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大漠祭》中的风俗习惯及现实意义

文\周丹丹

摘要:《大漠祭》是作家雪漠的第一部长篇力作，通过对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农民生活的描绘，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多姿多彩的风俗习惯画卷，再现了西部乡村的现实苦难。作品中一系列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不仅是当时现实生活的映射，也对我们当今的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武威人，是甘肃省推出的文学品牌“甘肃小说八骏”新一届作家之一，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文联专业作家，鲁院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首届高研班”学员。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被授予“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潜心修行，终于历时十二年完成了这部西部长篇力作《大漠祭》，它自出版以来，就在文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漠祭》中作者以其粗粝的笔力描写了沙湾人的衣食、禳解、发丧、换亲、禁忌、叫魂、扶灯等不同的风俗习惯，展现给世人的是生活在艰苦环境中农民所迸发的智慧与才情、无奈与焦灼。风俗习惯指个人或集体的传统风尚、礼节、习性，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主要包括民族风俗、节日习俗、传统礼仪等。《大漠祭》 独特地域上的生存，形成了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也造就了民族化的风俗习惯。   

一、西部苦难下的生存习俗

《清嘉录》序中就曾写道:“夫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虽时序之在天下薄海皆同，而一方有一方之风土人情，不可得而强也。”[1]《大漠祭》所描写的凉州区隶属于甘肃省武威市，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且沙湾处于腾格里沙漠边缘，此地常年干旱少雨、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风沙天气多。面临如此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沙湾人民却依旧凭借自己的韧性与智慧享受生活，并在自己的服饰、饮食、劳作、狩猎等方面形成了西部独有的习俗。追求着美好的人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乡民世界。

作品描绘下的沙湾风沙大，辐射强，所以当地的妇女出门干活时常常用颜色艳丽的穿着保护装饰自己，尤其是红色。作品中，当莹儿与灵官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而去沙窝打沙米时，莹儿围上了很红的头巾。另外，拾发菜的姑娘在沙窝里也围了个很红的头巾，两人的穿着不仅为这个寂静而可怕的沙窝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同时也映射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的“尚红意识”。“中国红追溯其渊源可到远古时期人们对太阳神的膜拜，当时红色称之为‘瑞色’大有喜庆丰收，吉祥如意之意。”[2]在当地人看来，一方面是为了驱魔辟邪，因为在沙窝中烧过死婴，村民担心冤魂缠害他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祈求能在沙窝中有好的劳动收获，对沙窝抱有一种敬仰的姿态。在这二者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沙湾人民选择了用红色服饰来平衡内心，既战胜了恐惧，也获得了生存资料。

作品中由于沙湾独特的气候、地形条件，山芋成为了当地主要且唯一的粮食作物，同时也成为了当地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再加上山芋既可当主食又可做成菜肴，既可以复杂烹制，又可以连泥带土一整个丢在火堆里烧，自然而然，山芋就成为了养育凉州人千百年的食物。对于沙湾的农民来说，早晨能够吃上一碗山芋米拌面，就是最大的满足了。另外，烧山芋制作简单但却保留了它最原始的风味，这不得不说跟沙湾人有一样淳朴的精神。在今天，山芋可能几乎谈不上任何营养价值，可是对于西北农村地区那个时代的农民而言，喜食山芋不仅是简单的饮食习惯和活下去的希望，而且是一种骨子里的原始的坚韧，更是沙湾人世世代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

文中提到在打沙米的时候人们形成了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规矩：他们在沙窝里分工合作，首先由年长的人负责和面做饭，年轻的小伙子把黄毛柴籽的枝丫割下来，其次交给手脚麻利的媳妇们打黄毛柴籽，等到完工后平均分配劳动成果。最原始的平均主义仍然在勤劳淳朴的村民们生活中所体现，“割的割，抱的抱，打的打，干起来有劲，也不窝工。”[3]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每个人都尽其所能，任劳任怨为幸福生活奋斗。打沙米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是最简单的劳动，但这一风俗习惯是身处残酷环境中的农民为了能更好地生存下去所做出的最大的努力与抗争。面对生活的困顿，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怨自艾，而是去沙窝里生发两个钱，给予了沙湾人民活下去的动力，在他们的生活中，不敢有丝毫懈怠，始终以一种最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这一风俗习惯是农民所拥有的鲜明的生活技巧、在这里农民淳朴、善良的天性是无法磨灭的，这是八十年代西北农民身上的光亮。

