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雪漠的“边地”书写

段平山（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当社会生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中心”之后，“边地”似乎就是一个与“中心”相对应的地域概念了，就文学创作领域而言，如果仅仅是从字面意思来分析的话，那么，所谓的“边地”书写无非就是一种取材于边远地区的书写，远离生活中心、淡化时代感的书写。然而，“边地书写”的文学作品并非都是一个类型，尤其在主题表达方面更是各不相同。雪漠的小说取材于中国的西部农村，小说所描写、反映的主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生活状况，他的小说通过细腻的针对西部农民的生存现实的描写，给读者展示出某种独特的生存环境以及独特的人际关系，进而通过生命的演进过程折射出隐匿在生活现象背后的“时代性”。

雪漠的小说具有鲜明的题材特征，即以生活在西北农村地区的农民为主，将他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真实地反映出来，通过农民与土地之间关系的变迁折射出了一代又一代农民的群体形象。之所以是农民的群体形象，就是因为在雪漠的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并不鲜明，对于读者来说，在阅读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并不是“这个农民”或“那个农民”，而是“这一代农民”或“那一代农民”。简单地说，就创作的目的性而言，雪漠的小说并不是为了突出某些具体的“个人”的故事，而是为了说明社会与时代是如何变化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雪漠并没有刻意地突出那种与地方特色相联系的风俗或民俗的描写，而是通过细腻的针对西部农民的生存现实的描写给读者展示出某种独特的生存环境以及独特的人际关系，进而通过生命的演进过程折射出隐匿在生活现象背后的“时代性”。换句话说，雪漠的小说虽然通过“反映社会生活”向读者传达了西部农牧民“生活”的知识，同时，也给读者展示了某种自然界的“生态”原理。但是，特定的“生活”与特定的“生态”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受特定的“时代”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雪漠的小说是一种突出了历史感的现实主义创作。

一

如果单纯地针对“人”来反映社会生活，那么，生活的内容无非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简单就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简单，人际关系的复杂就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复杂。然而，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凡是由人际关系构造出来的“社会生活”都不过是表象。难怪在很多的哲学家、神学家看来，现实生活对于提升人的灵性来说是具有扰乱作用的，甚至在一些现代主义的思想家看来，单纯的人的故事以及纯粹的人际关系体现不出任何意义。于是，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就有了反传统，反逻辑，颠覆意义、理性的创作观念。其实，这种创作观念也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即被观察到的、被体验了的社会生活不一定就是“真实”，因为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的所作所为都是一些表象，那些真正具有本质特征的潜意识以及本能等都不同程度地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受到了扭曲。所以，在现代主义者看来，梦境也许更加接近真实的人的本性。

受这种现代思潮的影响，很多的作家将反映生活的目光转向了“边地”，尽可能地使文学的题材远离纷乱喧嚣的现代文明，尽可能地倾向于遥远的、古老的、本土的、朴素的、混沌的、落后的、原生态的一些场景，其目的是不受世俗生活的纷扰，以便更好地接近人性的本真。这是近现代以来盛行于中西方的文学创作特征。其实，这种由现代文明所引起的现代意识是产生许多“边地”书写的一个原动力，或者说，现代意识是许多“边地”书写者们的一个重要的情感基础。

