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的现代性——论雪漠小说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90年代以后，统一的审美规范只能潜在地起作用，当代文学不得不以个性化的探寻为突破的动力。进入21世纪，作家们在寻求个性化创作方面剑走偏锋，更注重经验的异质性，开掘出属于自己的区域。尽管现在看上去文坛呈现为松散的结构，既没有中心，也没有方向，但却有个人异质性的经验在实实在在地发掘，在本土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一方面，我们确实可以说再大的动作动静，也不可能唤起小说革命之类的景象，也就是说，小说艺术革命已经终结；另一方面，我们却不能对个体性的艺术创新保持麻木不仁的态度。革命无法进行是一个现实，小说有新的经验产生出来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张炜、王安忆、刘震云、阿来……这些作家都已经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他们是以小说的艺术化的方式开掘自我突破的路径，或者说以小说艺术带动异质性经验，其结果还是落在小说艺术上。由此是形成了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艺术方法，内里融合了中国传统、民间资源以及西方现代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另有一些作家，尤其是生长于西部的作家，以其历史、文化、地理之独异传统及个人记忆，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与主流文学十分不同的经验与美学风格。80年代活跃的当然有一大批，小说与诗歌都以不同的气象给新时期文学打开了一片雄浑开阔的天地，不管怎么说，那时的西部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规范下，其主导意识和表现风格与当代主流文学更具有同一性。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更年轻一辈的西部作家表现出更为独特的个人风格。他们多数人一直试图以极为异质性经验来带动小说艺术，开掘出另一片独异的文学世界。这种突破的路径显得更为困难却更为大胆。例如，西部比较突出的小说家，叶舟、雪漠、徐兆寿、李学辉……等等，他不只是书写西部大地的风土民情，而且试图探寻西部在现代进程中的困难和命运。在这样一个群体中，雪漠的创作尤其显得引人注目，其独异性可能尤为典型。正如陈思和先生在论述雪漠时所说，重要的在于要看到西部文学的民族的精气，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几乎忘记了“民族自身的一种精气”。他认为雪漠的作品里有一种民族精气，“这才是西部的一个概念”。雪漠的作品一方面追寻西部的精气，他沿着此路走，甚至走得更远去寻求神奇的和具有灵知的生命体验——或许他相信那里面隐含着西部的“精气”。他的某些作品呈现的经验令人惊异——既是西部的异域经验，实则也是中国文学的异质性经验，他也试图从这里去开掘出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

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展开得如火如荼的时代，关注西部文学的异质性经验，并非把西部另类化，而是有胆略面对西部的真实现实。文学的西部无疑显示出更加饱满的情状，西部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在书写西部的真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一带一路”格局中认识西部之复杂性的形象依据。在新的、更急迫的现代化进程中，去理解西部的历史文化，理解西部的风土民情；并不是把西部文学作为另类或他者来看待，而是看成对汉语主流文学写作有推动甚至另辟蹊径的异质性经验。

这样我们就不能对西部那些充满异质性经验的创作现象无动于衷，而是要进行积极的阐释，甚至不惜过度阐释。这与其说是在探询方向，不如说在开辟中国文学的多样性，这无疑是极其必要的。某些作品着力于开掘异域生活经验，甚至相当另类的神秘体验，可能尤其需要重视。理由无他，中国文学太缺乏异质性经验，也缺乏那些极限的经验。雪漠写作多年，他介入文学的方式开始还是着力发掘和打磨西部艰难困苦的粗砺生活，异域的风土民情；随着他的写作的笔力更加坚硬，他向灵知经验和宗教经验方面拓展。他的那些困苦极端的西部生活，几乎呈现出一个前现代的荒蛮的西部；而要更着力去开掘那些灵异现象和宗教经验，则是有意在“逆现代性”而行（说“后现代”太大，“逆现代性”只是个体的朴素的自然的作为）。通过他独自领会的“灵知经验”，他能在小说中重构时空，更加自由地把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人物，把因果、必然、意外、神奇、怪诞组合在一起，时空的穿越和折叠，对命运的先验感悟，他的小说有意区隔了现代性的理性经验。也因为此，雪漠的写作显出他自己的异质性路径，他也是当今中国少数有切实的宗教体验的作家，他显然在这条路上行走了很久，而且领略到了他自己的方向。雪漠的写作表征了当今中国文学寻求突破的最为异质性的和极端化的形式，他的创作意义也需要放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转型变异的过程中去理解，才能看出它的独特性和必然性所在。实际上，在这里也是试图通过读解雪漠的作品，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向前拓路的困难所在，看到其突围的多种可能性。