作品中的沙湾人民虽生活在一种官员欺压、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背景下，始终以一种不气馁，不罢休的态度积极面对生活挑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他们看来有了沙窝这一块“风水宝地”，就有了生存的空间和活下去的勇气。久而久之，在这里就形成了独特的狩猎风俗，“狩猎风俗，是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开始于原始社会，是早期人类获取肉食营养的主要途径。”[4]可是对于八十年代生活在沙湾的农民来说，狩猎虽然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但也是补充生活资料的一种重要途径。作品中，挼鹰能手老顺和猎狐高手孟八爷，他们两人在各自的领域内干得得心应手，他们所拥有的狩猎技巧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如何放鹰、何时放鹰、如何辨五更踪、如何辨亮踪等。

在传统意义上，人们提到狩猎首先想到的是人性的贪婪和自私，但是在沙湾，村民不会对动物赶尽杀绝，文中孟八爷就说过“狐子有多少，禁得起这么打，绝了种，天不罚我才怪呢”。[5]这种生活自觉是八十年代难能可贵的，何况还是在物质资料极其匮乏的沙漠边缘。“‘沙漠’是甘肃生态文学的一个主题。雪漠的作品关注的是沙漠边缘的生态状况及生命延续，是对现在半干旱半沙漠地区人的生存状态的记录和思考。”[6]在这种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村民懂得天人合一的思想，面对沙窝所馈赠的物质资料，不是竭泽而渔，也没有杀鸡取卵，而是以他们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维持着人与自然的平衡。

《大漠祭》中农民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简单、快乐的生活，是今天人们所向往的，人们渴望像沙湾农民那样随心所欲地活着，遇到困难就去沙窝里生发两个，不必为了生活去做一些有违常理的事情。可以看到，在衣、食、住、行等过程中他们有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信条，他们懂得适可而止和理性节制。可以说去沙窝劳作、狩猎是农民们面临困境时，积极乐观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也是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而做出的一种反抗和自我救赎。沙窝的生活使得农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淳朴的民风跃然纸上，这些风俗习惯民所暗含的精神价值在中华民族共同实现“中国梦”的当下更显得尤为紧迫，在当代，人的精神信仰是最重要的，国家的发展可以带给人民物质的满足，但一个国家的衰落往往是从精神信仰开始的，这足够引起当代每个人的重视。

二、封建观念中的生活礼制

《大漠祭》中对于民俗活动的描写异常精彩，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封建观念下的丧葬、婚俗、禁忌等活动最为突出，这些民俗活动，无不饱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在沙湾的这片土地上，依然延续着最传统的丧葬仪式——土葬，在我国，有多种多样的葬式，而土葬是我国乃至世界最古老、最普遍的葬法，其中包含了许多的人文崇拜与灵魂信仰。在沙湾有约定俗称的一个规矩，年少的人必须火葬，以免所谓的鬼魂作祟，然而《大漠祭》中憨头作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典型代表，因为患有肝癌最终在疼痛中死去，老顺夫妇却坚持用最本土的方法——土葬送走自己的儿子，一方面是多花点钱买个心安，另一方面，老两口不忍心自己的儿子遭受火葬的折磨。在沙湾，有一套严格的丧葬仪式，比如规定只有娶了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人才可以挺棺，童身娃儿，哪怕是八十岁的老光棍，也没有资格，所以才有了文中烧死婴这一风俗，这一行为看似有些残忍，但是其目的却是为的不让猫狗们伤害人的身子，这样看来，就更多的充满了人本主义精神。

