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译者是南社的“革命和尚”苏曼殊。苏曼殊，原名戬，字子榖，后更名元瑛，柳亚子更“元”为“玄”，苏曼殊亦认可，同时以法号“曼殊”行世。1903年，苏曼殊自日本归国，到上海《国民日报》任译员时，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时译为嚣俄的《哀史》)。从当年的8月18日在该报连载，书名译为《惨社会》，署名为“法国大文豪嚣俄著，中国苏子榖译”。到10月13日，报社被封闭时只刊载到第十一回。苏曼殊平时言行无拘无束、我行我素，在翻译此书时也很随意，没有忠实于原著。书中的情节、人物，均按照自己的好恶乱添乱造。虽然有同事陈独秀(陈由己)帮忙润饰，但他也马虎得很，仍旧无法弥缝。报社闭馆后，上海镜今书局的创办人陈竞全，认为小说没登完很可惜，就找到陈独秀，表示愿出单行本，获允后由该书局以《悲惨世界》之名出版，译者为“苏子榖、陈由己”二人。不幸，该书出版不久，镜今书局也关门大吉了。因出版数量少，早已绝版。十多年后，苏曼殊的友人胡怀深(寄尘)把《惨世界》交给上海泰东图书局翻印，那已经是1918年苏曼殊逝世之后了。书名为《悲惨世界》，删去了“嚣俄”和“陈由己”之名，改成了“苏曼殊大师遗著”，其内容并未改动。《国民日报》和镜今书局虽为首版，但皆先后关门，译者苏曼殊也只活到35岁，都未能长寿。

　　另一部译本的译者是方于和李丹。方于，原名裕。江苏武进人。1903年生于南昌，7岁时随父迁居上海，进商务印书馆尚公子弟小学读书。1921年考取里昂中法大学第一班，赴法国留学，就读于里昂大学文学院，攻读法国文学。她喜爱音乐，课余师从里昂音乐学院声乐教授、罗马金奖获得者玛黛依斯夫人学声乐。与她一样热心于法国文学的，还有同她一起在法留学的李丹。李丹在巴黎音乐学院里昂分院进修小提琴。在他们入学的第一学年，里昂大学开设的学术讲座是评论雨果的作品，其中就有《悲惨世界》。这是他们初次接触到这部作品。

　　对文学和音乐的共同爱好，拉近了两位青年的感情距离。1927年他们学成回国。1929年喜结连理。婚后夫妇二人即开始合译《悲惨世界》。当年译成了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可怜的人》为名，交由商务印书馆列入“万有文库”第一集出版。译者为方于、李丹。1931年第三卷译成。1932年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军机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他们将第三卷译稿寄往商务印书馆驻香港办事处，不幸译稿下落不明。此后因为失业、战乱，他们甚至没有一张书桌可供再度执笔，致使翻译中辍。

　　1954年，文化部特邀李丹、方于到北京参加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决定请李丹重译《悲惨世界》。1958年由李丹翻译、方于审校的新译本第一卷和第二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正当第三卷译毕待付梓时，爆发了“十年动乱”。李丹、方于被关入牛棚，身心受到摧残。1971年释放后，尚未平反的李丹将藏在箱底的译稿找出时，看到的只是被老鼠啮成的碎纸片儿。李丹以71岁高龄的病弱之躯，在借住的半间小屋中粘贴修补了译稿。之后的几年里，李丹又东躲西藏译完了第四卷。他像《悲惨世界》里的主人翁冉·阿让那样忍辱负重、不屈不挠，顽强地与厄运抗争。因此，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77年，李丹因便血住进了医院。入院时还带了被他翻过千万次的法文大词典，在病中酝酿着末卷的译文。最终，李丹病重逝世，家人只在李丹的枕头底下找到几张写在香烟盒上的第五卷部分零乱的译稿，法文大词典也被人偷走了。这部从1929年到1977年历近五十年的译本，因为李丹的病逝也成了无尾而终的结局。

　　李丹的去世对方于的打击是沉重的。五十年的同甘共苦，五十年的翻译审校，都结束了。她吃不下、睡不着，几乎被悲伤击垮。就在李丹刚刚去世，遗体尚未火化，追悼会尚未举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便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昆明，取走了第三卷和四卷译稿，并于1980年出版。

　　方于在哀痛中想到，她与李丹几十年付出心血的《悲惨世界》，不能就这样无尾而终。他们的愿望是要让读者了解珂赛特的最终命运。于是，在李丹去世三个月后，方于挣扎着坐到了书桌前。这位74岁高龄的老人，以每日一碗稀饭维持着生命，经过九个月的艰苦奋斗，按李丹译稿的风格遣词造句，终于译出了《悲惨世界》的第五卷。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卷血泪凝成的译本，署名李丹、方于。

　　雨果的这部享誉世界的名著，历尽八十年的坎坷之路，经两代译者的奋斗，才完整地呈现给中国读者。该书的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1994年和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选粹”再次出版了《悲惨世界》上、中、下三卷本，署名李丹、方于。1999年，长春的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利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型出版了“高中生必读书”的五卷本。

　　李丹和方于的译程催人泪下，他们是不幸的。但他们为世界文学译著的名苑中，树起了一座丰碑，他们又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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