在雪漠的小说中，除了生活在西部的农民之外，还有生活在西部的动物，这些动物包括狼、狐狸、苍鹰、野兔、老鼠、牛、羊等，虽然“人”是生活的主体，也是文学作品中的主角，但是，从感悟生命的意义，认识生活的实质这个角度看，雪漠小说中的“主角”是生命，是包括各种动物在内的所有的生命，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人。表面上看，雪漠小说的题材特征体现了作家的生命观，而实际上，隐匿在这种生命观背后的则是作家的世界观。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但是，由于作家的世界观不尽相同，在针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方式上就有了明显的差异。例如，在雪漠看来，生命力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思想以及感情的存在，正是因为“人”并不是这个“生命力”的唯一的存在方式，所以文学中的思想以及感情因素等不应当只是借助于具体的“人”的形象来体现，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值得作家去领会、思考、挖掘的思想感情往往在“人”的背后。大自然、动物、人都是有生命的。如果一定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的话，那么，这个区别则是人能够说话，而动物则不能够说话，仅此而已。进一步说，生命并不仅仅包括人和动物，“人”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动物”也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大漠、风沙、水草、田野、地域风貌、生态环境等都是生命的一种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在雪漠的小说中没有专门的景物描写和环境描写的缘故。西部农民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作者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有意识地通过艰苦的自然环境来衬托一个“艰苦的”生活画面，更没有那种刻意的针对景物、环境的诗意想象。就小说的内容而言，西部农民并没有特别在意生活的艰辛，甚至也感受不到贫穷的滋味，在农民们看来，先辈们就是这样过日子的，世世代代本来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日子过得很顺心或者很不顺心，这都是很正常的，只是由于到了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赚钱发财的欲望被激活了，走私贩毒的路子被聪明的人疏通了，南方的富人开始收购珍稀动植物了，兽皮涨价了，野味受欢迎了，农业收入增加了，于是，追求富裕的农民们开始霸占、掠夺、狩猎、残杀，无处不在的生态破坏，无奇不有的歪门邪道，这时候的农民似乎意识到了生活中的“顺心”与“不顺心”并非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特定的“时代”。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那就是追求富裕的结果就是贪心，贪心的结果就是一种比贫穷还要更加可怕的自相残杀和自绝活路。在这样的境况下，“西部的生活”并不是西部农民“自作自受”的结果，恰恰相反，所有的生存状况与生活境况一定程度上是由特定的“时代”所造就的。

事实上，雪漠的小说所具有的生活性或者说生活味并不仅仅是一些农民们之间的邻里关系、家庭琐事以及“油盐酱醋”这些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农村的生活风貌其实是一些“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的变迁史。例如，狼与牛羊的关系，牛羊与水草的关系，水草与庄稼的关系，庄稼与老鼠的关系，老鼠与鹰的关系，鹰与猎人的关系，猎人与农业的关系等。相互的利用、相互的竞争必然性地导致相互的报复和相互的残杀。正因为是一种关系“链条”的存在，所以，从表面上看，雪漠的小说描写了一大堆的生命个体。但其实，隐匿在这种“关系”背后的正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小说中的老顺是一个猎鹰高手，张五是一个打猎行家，但他们一辈子穷困潦倒。在他们看来，杀生就是罪孽。并不是因为他们很迷信，也不是因为他们很善良，而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猎原”生活已经有了深切的体会。对于西部大漠地区的农民来说，认识生活，感受生活永远只能依靠自己的针对各种“时代感”的“应对”策略，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讲高深的大道理，也不愿意接受来自官方的教育以及来自政府的宣传，他们也没有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更没有时间来“学习”这些道理，对于农民来说，所谓的思想觉悟实际上就是对于特定“时代”的一种本能的反应。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心态，而什么样的心态就能够造就出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与生活方式。

在小说《大漠祭》的“作者题记”中，雪漠这样写道：“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就这样活着。”在作者雪漠看来，世界上最大的谜团其实还是人自身，“任何一个自认为写尽了某个领域和行业的作家只能说明他的弱智”。既然描写西部农民的生活并不是为了突出这个“西部”，更不是通过“西部”这个符号来突出所谓的“乡土文学”，那么，促使雪漠进行创作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用雪漠自己的话来说，只要能够承载“人类”的精神，只要当自己拒绝了喧嚣而融入宁静，只要能够接近值得你敬畏的精神，就可以记录并描写他们的“活着”。

另一方面，不管生活有多么的复杂，任何一种生活都应当具有认识和感悟的价值。在一般的写实主义小说中，作者首先是通过环境、故事、习俗、人物性格等方面的“不同寻常”来突出生活的“独特性”，然后再立足于这个“独特性”来体现描写的意义和塑造的价值。而雪漠的小说创作则正好是一个“倒过来”的思维方式，西部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很平常，但是，在雪漠看来，并不能因为生活的“平常”而丧失针对生活的实质以及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考，只要有了针对生活的真正的认识与思考，再平淡的生活也能够体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雪漠小说中的“活着”是为了消融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的生命“个体”，使所有个体意义上的“生命”能够“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之中”，懂得“生命”所固有的那种脆弱的依赖性或脆弱的依附性。究竟依附于什么呢？即特定的现实与特定的时代。

