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小说的人类学解读

谢美英

雪漠的小说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异数。“大漠人”系列小说反映了西部农民坦然而艰辛的生活情状，没有中心事件，写的都是西部农民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日常琐事，如驯兔鹰、捉野兔、打狐狸等，串起来构成一个特定地域的西部农民在这个时代的生活全景图。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均带有朴素的西部农民口语的地气和热力。他的小说没有借助什么西方现代派技巧，用最朴素、最诚实的写法，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具有地方性知识、文化认同、生态伦理等丰富的人类学内涵。

一、地方知识与深度描写

出于对西方理论界整合趋向和本质主义的批判立场，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地方性知识”：“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它要求“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1]显然，他所构建的“地方性知识”强调“内部眼界”和“深度描写”，要求写作者细致深刻、慧眼独具、以小见大、以此类推地观察和阐释，展示和研究“文化持有者”的“语言行为，理解他们的声言、信仰以感悟他们的‘自我’概念的世界”。[2]雪漠深入生活最底层，以凉州农民（或贴近凉州农民）的视界和富含地域特色的语言对西北大漠、沙暴、戈壁、骆驼、盐池精雕细刻，对“民俗文化”凉州孝贤、花儿如实状写，原生态呈现西部农民苦难深沉的生存困境，完全符合吉尔兹地方性知识构建的“内部眼界”和“深度描写”的要求。

翻开雪漠小说，俯拾皆是大漠世界物态风情的细节刻画，它们构成小说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小说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且不说雪漠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季节、不同时段里沙漠的传神写照让人如临其境，对沙漠中野生动物沙娃娃、兔子、老鼠、蛇、狐子、狼等求爱、捕食、嬉戏打斗场景栩栩如生的刻画让人回味无穷，其对人们心目中最平常的太阳多角度、立体深描亦让读者反复咀嚼和玩味。在他笔下，沙漠的太阳充满诗情画意，时而像“小母鸡下的处女蛋”，时而像浮在沙海尖上空“小而亮的乒乓球”，时而像“蹲在沙堆上悬着清涕的光棍汉毛旦”，时而像“冷清和穷酸的悬了清涕抱了膀子的老光棍”，时而像“串庄子的孤独老人”，时而像“羞红脸的少女”，时而像要“去会心爱的姑娘的男子”，时而像“好奇心强的娃娃”，时而像“灌满了血的猪尿泡”，时而像“悬在风沙中的冰盘”。除此之外，作品中充满了对农民生活常态的逼真描述，不仅提升了作品的审美趣味，更是为作品展现西部风情提供了空间和窗口。

除狩猎民俗外，作者也合乎想象地呈现了祭神、燎病发丧、攘灾等民风、民俗，可谓是“西部风情小说的集大成者”。[3]这些成功得益于“凉州贤孝”的熏陶和“花儿”的滋养。

作为根植于武威民间的古老弹唱曲艺和“凉州劝善书”， 贤孝为其创作提供素材和营养。贤孝的传承艺人十有九盲，他们由于生理上的缺陷饱受世态炎凉、冷暖心酸，且其所唱内容多是弃恶扬善、表贤道孝、劝化人心。盲人心里情绪的宣泄和表现内容的需要共同促成贤孝的苦难意识和悲悯情怀。受此熏陶的雪漠，其小说以充满悲悯和怜爱的眼睛注视在西部大漠中生活沉重的农民生活，书写他们摆脱痼疾、挣扎求生的艰难历程中质朴、坚韧、豁达、卑微、保守迷信等交织一体的精神本性。

西部民歌“花儿”同样启悟作者创作灵感，多方面影响其小说叙事。一是小说恰当运用“花儿”叙写西部农民的苦难意识。写现实的苦难：“早起里哭来晚夕里号，清眼泪淌成个海了；杀人的钢刀是眼前的路，把尕妹妹活活地宰了……”写相思的孤苦：“兰州的木塔藏里的灯，拉卜楞寺的宝瓶；想烂了肝花想烂了心，哭麻了一对眼睛……” 这样表情达意的“花儿”在小说中不胜枚举。二是“花儿”隐喻、象征西北女性，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花儿仙子”莹儿美丽、聪颖、痴情、温柔、灵秀，“她所唱的‘花儿’贯穿于‘农村三部曲’，既是西部女儿如水柔情的集中体现，又是西部爱情理想的坚守。”[4]三是民歌“花儿”穿插于小说中，增添小说的地域色彩，强化叙述者的叙事立场。如《白虎关》共三十六章，每章都用一句与内容密切相关的“花儿”作为标题，用地方文化要素介入的方式将民歌形式中的生活还原成现实，使读者感受到小说人物生活在“花儿”的诗意氛围中，同时领略到大西北特有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精神气质。