不止葬俗，生活在沙湾的农民也有一套独特的婚俗，在议婚初始，一般都要由男方家长嘱托亲友或媒人前往女方家里提亲，如《大漠祭》中提到的老顺嘱托齐神婆为孟子物色媳妇。在议婚阶段还必须说清楚彩礼，也就是“六礼”中的“纳征”，一般是嫁娶的主动者要向另一方送一笔聘礼，如作品中花球家向拾发菜姑娘家送彩礼。其实在这个地方，“聘礼对于男方来说，相当于娶妻的凭证，而对于女方来说，相当于婚事已定，并且做出了嫁人的承诺。”[7]在沙湾，还有闹洞房的风俗，更有俗语说“不闹不发，越闹越发”，可见人们认为闹洞房可以给一个家庭带来好运，在沙湾这片土地上就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一风俗，文中两次提到闹洞房这一风俗，在沙湾闹洞房的热闹程度往往被作为评价人缘以及邻里关系好坏的标准。一系列的婚俗礼节，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希望通过传统的礼节的遵守达到心灵上的安慰，进而希望新组建的家庭能够和和美美，朝着自己期盼的美好方向发展。

作品中，在沙湾的这片土地上，依然还存在着换亲制，即“男方以其姊妹嫁给女弟兄，这样在两家结亲时，无须给对方聘礼。”[8]而文中的兰兰和莹儿就是这种风俗下的牺牲品，花儿仙子莹儿嫁给了有隐疾的憨头，善良的兰兰嫁给了赌博成性的白福，彼此生活都不幸福。换亲制对当时的村民来说，可省下一笔极为沉重的开支，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变相的买卖婚姻所带给女性的伤害和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无法抹去的。婚俗的描写，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更反映了在封建礼制禁锢下的女性的地位。换亲制作为一种腐朽的婚姻现象，要根除，不仅要靠社会多方面的努力，更要靠换亲者自身的力量，自觉地摆脱。

“在西北当时保守、封闭和愚昧的裹挟下，各种风俗习惯不仅仅是典型的西部沙湾农民的生存状态，更是八十年代中国西部农村真实生活的缩影。”[9]作品中的沙湾流传着各式各样的禁忌，如忌打白狐、忌女人上井等，文中提到，集资两三万的井打到一半突然塌了，村民们没有对这一事件的原因没有追根溯源，而是将一切罪责归咎于大头女人的身上，认为女人是阴人，身上正来红，上井是极不吉利的，所以她就成了这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这一现象不仅是由我国长期处于男权主导的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引起的，更是在长期的自然男女社会能力、社会分工的差异下形成的，八十年代的沙湾，就一直流行着这样的俗语，“打到的婆姨，揉到的面”、“十个好丫头，顶不上一个瞎娃子”，足以彰显出农民们重男轻女的愚昧思想，在如此落后思想的毒害下，女人上井必然成为了一种禁忌。

礼节的遵守是每个时代都应具备的，作品中沙湾农民葬俗与婚俗的各种礼节性的行为，使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婚丧嫁娶中有了一定的规范和标准，无形中使人心得到了一定的凝聚，其中沙湾礼制所蕴含的生活智慧是无尽的财富，饱含的生命经验是人们活下去的动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身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更应该自觉地遵守生活中的礼制，使其不断地传承下去，进而让人的行为有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最终可以在物质与精神双重满足的条件下继续生存。

三、生命精神上的传统信仰

在《大漠祭》中有大量的精神信仰，一般包括了鬼魂信仰、巫术信仰等， 叫魄、扶灯是较为常见的鬼魂信仰，禳解是较为常见的巫术信仰。作品中大量的精神信仰都体现的是农民的一种超绝的生命智慧，以及在不知不觉间化解农民苦难生活中令人伤痛的死结的能力。