二

自“五四”后的现代文学以来，描写并反映乡村生活的小说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风俗画”式的小说，这类小说的主要特征是通过揭示一些边远的、古老的、离奇的、怪异的、鲜为人知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习俗来加强小说阅读的趣味性和知识性，进而丰富文学的多样性。第二种类型是“田园牧歌”式的小说，这类小说的特征是通过富有诗意的想象将简单而又朴素的乡村景象加以美化，在表达自己情趣的同时来完成针对心灵的自我抚慰。除了以上这两种类型之外，还有一种类型的乡村小说就是通过“乡村”这个特定的生活场景来说明一个时代。说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乡村生活的变化来揭示时代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在这样的乡村小说中，“乡村”已经失去了它的题材意义，因为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它们所指涉的那个区域特点或地方特色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文学的”题材决定不了“文学的”主题。既然“乡村”能够成为特定社会的一个缩影或一个典型。那么，“城市”也照样能够成为特定社会的一个缩影或一个典型。所以，对于作家或创作本身来说，没有必要刻意地突出“文学的”题材特征。如果能够遵循这样的基本原则，那么这样的小说就是现实主义的小说，这样的文学也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

再好的风俗描写终究不过是一幅风俗画而已，如果仅仅从这个“画”面上来欣赏其艺术性或其他的话，那么文学的价值自然就有先天的局限性。

雪漠的小说既不是“风俗画”式的乡土文学，也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文学，而是旨在帮助人们审视一种生活，揭示一个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雪漠曾说，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譺訛。然而，问题在于，雪漠小说中对于“时代”潮流的说明似乎很少，给读者留下的“时代感”印象也并不强烈，事实上，小说中基本上没有针对时代背景与社会背景的专门的描写。相比之下，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总是直接把“生活”安排在某个具体的“时代”中，让“生活”与“时代”进行相互的说明与相互的映衬。而雪漠的小说却没有这样的思路，甚至没有这样的展开故事的大背景。然而，真正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时代性”的体现不应当依赖于针对众多“生活事象”的罗列，而是依赖于那种隐匿在“生活现象”背后的“时代精神”，即由时代所决定着的那种体现在生活伦理中的价值取向。

雪漠想要告诉人们的那个“历史时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为什么雪漠在他的小说中并没有明确地说出那个“历史时期”呢？

就现实主义的创作而言，生活应当是社会与时代的一个“透视镜”，而不是一幅静态的“风俗画”。社会与时代应当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一个用来点缀生活的“道具”。描写生活本身就意味着描写时代，同样，“认识生活”本身就逻辑地包含“认识时代”。

雪漠的小说就是一个“透视镜”，小说通过老顺一家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生活期盼，将西部的农民、农村以及农业融为一体，通过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揭示了一种鲜活而又沉重的生存现实。从小说《大漠祭》到《猎原》，再到《白虎关》，西部农民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搞活经济”的时代，而凡是具有一定的生活经历的人都很清楚，小说所描写的那个时代实际上就是20世纪八十年代。

在作者的记忆和印象中，父辈们所过的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原因在于那一代人尽管没有这么多的羊群、牛群，尽管没有所谓的“发家致富”之策，但是他们的日子照样能够过得去，并且过得很悠闲，很自在。“如今的”许多农民的后代们对此很不理解。从小说所写的生活内容来看，“父辈们”之后的这一代农民们整天整日地忙忙碌碌，东奔西窜，其目的是发展牧业和副业。为了自己的富裕，为了自己的家庭以及家族的富裕，他们不得不掠夺水草资源，他们不得不无休无止地相互霸占土地，捕获猎物。由于掠夺、霸占，农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牛羊，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耕地，表面上看似乎富裕了，但是农民们的生活不仅依然贫穷，而且更为糟糕的是，随着水草资源数量的不断缩减，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的生灵都将要面临难以存活下去的境地。“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这是作者雪漠所揭示出来的西部农民的生活状况，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活着”。

孟八爷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这是位可敬的老人，他总是那么乐观、豪爽、诙谐，仿佛他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悲观’二字。他的一生像他那把在风中洋洋洒洒飘动的胡须，飘逸出一段潇洒”譻訛。他是打猎的高手，发家致富的能人，“捉兔子，掏麻雀，打狐子，用马莲编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狗呀，马呀，都跟活的一样”譼訛。但是，孟八爷老早就放弃了自己的这个“能力”，因为他很清楚，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生活的道路不是越走越宽广，而是越来越狭窄。尽管孟八爷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然而，生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这样的人无疑要被边缘化，孟八爷主宰不了这个社会，也阻挡不了这个洪水般的时代潮流，所以，像孟八爷这样的人只能是低着头认命，他不可能成为“大漠”生活以及“猎原”生活中的主人公。事实上，在小说中，孟八爷的出场既不是“故事性”的需要，也不是点缀生活内容的需要，而是揭示一个“时代”的需要。

