它不回避什么，包括不回避农民负担问题和大西北的贫困现状。它的审美根据是写出了生存的真实甚至是严峻的真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真正激人奋进的作用。
　　我们不能认为《大漠祭》仅仅是在表现苦难，其实正是老顺和他的儿子们的艰韧和豁达，支撑着我们明朗的天空。沙湾这个小社会里的这群人的最根本的坚韧和奉献，和他们的生存意志，是很了不起的。这部作品以雄浑的自然生态为背景，以儿女情长及人情美人性美为它核心的内核。我觉得，这部作品动人的力量，是超越了故事的层面，指向了一种精神的高度，指向了一种精神的空间。它的语言鲜活，有质感，既形象，又幽默，常常有对西部方言改造后的新思妙句。它对大漠及其人的生存的描绘是非常有特色的，小说的对话也很精彩，它描绘了西部包括河西走廊的风俗画，在风俗画里面给予了对农民很深刻的理解，给予了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大漠祭》告诉我们，乡土文学没有完结，新的乡土文学正在涌现。当然，《大漠祭》也留下了一些话题，如它的封闭的结构问题，它的语言问题，它对农民性描写的问题，等等。但能留下话题供人们讨论，就说明作者是写出了一些生活的本质层面的东西，就具备可讨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