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个问题很不合时宜,因为文学已经边缘化,文学已经不再是“经国之大业”,甚至已经有人耸人听闻地下了判断“文学死了”;但这个问题又相当地合时宜,因为在一种多元而相对主义漫泛的时代,人们应该更需要精神的定位、美的熏陶和价值的支撑,需要文学来启迪人对于灵魂故乡的寻找;也因为中国在日渐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后,中国文化要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就需要形象的、审美的、实际上是没有国界的文学来传播。人类文明在其现代的急剧进展中,自然是大浪淘沙,却也会丢失掉人类文明所创造出来的许多美好的东西,是随波逐流,还是坚守留住这些美好的记忆美好的情怀,这是人类自己的选择,这需要文学这面镜子这盏灯,用心灵去感应这多变的世界,让心灵也成为这世界的一个发光体。
当年蔡元培倡导美育,实在因“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这位中国现代教育先驱期待着能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20世纪初唐文治创办“实业、实学”的交通大学,这是一所以理工为核心的高等学府,但唐文治则将国文列入交大的主干课程,自己每逢星期天上午就亲自给交通大学的学生上国文课,背诵古代文学经典,十四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在他的教育理念中,人才的培养“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
虽不能说今天的人才培养缺乏对“第一等品行”的砥砺,但现实是我们正在遭受着每天24小时传媒信息的狂轰滥炸,正在遭遇早熟的消费时代对于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巨大影响,拜金主义、相对主义、工具主义和“无厘头”式的各种所谓的后现代的面孔都出来了,人们在痛快的释放、解放之后,对人生的意义失去兴趣,对历史与文化的思考堕入低谷,对真诚的情感、慎独的精神和信仰的憧憬不再关注甚至“恶搞”。在这样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而焦躁焦虑的时候,人们似乎很难静下心来冷静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而愈加追逐现实的物质利益,愈加在实际的功利的诱惑下而随波逐流,人成为“他人引导的个人”而变得日益无所依托。当生命的基本价值被搞乱、社会的基本伦理底线被冲垮的时候,人文精神的尊严感和人生的充实感也就随之丧失,表面上生活是越来越轻松,可内心世界却越来越困惑越沉重。在这样的文化病象中,实际上极需要超越于生存层面的审美来“引起疗救的注意”。昔日鲁迅弃医从文为的就是要“揭出病苦”,救治国民的劣根性,为现代中国确立一种现代的人格与价值,而今当生命无所依托人格尊严沦丧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度以美的大爱大憎的文学,去张扬生命的真谛、人生的价值、人类的向往?用文学来启迪、澄明现代人的生存困惑?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学,决非是文学的快餐,文学的“恶搞”,决非仅仅提供无聊消费和取悦作态的文学。文学有娱乐功能,也会有消遣功能,但即使是娱乐消遣,也有着寓教于乐的文学本性所在。那些在利润原则驱动下创作的作品,那些与商业操作结盟、实利化、粗鄙化的文学畸形儿,以及那些张扬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的文字组合,虽说也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并不代表着文学的本质及其力量,绝非文学的主流。中国现代文学的滥觞,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因素便是以“为人生的文学”取代了“娱乐消遣”的文学,我们没有理由放弃“五四”文学的这个传统。真的文学是对民族语言艺术作出创新性发展的文学,是那些能够揭示时代的前进与症结的叙述,是足于引发人们思考和勘察我们的历史现实、启迪和充实我们精神世界、启示和补偿生命、人生想望的文学。
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教育,是因为文学能让我们认知、澄明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又能超越时代而获得永恒性的滋养。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的时代,充满着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种种纠葛,这些纠葛累积着种种现实的与历史的延伸和变异,隐藏着极其丰富的难于辨析的时代信息和症结,人很容易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下茫然有所失却。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经常察觉、预见到其他意识形态领域难于获取的时代最初的信息,它能凭借着作家个人的生活经验与想象,进入现实与历史发展的症结处、缝隙间,去敏锐地谛听社会内部无声的骚动,捕捉现实的初生状态,把握一种思想、道德或意志情感的形成与迷雾,从想象艺术中折射出现实隐蔽的世界及其走向,从而让人从感性的感知中体验到历史与现实发展的真谛,而不至于为没有根底的时尚时髦所诱惑而失却现实生存的立场和定力。罗曼·罗兰说:“在任何一种伟大的艺术中,人们都可以得到滋养,无论是现在这一代,还是未来的一代。但是,即或是能够超越自己时代的天才,也是永远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的。”认知置身其间的时代,而又能跨越时代界线,这是文学给予人们的特殊滋养。
文学看起来是个人的话语行为,吟诗作赋写文章似乎是自我表现,但事实上文学是生存于社会现实之中的,是存在于人们相互沟通的话语行为之中的。托尔斯泰说过,文学是“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这些听众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像他一样体验到这些感情”。鲁迅说:“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当一个敏锐的作家把他对于时代生活的勘察以情感的方式表达给人类的时候,他也就将自己的时代敏锐传达给了读者。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最初的文学概念都是广义的和文化的,它没有从历史、哲学、伦理等一般文化现象中分离出来,只是它被赋予特殊的审美性质,能够更早更敏感地体验到时代、社会变动的现实,而且予以形象的传播出来。中国所谓的“诗以言志”、“陈诗以观民风”,并非在寻求诗的特殊性质,而主要是关注着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现实和精神。而16世纪西方之所以以“文艺复兴”来进行人类历史的一次重大转型,便是那包括文学在内的文艺能更好更有力地扮演起认知时代和推进时代的角色,那么多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正是以文学形象的想象塑造,刷开了西方现代文明新的起跑线。