在小说众多的人物当中，大多数的农民只是随波逐流，任性发展，他们从来不关心与自己的生活无关的事，从来不议论农村之外的社会现象，从来不思考生态、环境之类的问题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像小说中所描写的羊群那样，在饥渴难耐的驱使之下，眼睛里已经射出了比狼还要贪婪，比狼还要凶残的目光，为了能够多喝一点儿水，哪怕前面是一口井，也要争先恐后地跳进去，大多数的紧跟时代潮流的农民基本上就是一群羊，当然，无知并不等于就是罪恶，他们所做的“坏”事来自于无意识，也来自于一种不自觉。响应政策，紧跟形势，发家致富……这怎么是“错误”的呢？像孟八爷这样的能人“擅长打猎，会给牲畜治病，懂得如何在沙漠里生存等”是很“个别”的，由于在父辈的那个时代里，政府并没有提倡“大力发展畜牧业”，所以，那个时代的农民并没有“猎原”般的生活体验，然而，问题在于，到了自己这一代，羊群和牛群已经从几只变成几十只、几百只，农民的生活难道因此而变好了吗？贫穷的依然贫穷，艰苦的仍然艰苦，无数的生灵遭到了涂炭，土地荒芜、水草干枯……最终的结果是农民们失去自己的生存环境，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园。

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主要是通过一种不自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观念来体现的。雪漠的小说就是这样，雪漠并没有将“这年头”和“那年头”的农民生活状况进行专门的对比，在雪漠的小说中，农民、猎人、牧民都没有刻意地关心过“时代精神”问题，然而，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况已经很好地揭示出了“这年头”的“时代精神”。虽然生活在“这年头”的农民们顾不上回想已经过去了的“那年头”，但从他们不自觉的言谈中可以看出，生活在“那年头”的先辈们并没有如此多的坎坷与波折，在“那个年头”，一切都相安无事，大漠是一种自然的景观，田野是一种农村的风光，水草丰茂，偶有一些牛羊之类的家畜和一些飞禽走兽出没，可是，没有人对这些大自然所孕育着的生物而放纵贪欲，一切都显得那样的井井有条并生机勃勃。由于生活安定，看上去“那年头”的生活是平淡的，反过来说，由于生活是平淡的，看上去“那年头”的生活是安定的。然而，时过境迁，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自然本身所具有的风平浪静没有了，农民所期盼着的风平浪静的生活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开荒，钻井，偷猎，杀生，争夺地盘，破坏生态，接二连三的涨价……

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没有人会主动地关心社会问题和时代问题，更没有人会有意识地思考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道路的问题，这是一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时代，这是一个“任它去吧，没人理会”的时代，掩卷沉思，这才是雪漠小说的现实主义的视域，也是雪漠小说中的“时代性”的真正含义。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当然决定着人类的“生命力”的含义，也当然性地决定着农民的精神面貌以及幸福感。推而论之，无论有怎样的人文素养，也无论有怎样的诗情画意，那种纯粹的原生态式的生活以及那种超然的“边地”生活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作多情。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说，社会生活的异质性不是由“生活”的多样性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不同性质所决定的，所以，对于作家而言，所谓反映社会生活必须要能够把握时代特色的本质，要敢于揭示生活现象的实质，要敢于给社会或时代进行必要的定性说明。

三

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都是反映生活的，但是并非所有被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具有相同的内涵和意义，因为不同的作家对于生活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在某些作家看来，生活是吃喝玩乐的感觉与体验。在另外一些作家看来，生活只不过就是一些杂乱的“碎片”化了的油盐柴米本身。而在雪漠的小说中，生活则是“生命”以及“生命力”对于特定条件下的“时代性”的感悟。

所有的作家都可以接受“文学是用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这样一个命题，但是，由于不同的作家对于“生活”的理解和定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文学的多样性并不仅仅在于“生活”本身的多样性方面，更在于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法论以及原则性方面。