要之，在雪漠的“深度描写”下，地方知识实际成了一个充满神秘感和新鲜感的文化认知系统，具有惟一性特征和自律功能。其文化魅力不仅在于百科全书式地呈现“大漠”原生态镜像及百性生存样态，更以隐性方式，体现小说人物的心理积淀、情感方式、生活趣味、价值判断。这样，站在“地方性”经验世界的立场上，书写西部农民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

二、文化认同与他者超越文学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和文化视角，体现深刻的文化属性和文化价值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作者总是通过文学将民族固有的习俗和传统内化成个人的价值观加以普及和传播，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关系认定中确定“自我”在现实境遇中的生存价值归属。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认同也就是个体或群体对某些文化形态的接受和认可，[5]甚至因此产生一种“内在情结”。雪漠通过描写河西走廊农民一年四季的艰辛无奈坦然的生活，定格一种即将逝去的思维和存在方式，挖掘西部文化的精神气质和美学情趣，传递对该文化智慧光芒的认同。

首先，困境中人性的挖掘和诗情画意的西部自然描写是其寻求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陈思和曾这样评价雪漠小说中的人性美：“雪漠的小说展示给我们一些没有被商品经济污染的善良的心，有一种让人心碎的美而惟有这种当下小说中所缺乏的善良与单纯，才能具备唯美的力量。”雪漠笔下的人物，虽活得艰辛但为人本分，充满睿智、坚韧、自足、豁达。老一代农民形象，如老顺、孟八爷、新疆爷一生在贫困的煎熬中挣扎，但他们乐观、坚韧。老顺一生为儿子治病、娶妻以及一家人的生计劳累、奔波。为了给大儿子“憨头”娶亲，忍痛以女儿换亲。儿子死后又忍悲操劳。就是这样一位背负生活重担的老人，依然是善良、质朴、知足、乐观的。

西部青年农民亦继承了父辈的优良传统：面对困境，不怨天尤人，在传统生活方式和道德标准的约束下积累和穷尽生存的智慧。老顺的大儿子憨头安分守己、憨厚诚实。老顺的二儿子猛子叛逆、胆大妄为、愚昧，但不失善良，有担当。老顺的三儿子灵官聪明外秀，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有见解。应该说，雪漠的小说虽然写到了生活的痛苦和生存的艰难，但从总体上写出了西部农民质朴、坚韧、豁达、知足的品格，真正反映出了他对于自身世界的情感认知和文化认同。

雪漠笔下的西部生存环境贫瘠但充满诗意。所有小说都围绕自己的家乡所写。他的家乡世代缺水，山多焦秃，荒芜寸草，风沙时现，遮天蔽日。面对西部农民艰难挣扎的生存文化样态，他选择接受和正视有意味的是，小说中严酷的西部不再狰狞可怕，而具有生命之美、人性之美和神性之美，这样的生存背景使人的生存意志力变得更加强大和剽悍。人们在对抗酷烈、尖锐的自然环境的同时，一方面造成了主体人格的刚强、坚韧；另一方面，万物被赋予人的灵性，人怀着一种谦卑和感念在自然中诗意生存。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生命的相互依存、陪伴和映照：老山狗融进了孟八爷的血液，狼蜷缩进了猛子的身体，豁子女人为狼拔刺，狼背黄羊以感恩……构成虽苍凉贫瘠但诗意盎然的西北农村原生态生命图景。

其次，宗教民俗的深刻领悟与西部民族精神的洞悉亦构成其文化认同、文化建构的一部分。通读雪漠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在其笔下，宗教已内化为个人的生活方式，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外化为某种信念和情感。深受藏传佛教悲悯情怀和利他思想影响的人生观使其作品“无一例外地贯穿着作者一个最基本的思想线索——人生是无常的，一切现实的存在都是虚幻的，人生的争与斗都是无意义的”，[7]且笔下人物均含悲悯之心和利他之心。道教文化的影响则体现在其地域性民俗习惯的介绍和“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念中。作品中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养生送死、祭神算卦亦不同程度地沾染了道教文化的色彩。道家的“慈心于物”“仙道贵生”“好生恶杀”等观念则引发作者对沙漠的未来忧虑，深感无奈和困惑。作品为一批具有恻隐之心、处事宠辱不惊的西部农民群体画像，显然受儒家文化影响。正是由于儒释道三家的支撑，使得雪漠作品中西部精神核心“善”显得更加厚重。

