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三说陀思妥耶夫斯基

雪漠

虽然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到了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重要性，人们也常常谈到陀氏的思想，尤其是将其视为鼻祖的那些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但我要告诉大家，思想只是陀氏作品的一个方面，陀氏的伟大，主要在于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而不仅仅是思想家。

当然，大作品定然是有思想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有时，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就是思想家。而且——几乎是肯定的——所有的伟大作家都必然是思想家。对社会，对人生，他们要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观点，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写出伟大作品。他们的作品，也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知道，一部作品不断地出版，就要不断地被一代又一代人挑毛病。如果一部作品流传了上百年，就至少说明，这部作品有着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历史性；如果它在世界范围内流传了上百年，还说明，它有着一定的世界性和人类性。但是，作家毕竟不是思想家，作家的作品首先是艺术，然后才是思想的载体。所以，作家对思想的表达，也必须通过人物和艺术手段来实现，比如描写生活画面和人物心理等，不能概念化，不能赤裸裸地传达思想。中国有些作家也不错，但他们都太想说话了，他们那种强烈的表达欲，削减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所以，他们的作品就缺乏一种鲜活的感染力。

陀氏作品中有大量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人物的思想甚至变成了他作品真正的主人公，但注意，这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某种角度上”，他作品真正的主人公，仍然是人和生活，所以，他的作品才会拥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比如，在《白痴》中，陀氏不但让人物通过思考、对话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还运用了日记的形式，让伊波利特——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青年，总是为自己的渺小而愤怒和不甘心，总是希望自己的思想和存在不要随着死亡而消失——在意图自杀之前朗读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篇幅非常大，足有二三十页纸。而且，陀氏在描写这个读文章的小伙子时，也运用了一些很具典型性的语言，比如“我不强迫您听”、“我的名誉从此扫地了”等等，鲜活地刻画出了一个自尊心很强、有思想，却不得不面对渺小和疾病的十八岁青年。这样的角色在陀氏的作品中很多，不只是主角，有时也是《罪与罚》中那个退职九等文官之类的小丑式的人物，但他们的滑稽和可笑背后，往往也有着某种令人心酸的东西。陀氏通过生活和细节关注这些人物，进入他们的灵魂，分析他们的思想，然后在作品中再现他们，让他们在作品中表达思想，所以陀氏笔下的思想都显得很鲜活，一点都不概念化，其出现也一点都不突兀，而是自然而然的，仿佛在那个场景下，那样的一个人，必然会做出那件事、说出那些话。而且，读者被作者文字背后的悲悯深深打动，往往会像作者那样，耐心地去理解人物所传达的思想。

关于这一点，陀氏曾在1861年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拿小说家的艺术性来说吧，这是通过长篇小说的人物和形象鲜明地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它使读者读完该小说后，完全能像作家本人在创作作品时所理解的那样去理解作家的思想。”这就是陀氏对小说艺术性的理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习惯用鲜活的生活画面中的人物来表达他的观点，这就像人有灵魂，但其灵魂，是隐在丰满的血肉之中的，而非游离于形体之外。而陀氏艺术作品的思想深度，也主要体现在他小说人物的典型和情感当中。

不管什么小说，其价值之一，就是塑造典型，而非诠释思想。

当然，有人也觉得我在《西夏咒》里做的事，首先就是诠释思想，然后才是写人。但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应该说，我首先做的，也是塑造典型，只是我塑造的典型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典型，而且，我虽然在书中表达了大量的思想，但我的表达，同样是通过人物和情节来实现的，包括书中出现的“作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角色之一。这跟我设计的小说结构有关，很多人不一定能理解这种特殊的小说结构，它也是我在文学上的一种探索，给予了我的小说一种人们所认为的先锋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的诗学思想和结构方面也着力颇多，有资料说，在这个阶段，他总是花费很多时间，还会画出结构图之类，所以，他的小说虽然不够精致，但结构总是很独特、很复杂。这也是他作品的吸引力之一。