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真实地反映生活并且通过对特定生活的反映来体现特定时代的实质。由于生活是由时代所决定的，所以，一般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总是将生活放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进一步说，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以某种特定的“倾向性”来描写生活的，而体现这个“倾向性”的基本方法正是典型的塑造与提炼。虽然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可以使作者的观点或态度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即生活基础，但是，文学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所描写的生活印象的强度，其次才是提炼生活以及塑造典型的方式、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典型问题只是一种创作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界定的标准。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不仅要有力争能够进行“正确表达”的倾向性，而且还要有敢于从令人困惑的生活的复杂性中探索“社会实质”的自由精神。

西方的文论家曾经这样说过：“小说的价值在于它描写的人生印象的强度，但是不会有通向正确性的任何规则和指导；必须有在人生所有令人困惑的复杂性中探索‘人生’的自由。”譽訛于现实主义的小说来说，创作主体的首要任务是获得“人生印象”，可是问题在于，这个“首要任务”难道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唯一意义所在吗？至于“强度”则是一个如何表现的问题。

现实主义的创作可以理解为一种态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原则和一种方法。为什么在文学史上会有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以及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理论论争呢？原因就在于，针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的理解必然会导致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风格，甚至会产生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类型。其一，如果从“创作的”态度出发，那么，所有的以表现社会理想，抒发政治情怀，忧国忧民的文学都是现实主义的，由于这样的创作以热情或感情为原动力，并且主题先行决定了主题的强化、突出，所以，文学的内容很有可能会出现“不真实”的情况，甚至是假、大、空。其二，如果从“创作的”原则出发，那么，由此而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必然性地要突出作者的坚定的信念或信仰，这样的文学也必然性地包含着理论的推演或价值观念的逻辑证明。其三，如果从“创作的”方法出发，那么，文学作品中的生活环境以及人物形象就不得不带上浓厚的加工或塑造的色彩，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被构造出来的文学，是一种借助于象征或比喻来传达作者的思想的文学。

如果把生活与时代视为认识的对象，而文学创作是这个“认识”的过程本身，那么，由此而来的现实主义就是一种哲学。如果说哲学的基本目的是探寻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话，那么，哲学的基本意义则在于这个“探寻”本身的过程，而并不在乎“探寻”的结果。雪漠的小说正是这样，雪漠描写了一种生活，但并不仅仅是为了通过这个“描写”来表达自己的生活观念。更重要的则是，通过这个“书写”来揭示时代的本质。

鲁迅在论述俄国文学时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创作过程中，以“审讯”的方式让那些看上去很善良的老百姓“供”出了他们的罪恶，然后，再经过严刑拷打，使这些有罪的老百姓露出骨子里的善良的本性。雪漠的小说也是这样，先让这些勤劳、朴实的西部农民为了自己的私心或利益干出一些毁灭家园、涂炭生灵的行径，从生活的断面或表面上看，西部农民的贫穷是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似乎是一种自作自受的“报应”，然而，经过仔细的审视与认识，毁灭家园、继续贫穷的罪恶是有根源的，这个根源既不是农民的愚昧，也不是农民本能的私心和贪欲，甚至可以说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些人造成的，而是由特定的“时代”精神造成的。

社会的发展可以改变生活的内容，时代的变化可以影响生活的形式，但无论如何，生活的本质不可能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与时代只不过是一个大背景，是能够影响人的情绪并能够改变人的吃喝玩乐的方式的一个大背景。从某种程度上说，情绪也好，吃喝玩乐的方式也好，它们都是生活中的一些“片断”，或者说是“残片”。然而，当这些“片断”或“残片”进入文学作品后，究竟应当不应当产生意义，究竟能够体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对于“新写实主义”的小说以及流行于当今的现代主义文学观念来说，这是“生活化”作为一种创作原则的需要。而对于雪漠来说，无论生活是“残缺”的，还是“完整”的，只要“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灵魂豁然有悟的智慧”，就应当被记录下来。因此，雪漠的小说并没有把生活故事的传奇性以及个人奋斗之路的独特性视为小说的内容，也没有把写作的重点放在小说的结构或“故事性”方面，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揭示隐匿在生活背后的时代性这个方面。换言之，生活的意义取决于时代的意义，而时代的意义则取决于针对“时代性”的正确认识。

① 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18 页。

② 雪漠：《猎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④ 雪漠：《大漠祭》，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9 页，第 119 页。

⑤ 〔英〕拉曼•塞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等译：《文学批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34 页。

——《名作欣赏》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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