一、西部的原生态：现代性的另类生存

雪漠原名陈开红，1963年出生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的一个偏僻村庄，幼时家贫如洗，父母目不识丁，父亲是马车夫，雪漠幼时就当牧童以挣工分，每天牵着村里的枣红马到野外放牧。据说雪漠小时就显露出记忆力惊人，开学几天就把语言课本背得滚瓜烂熟。雪漠后来读了中专师范，他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因为家贫，也因为勤奋，他节衣缩食，长年靠面糊和馒头片勉强充饥。雪漠一度有正式工作，受聘到武威市教委编辑《武威教育报》。为了文学，他离职专事写作，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他变得穷困潦倒，常常身无分文。“有时，到处搜寻一些旧报，才能换来一顿菜钱。……没有住房，没有写作空间，一家三口，只有10平方米的一间单位宿舍。夜里，两顺一逆地排列，才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除了生存必需，他几乎将所有的钱都用于买书。苦极了，雪漠就给自己打气：就这样殉文学吧。要当，就当个好作家。失败了，活不下去，就跟妻子回老家种地。” 在20世纪末的中国西北，一个青年要搞文学处于如此境遇，也堪称现代奇观。

1988年，他在25岁那年开始创作《大漠祭》，进行了无休止的修改和重写，屡废屡写，如梦魇一样，毫无起色。直到某日，据说是到了武威的古老汉墓的密室里，出来后当晚做了一个奇怪而恐惧的梦，此后不久，脸上长出大胡子，似有神助，写作时思如泉涌，迅速完成了《大漠祭》。不管是生活经历，还是创作经历，雪漠都经历非同寻常的困苦，而且极富传奇色彩 。雪漠17岁拜师修练禅宗大手印，其悟大约也是他在25岁文学创作感悟之时，此后，他自觉充当“大手印”传承者 ；于悟后起修、闭关专修大手印近二十载，创办香巴文化论坛，影响十分深广。雪漠还有大量关于“大手印”研修的著作。如《大手印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无死的金刚心》等。中国作家中像雪漠这样的有深厚宗教经验的作家并不多见，他在“大手印”中浸淫多年，无疑也会影响到他的创作。然而，在雪漠创作之初，宗教的渗入并不十分鲜明，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他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的作品还是以其异域生活经验和对生命的真切体验为特征。

雪漠最早产生影响的作品当推《大漠祭》，这部作品耗时12年，直至2000年才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小说讲述西北凉州地区贫困农民的艰难生活，老顺一家在贫瘠的土地上苦苦劳作，想要改变生活的困窘，但是命运总是捉弄他，天灾人祸不期而遇，不断打击这个家庭摆脱命运的期望。但老顺一家人却还是在辛劳地耕作，希望并没有离开他们内心。这部小说的故事整体上较难概括，要说它究竟写了些什么，怎么写，雪漠自己的解释是再准确不过了：

我想写的，就是一家西部农民一年的生活，（一年何尝又不是百年？）其构件不过就是驯兔鹰、捉野兔、吃山药、喧谎儿、打狐子、劳作、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换言之，我写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这无疑是些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构成了整个人生。我的无数农民父老就是这样活的，活得很艰辛，很无奈，也很坦然。

