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大高僧与三教合一（2）

二、紫柏真可

　　真可(1543-1603)，俗姓沈，字达观，号紫柏。吴江(今属江苏)人。少任侠，自云“本杀猪屠狗之夫，唯知饮洒啖肉，恃醉使气而已。”年十七，仗剑远游塞上，行至苏州，遇虎丘僧明觉，便从之出家。出家后常闭户读书。年二十，受具足戒。此后，游方各地，遍访诸师，但并没有专一的师承。曾人庐山学法相义，X．55~台从受老宿指授。万历元年(1573)至京师，于名僧遍融门下参学。他誓志振兴禅宗，随处兴修天下古刹，但从未应请担任过住持，亦未曾开堂传法，都是应机接引，随处指点而已。

　　真可十分强调文字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字，佛语也；观照，佛心也；由佛语而达佛心，此从凡而至圣者也。”他曾说：“释迦文佛，以文设教，故文殊师利以文字三昧辅释迦文。”因此，“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若不通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针对当时一些不立文字的参禅者，他尖锐地指出：“今天下学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来地。志则高矣，吾恐画饼不能充饥也。”在他看来，“此娑婆世界，非以文字三昧鼓舞佛法，法安可行!”他也不赞成那种“以为禅家古德机缘可以悟道，悟道断不在教乘上”或“以为念佛求生净土”远胜于参禅看教等说法，曾专门批驳了此类的“七大错”。

　　文字经教对于学佛悟道既然十分重要，当然就不可不要。真可鉴于过去梵夹本《大藏经》卷帙重多，阅读十分不便，乃“欲刻方册，易为流通”。遂于万历十七年(1589)在五台山妙德庵以明《北藏》为基础，校明《南藏》，创刻方册大藏经。由其弟子道开、如奇等人主持。后因山中寒苦，不便刻经工作，便又移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续刻，是为《嘉兴藏》(亦称《径山藏》)。

　　在思想上，真可对佛教各宗和儒佛道三教也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时人曾言：达观可大师“最可敬者，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盖其见地融朗，圆摄万法，故横口所说，无挂碍，无偏党。与偎墙倚壁、随人妍媸者，大不侔矣。”真可认为，就教而言，“法相如波，法性如水”，波即水，水即波，法相宗与法性宗应该是融通为一的。就禅与教而言，“宗、教虽分派，然不越乎佛语与佛心。传佛心者，谓之宗主，传佛语者，谓之教主”，传佛语而明佛心，传佛心而无违佛语，禅宗与教门各派也是一致的。因此，他强调：

　　性宗通而相宗不通，事终不圆；相宗通而性宗不通，理终不彻。……纵性相俱通而不通禅宗，机终不活。

　　真可自己虽以禅为重，但他对天台、华严与唯识等教义也是颇有研究的，均有专著存世。对于儒、佛、道，真可也强调三教一致、三教同源，认为儒佛道三教“门墙虽异本相同’，，均发源于“身心之初”“湛然圆满而独异”的先天“妙心’，。他特别会通儒佛，曾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说成是“人人本自有’’的“五如来”，要人归依礼敬“五常”而成就佛果。

　　力历三十一年(1603)，京城发生了“妖书”事件，即有一部关于宫廷内部倾轧的匿名书，称神宗要改立太子。皇上震怒，下令搜索犯人。“交结士夫”、“时时游贵人门”的真可遭人诬陷而被捕，年底死于狱中。后有德清为之撰《塔铭》，陆符为之作《传》，其著作被编为《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和《紫柏尊者别集》四卷，另有附录一卷。他的僧俗弟子很多，从之问道者更众。著名文人冯梦祯、汤显祖等都曾从之问学，钱谦益、董其昌等则都曾撰文赞颂他。德清在《塔铭》中称其宗风足以“远追临济，上接大慧”，并在《紫柏老人集序》中称他“虽未踞华座，竖槌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无论宰官、居士，望影归心、见形折节者，不可亿计。”可见其在明代佛教界的名望和在社会上的影响。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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