陀氏的创作一般有两个阶段，上面所说的，是第一阶段，即理性阶段，主要就是弄清诗学思想和结构，下一个阶段，是用艺术形象和艺术构思表达思想或理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陀氏还是以描写生活画面为主，让其艺术体系和思想达到完美的统一。所以，他的小说人物总是非常典型，而且形象逼真，能有力而令人信服地表达他的思想。这是优秀小说的特点，优秀小说里看不到突兀的思想，只能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一幅幅鲜活的画面，这些东西，是永远大于思想的，而其中蕴含的作家的思考，又使其远远地高于现实生活本身。

在1869年5月15日的一封信里，陀氏谈到了上面的观点，他认为，这两个阶段不可或缺，可以互相转化。“依我之见，叙事长诗作为一块天然的宝石，就其实质来说，在诗人的心灵中是一颗完全现成的钻石，而这正是作为开拓者与创造者的诗人的第一件事，是其创作的第一部分。如果您愿意，您甚至可以认为创造者也不是诗人，而是生活、生活的强大本质，以及那位把自己的力量……在伟大的心灵和强有力的诗人身上、活生生的和真实的神……然后才是诗人要做的第二件事，这已经是不那么深奥与神秘的，只要是一个艺术家就行了：得到钻石后，对它进行加工和镶嵌。这时的诗人几乎是一个首饰匠。”

多年前，看到陀氏的这段话时，我对其进行了反驳——我喜欢在书上眉批一些观点——“此观点或许不妥。第二阶段的诗人不该是首饰匠，而是出口，其所为者是胸中丰富的世界和生活的流淌，此时他与上帝合一”，“按照我的实践经验，‘神’是存在的，有人名之为灵感。作家的成长是修炼的过程，当你修至与神合一时，便是大作家”。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艺术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的话，第一阶段应该在于发现，第二阶段应该在于表达。但是，按照我的经验，这两个阶段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孕育的阶段：多年前的一个“胚胎”，经过这个阶段，不经意间，慢慢成人了，期间，作家甚至感觉不到那“胎儿”的成长。换上我眉批中的话，这个阶段就是“修炼的过程”，“修至与神合一时，便是大作家”。

在我的观察中，写作的过程很像婴儿成长的过程，作家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诞生的，随着写作的深入，作品也在长大。有时，作家其实不知道后面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当然，因为不断在长大，那过程中也会面临着无数次的修改，甚至重写。这也是我的《大漠祭》写了十二年的原因之一。

按照陀氏的说法，在艺术的第一个阶段，起主要作用的，是诗人和作家的想象力、心灵和境界；而第二个阶段，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其艺术技巧、感觉和灵感。不过，要是你心中有着足够的诗意，就不用考虑或等待这些东西，因为那时节，文章会从你心里自个儿喷出来，用不着你刻意去酝酿，或是设计。

陀氏的许多小说都有这种感觉。在一般情况下，他会先对社会上的某种现象产生一种看法，以此为作品的胚胎，然后用生活之水滋养其长大，当生活的丰满形体与强有力的灵魂结合之后，大作品就会喷涌而出。所以，陀氏的小说虽然以生活和人物为主，但他更加关注的，是现象背后某种深层的东西。就是这种关注和洞察，让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了庞然大物。

这一点，或许是许多作家都应该反思的。

在当代中国作家和诗人中，也有许多主题大于艺术者，如茅盾等。他们的误区在于直奔主题。就是说，他们习惯于跳出作品说话，许多时候，作家要把自己藏起来，让生活和人物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他与其说是在创作，不如说是在创造和记录。他的创造，是在关注现象背后的真实之后，对生活进行艺术上的二度创造，而他记录的，也当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他心中那个他创造出的世界。这世界，在作家动笔之前，就已有了，也就是郑板桥所说的“胸有成竹”。作家的任务，就是叫这世界从自己的笔下流到纸上，变成文学作品。这时，要摒弃任何的造作和虚假，做到真诚和自然。

所以，这一步，与其说对作家的艺术水平要求很高，不如说对其人格境界要求很高，因为，其人格决定了作品的高下。大人格方有大格局，大格局方有大作品，小格局者，定然写不出深刻博大的作品，反映在陀氏的小说中，就是作者渗透纸间的那份洞察和悲悯，这是从真实的人格境界中流淌而出的，不可能刻意而为之。用罗曼•罗兰的话来说，“是真的伟大，而不是显得伟大”。

——20140330写于雪漠文化网（www.xuem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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