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托尔斯泰在精神上感到非常痛苦，对自己富足的生活感到极大不安。于是他开始尝试过一种平民的生活：戒烟、戒酒、素食；劈柴、生炉子、修鞋、耕地。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放弃自己的土地，放弃著作版权。中年后的托尔斯泰与年迈的马车夫一道出行，人们常常分辨不出哪一个是尊贵的伯爵，哪一个是卑微的马车夫。为了自赎和赎人，托尔斯泰不仅在行为上严以律己、自省自惕，而且对自己的心灵世界进行深入、体无完肤地剖析。他在《忏悔录》中感叹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已有五十年，除了十四五年的童年时代之外，我有三十五年都是个虚无主义者。这就是说：毫无信念。”阅读这滚烫的文字，我们分明感受到托尔斯泰身上有一种博爱、泛爱、兼爱的信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作家孙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不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孙犁进一步解释，所谓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当然不是庸俗的普度众生，也不是惩恶劝善。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了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孙犁还说，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而一旦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就成为伟大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对于人类固有的天良之心，是无往而不通的。

　　今天我们给予托尔斯泰各种至高无上的赞誉，但是有谁能体会到当初托尔斯泰那强烈的、疾风骤雨式的内心冲突，又有谁肯像托尔斯泰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去质问生存的真相和人生的本质？不要说为什么要生、我的生存以及所有别的人的生存的原因何在、我的生存和别人的生存有何目的、我内心感觉到的善与恶的分离有何意义、为什么会有这种分离、我该怎样生活、死是什么——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这样的带有终极性的根本问题，就是连你为谁而写作这样的一些个基本的问题，我们的作家都表现相当冷漠，甚至到了让人失望的境地。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倘若没有托尔斯泰的那种自省、那种忧患、那种激愤、那种同情、那种悲悯、那种人道主义精神，纵使他有经天纬地的才华和本事，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摆弄文字的匠人、一个干瘪的精神的侏儒。

　　据说，晚年托尔斯泰的写字桌上除了《圣经》和神学论文外，竟别无他物。1910年11月10日，托尔斯泰从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秘密出走。途中不幸患上了肺炎。十天后，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的站长室，托尔斯泰走完了他辉煌而又孤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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