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仅此而已。

《大漠祭》中没有中心事件，没有重大题材，没有伟大人物，没有祟高思想，只有一群艰辛生活着的农民。他们老实，愚蠢，狡猾，憨实，可爱又可怜。我对他们有许多情绪，但唯独没有的就是“恨”。对他们，我只“哀其不幸”，而从不“怒其不争”。因为他们也争，却是毫无策略地争；他们也怒，却是个性化情绪化的怒，可怜又可笑。

这就是我的西部农民父老。

小说流荡着强烈的西部气息，大漠荒凉寂寥，劳作艰难无望，生存事相令人扼腕长叹。小说中贯穿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不可捉摸的命运力量，所有这些都显示出现代之前或之外的西部生活，让人体会到西部生存仿佛处于另类状态。雷达曾说：“我认为中国需要《大漠祭》这样的作品，因为中国‘沉默的大多数’，正在从作家的视野中逐渐淡出。”《大漠祭》发表后不久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评委会评价道:“《大漠祭》那充满生命气息的文字，对于我们的阅读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西部风景的粗砺与苍茫，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西部生活的原始与纯朴，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特有的西部性格、西部情感和它们的表达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文学还有着广阔而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 不管是雷达还是冯牧文学奖评委会的颁奖辞，均未提到宗教经验，都是着眼于雪漠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这也是那时雪漠创作的整体状况，对于他来说，文学是第一义的，他关注的是生活于荒蛮中的人们的苦难命运，那种在困苦中求生的命运是支撑他小说展开的基本动力。

雪漠那时对文学如有赤子之心，他信奉现实主义的悲剧美学，他把西部沉甸甸的生活握在手上，如此生活的重负，他也要以强有力的小说艺术与之抗衡。他早期的作品开掘的是西部沉重坚韧的生活原生态层面，他熟悉这种生活，他自己就亲身经历过，那种生活情境、那些人物和事物，那些原生态的生活过程，他都与之同呼吸共命运，他能写出铭心刻骨的伤痛。雪漠的书写本身包含着对西部大地的深沉的忧虑，西部著名资深批评家李星先生指出：“从《大漠祭》到《猎原》，雪漠都在致力于以理性批判的眼光揭示出西部高原这种存在的真相，希望以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运动——改革开放来改变它，但后者却以新的生活经验对日益迫切西部的现代化的影响表示了深切的怀疑。属于前现代化阶段或现代化初期的西部土地已经不堪重负，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根基和精神根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甚至面临崩溃。现代化真的是拯救西部这沉沦了的土地的灵丹妙药吗？” 李星先生从雪漠的作品中读出了更为复杂的时代感，雪漠和时代的这种歧义，在于他的心灵和西部大地上处于困苦中的农民的命运连在一起。