在《大漠祭》中，禳解频频出现。老顺夫妇在得知自己的儿子憨头得了肝癌之后，他们悲痛欲绝，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将最后的一丝希望，寄托在这个所谓的“齐神婆”身上，祈求能够通过禳解使憨头的肝癌变成能治好的病，在为憨头禳解的过程中，要事先要准备好五色纸、羊肉、草人、桃条、八仙桌等等，程序极其复杂。文中的老顺夫妇就是因为有着这一信仰，才能够在憨头病重时支撑下去，禳解这一风俗在当时人们心中所起到的心理安慰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老顺夫妇就是秉持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念头，才完成了憨头的禳解过程。

八十年代的沙湾农民依然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鬼魂信仰，据《大漠祭》介绍，沙湾的农民普遍认为人身上有三魂七魄，“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在肩膀上。最爱掉的是红的，一惊一吓，它就掉了。掉在地上，像个人。谁的像谁。人就得得病了。”[10]所以在沙湾才有了扶灯、叫魄一说，文中两次提到叫魄一说，叫魄一般都是在人受了惊吓或变得呆滞迟钝时才会做的一种习俗，一般是在一个地方喊着掉魄人的名字，由该人应和着回答，这样你的魄就回来了。而作品中沙湾所盛行的扶灯这一习俗与叫魄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地人认为人的肩上有两盏明灯，别人轻易拍不得肩膀，尤其是女人，扶灯就是通过巫婆的一系列活动使人肩头的灯重新点燃，手轻脚快。当文中的憨头得病，精神不济时，神婆给的意见就是回家扶个灯就好了，从憨头一家的深信不疑不难看出人们对这一信仰风俗的信任。两者都是为了使人们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这为当时人们黑暗的生活注入了一丝希望，增添了一抹光彩，使沙湾农民对于贫穷的不满，病痛的折磨的有了可以依靠和寄托的凭借，让农民可以在自我安慰中得以继续生存。  

《大漠祭》中传统信仰的描写，可以说是对当时农民生活现状的映射，农民们生活在自己划定的区域内，企图用历代延续下来的信仰精神得到心灵的救赎，不敢接受新的思想，新的事物，甚至没有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准备，其实不论哪个时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之所以不敢迈出自己狭小的世界，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经济、制度以及思想的禁锢，常年的贫穷成为了他们的羁绊，使他们故步自封，他们只能通过延续下来的思想祈求心灵的平静。身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最应该做的就是运用新时代所提供的条件，不断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用科学的知识武装自己。

结论

雪漠以其独特的笔触勾画了一个诗意的西部世界，创造性地对生活中发生的小事的描述，巧妙地将当代人的忧患意识溶于西部的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之中，其中所透漏出的生态思想与忧患意识让人无法忽视，人与自然的斗争无不饱含着沙湾农民自强自救的精神。文中对于计划生育、交公粮、偷情等事情的描写，将八十年代沙湾农民最真实的生活展现的淋漓尽致。而西部苦难下的生存习俗、封建观念中的生活礼制、生命精神上的传统信仰的贯穿，重塑了一个个顽强拼搏、自强自救、苦中作乐的鲜活生命体。本文希望通过对风俗习惯的初步探析，了解八十年代沙湾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心理状态，给予21世纪一点生活的借鉴与警示，让人们可以知往鉴今，在未来的生活中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顾禄：《清嘉录》，北京气象出版社，2013年。

[2]李东航：《从符号学来谈中国红民俗文化及其当代建构》，《文艺生活》2011年第6期。

[3][5][10]雪漠：《大漠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4]苑利、顾军：《中国民俗学教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

[6]梁艳：《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脉络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

[7]《中国婚俗文化》编委会：《中国婚俗文化》，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年。

[8]薛麦喜：《黄河文化丛书•民俗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9]冯佩昕：《西部民间伦理下女性的生存境遇——从雪漠的〈大漠祭〉到〈白虎关〉》，《现代语文》 （学术综合版），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