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党项族原是羌族的一支，在多民族的纷争中，历经磨难，唐末五代时在西北崛起。公元1003年，党项族攻占凉州，并于1036年正式建立了政权机构西凉府，凉州自此成为西夏王国的辅郡，长达200多年。期间，西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宋史·夏国传》：“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整，类八分书，书颇繁复，教国人记事用蕃书。”“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西夏书事》）。可见，西夏文制成后，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成为当时的官方语言文字。当时西夏与各国和地方政权的往来公文，都使用西夏文，西夏学者用西夏文写作的文学、语言、法律、医学、佛经等方面的著作，亦广为流传。蒙元灭西夏后，仍刊印西夏文书籍。至明代中叶，西夏文仍在使用。明代后期，作为民族文字的西夏文，在使用了约半个世纪后，逐渐销声匿迹了。
　　西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和灿烂的文化，西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夏文字则是西夏文化中最为耀眼的明珠，放射出迷人的光彩。自清代以来，凉州先后出土、收集、保存了大量的西夏珍贵文物，其中有的保存完整，被视为国宝，闻名中外；有的为国内首次发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邑人张澍从19世纪初就致力于西夏学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凉州大量西夏文物的出土及一些早期学术成果，为今天研究西夏文化、政治、经济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西夏碑即“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清代嘉庆九年（1804），著名学者张澍在武威清应寺内发现。碑正面是西夏文，背面是汉文。由于西夏文已被人们遗忘，无法辨认，当时被称为“天书”。到1908年我国发现西夏文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编于1190年）后，才知道了它的构造、文字和字意。我国近代著名文字学家、金石学家罗福成在1932年全文发表了西夏碑的汉文和西夏文以及西夏碑的译文。西夏碑是迄今全国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碑文大意讲述了护国寺塔的初建、显灵及重修的经过，对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和西夏国名、帝后尊号、官制纪年以及当时凉州的佛教盛况等方面都是丰富而珍贵的资料，特别是近乎两千个西夏文字被中外学者称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活“字典”。
　木缘塔和木板画
　　 1977年，在武威西郊林场（今西郊公园）的一座西夏单室砖墓中发现了木缘塔、木板画等文物。木缘塔造型奇特，制作精致，是西夏墓葬中第一次发现且保存完整。塔通高76厘米，分塔座、塔身、塔顶和刹四部分，呈四级八角形，饰红色，四周书写佛经咒语，且以梵文为主。早期党项族人死后用火葬，从宋初李继迁开始，不再用火葬，而改为土葬，起陵作墓，一如汉人制度。这种葬俗反映了汉化以后的西夏人明显受佛教影响和西夏人“笃信机鬼，尚诅咒”的风尚，反映了西夏民族的葬俗特色，也是西夏大力推崇佛教的历史见证，为研究西夏的葬俗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木板画共29幅，均为彩绘。这些木板画是迄今所见数量极少的西夏绘画，与其它地方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内蒙黑水城发现的壁画、水墨画和传世的西夏雕板画、石刻、绘印的图画有很大区别。其它地方的绘画内容大部分是宗教性质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很少，而凉州出土的木板画几乎都是写实的。据考证，板画内容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景，体现了西夏写实的画风，是绘画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对研究西夏绘画艺术具有重要的地位。
　　西夏瓷器
　　1982年以来，古城乡上河村塔儿湾农民在山坡上取土时陆续发现了一批瓷器，部分瓷器（包括残片）上写有汉、西夏文纪年、姓氏名字，后被专家考定为西夏瓷器。除大宗瓷片尚待继续复原外，完整和已经复原的瓷器有115件，主要有碗、碟、壶、罐、瓮、瓶、釜、钵、灯等；装饰技法主要有素釉、复色釉、印花、彩绘、剔刻釉等；釉色有黑、褐、酱、豆绿等多种，以白釉、褐釉居多。大多数器物色泽莹润，给人以稳重古朴而明快典雅的感觉。由于剔刻花和印花手法的普遍运用，成为凉州西夏瓷器的显著特色，并随着白地绘黑（褐）花瓷器的出土，填补了西夏瓷器已经运用磁州窑匠师创造白地黑花器物技术的空白。装饰题材有阴弦纹、阳弦纹、水波纹、带状纹、运头纹、九点纹等几何纹样，有梅花、牡丹、莲花、葵瓣、花叶、草叶等植物纹样，还有天鹅、仙鹤等飞禽纹样，也有几何与植物结合的卷草云纹等。凉州西夏瓷器的这种装饰手法进一步说明，西夏时期，儒学为官方哲学，佛教十分兴盛 ，而崇尚阴阳、崇尚自然天道观的道家思想也普遍被人们接受。釉面光滑柔润，再加墨彩衬托，黑白相间，显出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凉州西夏瓷器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且保存完整，既有宋代风格，又有西夏党项族和凉州地方特色，在西夏制瓷业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制瓷业，特别是西夏制瓷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夏石窟及经卷
　　 位于新华乡南山的亥母洞石窟、金山乡大口子第五山的石佛崖石窟及小口子山崖中的石窟，据考证大部分是西夏时期的产物。特别是亥母洞石窟，除石窟本身外，还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物。天梯山石窟中也有不少洞窟开凿于西夏，或有诸多佛像在西夏重塑或维修。1987年5月，新华乡缠山村群众，在亥母洞寺遗址施工中，出土了一批西夏经卷，为研究西夏的佛教文化、语言文字提供了实物资料。其中一件西夏文泥活字版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件泥活字版本，填补了我国泥活字版本的空白，为研究我国原始活字印刷术—泥活字版本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西夏人笃信佛教，在其建国的190年间，用本民族文字翻译印刷了大量的佛经，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是空前的。在西夏仁宗时期，无论从所印佛经数量，佛事活动内容的丰富以及举行法会的规模而言，堪称鼎盛。据记载，仅在一次大法会上就施西夏文、汉文佛经达20万卷。如此数量之大的经文经卷，非活字印刷难以完成。
　　西夏文书
　　1972年1月和1989年9月，在张义乡小西沟岘、新华乡亥母洞寺先后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书，有西夏文和汉文。西夏文书有汇款单、契约、收支账等6件，是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其中有2件盖有西夏文印章的文书，是迄今发现的西夏文书中仅有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