同时，雪漠小说构建了一个由狩猎民俗、婚姻民俗、饮食民俗、民间信仰、民歌民谣等交织在一起相对完整的西部神秘文化密码。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展示那些神秘玄幻的民俗信仰时，不是简单地以科学的态度去判定它们的是与非，也不是“俯视”“悲悯”农民的“愚昧”，而是通过文本中人物去感受这些信仰对当地农民的精神作用：灵官感兴趣的不是打醋弹的过程，而是氛围。他很惊诧这种仪式独特的氛围带给人的心理效果。滚滚升腾的雾气，叫人鼻腔发痒的异味，旋风似卷进卷出的人，以及醋弹神发出的嗤嗤声，构成了神秘的氛围，激荡着情绪，使人产生奇妙的兴奋。野鬼撵走了，厄运远去了，灾难消失了。一句话，雪漠自觉地将西部宗教、民俗文化反映到其小说中，实际上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于西部宗教民俗的偏爱，而作品中有关宗教精神民俗仪式的书写，又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地域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和心理的深层观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者”超越。如果说雪漠前期作品鄙弃家乡文化“藏污纳垢”的一面，以非常迷醉和默默认同的立场书写它的“美”，后期作品中则多了一份“他者”的审视和超越。如果说前期作品对西部农民的缺点和不足，作者是最大宽容的赏识，但随着其进一步审视和观照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关系，他开始反思它们的不足。例如，《大漠祭》主要叙述积习深重的传统文化和关系稳固的家庭血亲，叙事空间基本上拘于一个封闭的乡土世界。《猎原》、《白虎关》等作品已经开始用“他者”视野来反思现代文明对乡土社会的影响。他开始意识到，现代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的冲击是历史的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他所讲述的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不是简单地认为前者优于后者，更不是将城市文明视为西部乡土社会现代转型的“范本”，而是以无法释怀的乡土情结来对城市文明道德进行最直率的批判。在他看来，西部农民的艰涩与窘困，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传统文化“劣根性”所致，也不能仅仅归因于自然环境的恶劣，更大层面上是城乡不平等关系及城市对乡村的侵蚀与掠夺使然。同时，随着西部城市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城市对西部乡村强大的物质诱惑，强化了人不断膨胀的欲望与自身现状之间的冲突，使西部乡村的经济秩序与人际关系分崩离析，温馨和谐的传统道德文明价值体系被颠覆。

三、生态伦理与边缘关怀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当代文坛涌现了一大批的生态小说，从不同角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现我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8]雪漠小说在生态失衡的质询、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自然形象的复魅与重构等元素的交织中书写腾格里沙漠的生态伦理，无疑是这些小说中耀眼的艺术奇葩。

西北地方自然环境和人的生存条件比较差，自然生态严重失衡，雪漠小说以近乎“原生态”的精神生态系统的展示质询生态失衡的原因。这个系统既勾勒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想的回忆，也刻画了西部农民沉重的现实生存境况，同时还反思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迫压。

作者并没有将生态伦理的反思止步于保护动物环境与保障基本生活的悖论上，他批驳人类中心主义，质疑人类破坏生态的行为。《猎原》、《狼祸》等小说中，他通过鲜明的生态形象和“智者”的言语来表达他的质疑和谴责。

雪漠通过神秘主义叙事再现狼、狐狸、黄羊、骆驼、羊等自然生灵的伟大生命力，一方面通过客观现象的神秘化阐释为自然增添无穷魅力，使人获得一种审美惊奇；另一方面，从精神层面上激发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深层思考，以遏制人类贪婪的欲望和彰显生命的尊严和高贵。

在诸多经典文本中，用“边缘”视野关注“边缘”之地、“边缘”之人，可以“发现中心和主流话语背后被遮蔽和覆盖的看不见的东西。在主流之后看到一些新的东西。”[9]在尊重“他者”的多元化时代，“边缘关怀”一方面以敏感的心来挖掘“边缘人”身上蕴藏的民间独特生命力，凸显作者对生命的敬畏与赞美；另一方面通过审视被遮蔽被遗忘的“边缘人”的生存向度明确自身存在的意义，反思自身的不足。雪漠作为一名有深厚乡村体验、关注底层苦难、反思人类命运的作家，抱着“做一个真实记录者”的创作观而孜孜不倦地埋首于他的“大漠人”系列，以边缘化叙事方式书写西部河西走廊、沙漠边缘的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真相，揭示人类基本的生存状态。至此，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雪漠小说中的人类学思想：在对地方文化知识的深描和认同以及“他者”的对话观照中反思现代文明对人类思想观念及生态自然产生的巨大冲击。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边缘”叙事立场和叙事方式，那些曾经被遮蔽的“边缘”群体在他的记忆深处得到完美复活。

注释：

①  盛晓明: 《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

②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③  张懿红：《边地的关怀——夏天敏与雪漠小说比较阅读》，《边疆文学》，2007年，第3期。

④  郭茂全：《西部儿女的悲歌——评雪漠“农村三部曲”中的西部农民形象》，《河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⑤  蔡月亮：《论国产动画片的文化认同——“喜洋洋与灰太狼”文化传播现象浅析》，《新闻界》，2011年，第7期。

⑥  陈佳：《远离炒作感受灵魂》，《东方早报》，2005年9月12日。

⑦  宋洁：《论雪漠小说创作中的藏传佛教文化》，《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

⑧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⑨  南帆：《本土的话语》，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刊于《创作与评论》2013年12月号（下半月刊）总第1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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