文学要达到让人们认知时代、澄明历史与现实的生存,文学创作就不能自我束之高阁,就必须贴近时代,贴近现实生活,贴近想从文学中获取时代信息与真谛的人们。20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格拉斯说:“当我在家的时候,通常都在从事文学创作;一旦我出了门,那么就涉及政治。坐着写作,站着演讲。”他追求的是一种“介入文学”。如果我们不是按中国人通常的理解去理解格拉斯的“涉及政治”的话,那么这个“政治”实际指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生活,是一个时代现实与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也就意味着文学想象与表现的主要内容与主要方向。事实上,现代的文学审美已经不再是古典时期的可以概括的那么几个方面的意义,审美的多义性与现实生活介入的明确性而形成的张力,恰恰是时代文学最能吸引人感染人的地方。那些来自象牙塔的、宣称不直接对政治生活对时代现实表达的文学,是一种封闭的文学,它是难于到达教育人认知时代认知生活的价值的。
文学的教育对于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学足以在陶冶性情、提供灵魂的栖息方面起到特殊的作用。文学的特殊性质是审美,审美实际上是一种境界,一种人类生存的理想境界。当代一些美学家总爱将人的生存分为自然生存、社会生存与审美生存,而将审美生存确立为人类超现实超功利的最高的生存方式,这种分析值得商榷,但审美确实是比人的生存需要、安全需要与尊重需要更高级的需要,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当现代性为人们提供了物质需求之后,精神的问题更显得至关重要。19世纪末期以来人类的精神危机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物质发达了,精神的问题就出来了,价值的混乱带来的是自我的迷茫,“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的叩问,无论是对于“诗意栖息”的呼叫,还是全球范围内寻根思潮的出现,都在集中体现着人们找寻文化故乡的意象,都在表现着找不到灵魂支撑的焦虑,人们不得不回到公元前“奥德赛”历尽千辛返回家园的母题。这样的一种精神病痛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到来,已经波及到全世界,中国也不例外。信仰的一时缺失,价值的一时难于重新确立,对未来前景疲于思考和探索,都足于让人在物质的欲望中成长膨胀,跟着功利主义、消费主义随波逐流乃至冲破了伦理道德的底线,这样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文学的想象来为我们提供一种信念的憧憬,需要文学的审美来陶冶我们的性情。因为文学的审美、文学塑造的理想形象都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是非评价、爱憎态度和人生情趣,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会以其理想的价值人生感染它的读者,在人们的心灵中唤起羞耻、愤怒、美丑与荣光,在帮助读者认识生活的同时,也教育读者以美好的价值观和人生情怀对待他人与自我,对待他所生活的时代。孔子之所以用《诗经》来作为学生的教科书,就因为《诗经》不仅可以增进知识,更能陶冶性情、加强修养,因为《诗经》表达着孔子“事父”“事君”的理想。在任何时代,一个人有否接受文学的教育,其情怀与人生向往是很不一样的,其阅读体验“社会文化”等大文本是甚有差异的。况且,伴随着根本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评价也在发生着时代的变化,后现代文学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决定一部文学作品的地位已不只是审美价值,而还有它的伦理价值,这是因为后现代文化中伦理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
文学是语言和文化的结晶,文学没有国界,文学教育也没有国界。大凡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无论对那个民族那个国家的人来说,都有认知历史与现实、启迪人生、陶冶情操和支撑内在生命的价值,这就是文学的审美超越性。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发展与变革带来了世界格局的大变动,全球都面对着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更加频繁更加活跃的交流。从上个世纪末到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一方面是世界许多国家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潮方兴未艾,全世界将汉语作为第一外语的人数已经达到5000万人的规模;一方面经历过历史长河洗礼的悠久的中国文化有义务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中国文化需要加快向世界传播的步伐。在这样的时候,无国界的文学教育将发挥其特别的文化传播作用,因为形象的文学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情感的文学更容易感染人,诗意的文字更容易为异国的人们所学习。
文学会凭借着诗意的栖息,引导人类抵达共同的内心和梦想的彼岸,展示一个全球时代的风云、激情、理想和信念,也搭起一座通向未来、通向世界和谐的语言文化桥梁。
罗曼·罗兰说:“如果每一个出色的艺术家,都是新大陆的第一个发现者的话,那么他总会知道,他所发现的新大陆,是不是一个值得说服其他的人也登上他的帆船,一起去的地方。他不会将他们抛弃在旧大陆的岸上的。”伟大的文学是对人类有所发现的文学,是要献给人类的 ,“我们在创作艺术作品——剧本或长篇小说的时候,仅仅掌握材料和深入到我们创造的人物的内心去是不够的!这不就是一切。应当让人类也把手指头放进去,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不但为自己,而且为全人类去采集果实”。因此,只有进行文学教育,才能达到文学作为人类果实的目的,才能真正体现那些伟大文学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