丁帆是最早关注雪漠的评论家之一，在他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他把《大漠祭》放在城乡对立和人道主义的二重视野中来探讨，他敏锐看到雪漠的作品揭示的现代性困境具有严峻的挑战性。他分析雪漠的作品注意到这样的角度，雪漠固然书写了西部农民的文化人格与传统及自然环境的关系，但同时给西部农民造成巨大的压力的是城乡的对立，雪漠看到城市对农民的诱惑和排斥也是农民痛苦的根源。雪漠笔下的老顺一家的命运表明，“在这种严重不平等的城乡对立格局里，乡民‘毫无策略的争’与‘个性化情绪的怒’是无用的，结局只能使他们更加‘可怜又可笑’。正因为如此，作者基于人道主义和现代平等意识的‘哀’经基于启蒙理性的‘恨’和‘怒’，在西部乡土现代性转化的历史进程中，更能够唤起人们对城乡关系的格外关注与重新认识” 。西部生活是如此荒蛮，现代性与他们何干？城市在诱惑他们的同时更在排斥他们，现代化的发展在他们生命存在的另一侧轰轰烈烈展开，他们其实既无法理解，更无法进入，相反，他们只能表现为卑微的他者。雪漠这个时期的作品让人痛楚，也很难看到真正的希望。固然雪漠杜绝了廉价的希望，但西部的出路在哪里？这也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2008年，雪漠的《白虎关》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可以让人明显感到，雪漠在小说艺术上的冲劲更充足，更有力道了。在西北的粗砺生活之中，苦难的色彩被描摹得相当浓重。老顺家有三个儿子，不想大儿子憨头暴病死去，留下大媳妇莹儿。小儿子灵官与嫂子偷情，那似乎是甜蜜的爱情。憨头死后，他到外面闯荡世界。二儿子猛子转眼间长成了大人，不时与村上的女人偷情。老顺头想教育他，一句话就被他顶回去：“你给找一个。”猛子搞野女人还理直气壮。贫困农村找媳妇谈何容易。大儿子憨头就是换亲来的媳妇，女儿兰兰换给莹儿的哥哥白福，但白福经常实施家庭暴力。这样的农村，家庭暴力比比皆是，女人都是家庭暴力的牺牲品。兰兰实在忍受不了残忍的家庭暴力，就跑回家。小说始终有条线索，就是莹儿的哥哥要兰兰回去，兰兰不回去，就要把莹莹弄回娘家，但莹莹又不愿回娘家。老顺头家就琢磨着把莹莹改嫁给猛子。但最终没有成功。猛子要了从城里打工回到村里的月儿，婚后发现月儿在城里被人包养，并染上了梅毒，月儿最终死于梅毒。这就是西北农村的现实生活境况，苦难中磨砺的人们还在顽强地存活。显然，这里的生活处在现代又远离现代，雪漠似乎下死命要去发掘那些与现代忤逆的生活，现代侵蚀着他们，却并未给他们带来现代的福音，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只能跟随生存本能，或被看不到的蛮荒力量推着走。雪漠也是逆流而上，去刻画最为质朴最没有希望却还不甘愿屈服的生活。

乡土的苦难最深重的承受者就是妇女了。这部小说可谓把当代西北妇女的痛楚写得极为深切，莹儿、兰兰、月儿等，还有上一辈的妇女，几乎没有不身处苦难中。物质生活的贫困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她们在精神上所遭遇到的屈辱。这里的妇女几乎都遭遇家庭暴力，兰兰就是被丈夫打怕了，也把心打冷了，决定躲在娘家，死也不肯再到丈夫家。再让妇女屈辱的是，她们的婚姻经常以换亲的形式来完成，她们没有自己的选择，妇女变成交换的商品，变成男权社会的等价交换物。20世纪末，中国西北农村还存在着这样的婚姻生产方式。与其说这是一种风俗，不如说是一种冷酷的选择。不这样，男人如何获得妻子呢？如何完成欲望与传宗接代的重任呢？而妇女的命运则无足轻重。妇女只有顺从，只有充当商品和奴仆。兰兰和莹莹，这二个换亲的女人，她们又殊途同归聚在一起，可以看到她们身上在隐忍中蕴藏的坚强力量。

雪漠写出了她们的不幸，但更写出了她们不肯屈服的性格。在苦难中，她们有自己的爱，莹莹与灵官偷情，虽然有些不伦之恋（叔嫂通奸），但在雪漠的笔下，憨头性能力不行，青春的莹莹还是要让自己的生命力伸展开来。本来她与灵官可以结合，但严酷的命运安排，使得她只能以偷情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爱欲。兰兰也试图与花球恋爱，但这样的爱显然不可能。花球的媳妇对她下跪，也给她的心理造成强大的压力。这里的女人都不易，都有自己的辛酸。莹儿和兰兰这二个女人，为了重新坚守自己的生活，她们团结起来，去挣钱给白福娶媳妇。她们要去盐场打工，那可是艰苦至极的劳动。但路上与豺狗子的生死较量，惊心动魄，算是死里逃生。历经千辛，到达盐场，开始了艰难繁重的劳作。这里有人要追莹儿，有钱的和有力气的，但莹儿都不为所动，捍卫了农村妇女的自尊和操守。

苦难中的人们并没有被压垮，雪漠怀着他对西北人的爱，尤其是对西北妇女深切同情，写出他们在土地上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勇气。相比较雪漠写女子的抗争，雪漠写男人们抗争却有另一种意味，那是一种凭着生命本能和欲望来展开的几乎是盲目的抗争，就此而言，雪漠的叙事带有很强的西北韵味。西北的生活，艰难与困境，生命的血性和盲目，这些都呈现了生命的另一种情状。白虎关采出了金子，镇上先致富的双福占据了全部的资源，留给猛子、花球和白狗的，就是到他的金矿上“打模糊”，即将别人涮过的沙再涮一次。小说描写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西北正处于经济剧烈变革时期，现代化已经严重渗透进西北贫困地区。在这里引发的工业化，就是对资源的占据和争夺。小说描写了现代化引发的西北乡村的后果，那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掠夺，先富起来的人为富不仁，底层农民没有机会也没有任何保障，猛子们靠卖苦力难以为计，农民式的狡猾和顽劣也就暴露无遗。小说既写出当今农村贫富不均，新的阶级差别迅速产生，批判了新生的暴富阶级的不仁不义，但也非常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性格心理。猛子、花球和白狗，各自既有不同的性格，又有他们共通的心理，这在开始出现的农村利益分化中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贫困农民与新生的权力和富裕阶层的冲突，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王秃子、白狗、猛子与大头、双福们的冲突，终究要以流血的冲突加以表现。农民想摆脱困境却找不到出路，他们甚至寄望于在金刚亥母洞修道，以获得超渡的机缘。一方面是现代化工业化野蛮地渗透进中国西北贫困地区；另一方面，这里的人们的精神心理还是亘古不变，一样陷落在盲目的迷信里。在对这样的信仰描写中，雪漠也带着犹疑，他试图为这里的人们的精神世界找到一种可供寄托的神灵；但他又深知这样的逆现代性的信仰并不踏实，也不可靠。因此，在他的严肃中又带着一些反讽；在反讽中又似乎有一种认真。中国传统乡村的伦理价值开始解体，这是一个迟到的解体，但现代性带来的危机更加深重，解体得也异常猛烈。对于西域来说，现代性的价值与信仰从何而来，这也一直是小说思考的重点所在。

这部作品猛烈地抨击了农村遭受现代化侵蚀的状况，现代商业主义对乡村的瓦解与诱惑，欲望开始蓬勃生长，在脱贫的道路上，带来了新的灾难。为了开采金子，白虎关的自然资源被严重破坏，农民要摆脱土地，有的去了城里打工，有的加入了工业主义践踏农村的队伍。更有甚者，官商勾结，出卖农民的利益。月儿经不住城市的诱惑，这个本来是农村生长的清白的姑娘，却在城里染上了梅毒，最后死于非命。这些都指向了农村在现代性的剧烈蜕变中所遭遇到的严重问题，原来的贫困令人悲哀；现代性激发起来的欲望也让人痛心，西北农村似乎并未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雪漠显然对现代性到来西北有诸多的困惑，他给予严峻的批判性来写作这部作品。

当然，这部作品在艺术中颇有西北粗旷的气象，这并不只是它描写的西北地域性的原生态的异质情状，更重要的是雪漠的那种开阔的叙述视点，以自然荒漠为背景的写作视野。雪漠的文字因此有一种瘦硬奇崛的力道，带着西北的泥土和风沙味，粗砺中透示出刚健。相比较红柯的叙事而言，雪漠的文字显得更硬实些。红柯的那种抒情韵味，与天地为一体的叙述，给人以一种辽远的感觉；雪漠则带着泥土的原生硬实扑面而来。这也说明，西北的文学，虽然同样打上地域的特征，但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有自己的文字的力道，都有各自的异质性的美学气象。

——《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1期总第68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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