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欲望需要精神上的约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明显。为什么是从80年代开始？这要回溯一下当时的状况，那时的中国已经穷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穷怕了，急切地希望致富，过上现代的幸福生活。这个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于到底什么才算是幸福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看大家都比较糊涂，没有比较清醒和理性的思考，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把现代的幸福生活直接等同于美国式的生活，而这个美国式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们才能够看得很清楚：它不具有普遍性，只是一种特例。它完全是建立在上世纪50年代独特的条件下的，比方说全球性的低油价，正是这种低油价维持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占全球5%的资源但能耗却占32%，这是一种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再加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少数核心的所谓发达国家，既拥有技术强势，又拥有一种依附体系：全世界广大的地区是其廉价原料的提供基地和其商品倾销的广阔市场空间。显然，美国是个特例，是不可能被全球所有的国家普遍地模仿、复制和照搬的。
　　 对于美国的特殊性，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了解得并不清楚。当时，中国人梦想的幸福生活图景是：开美国那样气派的汽车、住美国那样大的房子。其实，凭中国的资源和人口条件，我们中国人是不可能过上美国式的幸福生活的。
　　 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对物质有所要求，但精神准备不足的弊端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日益显现，且很严重。由此，以文化界、知识界为核心，掀起了一些思想的争论和讨论：关于人文精神、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等。比方说关于欲望，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就争论得比较厉害。很多人都说，欲望是最神圣的、最伟大的，也是天然合理的。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人没有一定的欲望，那我们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等都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动力。但是欲望也是要可控的，它需要有一种精神上的约束，否则，无限的欲望是很可怕的。对这一点，也是在90年代，即在我们中国吃了很多苦头、遇到很多障碍以后，而且是对国际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才慢慢体会到的。然而，在90年代，当文化界、文艺界一部分人发出了反对欲望这样另类的声音时，几乎得不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反被认为是人民公敌：你要坏我们的事儿，我们的幸福生活要受到你们这类人的打击、阻碍。显然，在90年代的时候，少数人对这类问题还持比较情绪化的理解。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物质世界越来越强大，物质与精神的背离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继承传统，如何讲道德，正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地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
　　
　　
　　
　　二、对西方不要盲从，要实事求是
　　
　　 1.实事求是面对西方
　　 前些年，国内一家民调机构做了一个问卷调查：有一半的中国人都承认自己比较崇洋媚外。这个当然很容易理解，因为有一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得不太好，社会矛盾也比较多，与西方的技术、经济各方面相比较都有一定差距。奇怪的是，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也是这种态度。其实，作为知识精英应该看得更高一点，不要把自己流于一般的市井小民，来一些瞎起哄。我们要虚心学习人家，这没错，但是不要把人家不太好的东西也当作是特别好的东西。或者反过来说，把我们中国一些好的东西骂得一无是处，这也没必要，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这也不是西方的态度。
　　 西方当年意气风发、大步迈进的时候，他们坚持实事求是，好的就说好，不好的就说不好，大家都是一些明白人。西方重视创造精神，并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那种瞎起哄。向西方学习，我们要学习他们的那种精神：实事求是。这方面尤其是知识精英一定要注意，因为一般的人他可能不大懂，他没出过国，或者说他就是看看电视、看看广告，就那么来想象西方，因此情有可原。但作为一个稍微有些文化的人，看问题不要那么简单化。比方说，改革开放后，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西方吃得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西方人的饮食结构是有问题的。比如说美国有那么多胖子，体形那么糟糕，身体和健康都有问题，这显然与他们的饮食结构存在问题有关。所以，我们千万别学西方人的饮食方式，他们那样吃肯定是不对的。现在世界上提倡一种地中海饮食，所谓地中海饮食，就是吃的植物比较多，菜呀、粮食呀，肉相对少一点。其实这不就是中国人的吃法吗？我这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说明不要盲从西方。
　　 2.西方文明中的特殊性
　　 西方确实有不少优良传统，比方说西方的文明礼貌，且也很让我们中国人仰慕和欣赏。但我们要明白，西方的这些礼仪是有其具体的形成条件的。比方说他的文化传统，如骑士，讲究绅士风度，是怎么来的？他是那种军事贵族，有一套礼节。他有贵族文化，贵族文化就很讲究优雅。还有一个宗教文化，无论是教父也好、牧师也好，他不能嘻皮笑脸，他不像中国人那样坐在一起就是哥们儿来哥们儿去的，然后是攀肩搭背、粗话连篇。他不会这样，他的传统要慢慢形成。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是不能忽略的。现代西方文明，得益于发展得比较早，当全世界都在过穷日子的时候，世界的主要资源、财富、专利所形成的暴利，都掌控在西方人手上。正因为西方有这么充裕的物质资源和环境，西方人才能过上一种比较优雅的生活，包括优雅的文明礼节。比方说在另外一个民族，他处于连饭都吃不饱、房子也住不上的状态，你要强求他有多么优雅、多么从容，那肯定是强人所难了。所以，既要有一些文化传统的条件，又要有现实的物质资源的条件，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某一种文化现象，而这个现象随着条件的改变，就会出现新的问题。比方说现在他们的物质资源出了问题，经济如果出现衰退，如果一旦不把便宜的粮食和石油都卖给他们了，那他们就可能遇上新的难题，大麻烦就来了。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条件下，这些例子就用上了。
　　 3.我们不要盲从西方
　　 我们以前也有人说像美国人那样天天开车就好，其实那时候石油很便宜。一旦美国人用石油，欧洲人也用石油，甚至连中国人、印度人、巴西人也要用石油了，当全世界都用石油的时候，这个石油肯定是要涨价的，而一旦涨价了，不光是我们不一定能过上那种想象当中的幸福生活，连欧美人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要大打折扣，这说明这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在变化。
　　 所以，对于西方我们要客观地去看待，我们不要盲从西方，但也不要回归到东方，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恰恰相反，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更加开放，让大家更多地了解西方，这样的话，我们那些莫名其妙地仇恨西方、崇拜西方这些问题才能够解决。所以我们要更加地开放，而不要封闭。而且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所谓的传统，也在被我们今天所解释、理解、利用、选择，而不是所谓的原原本本的传统。传统，一定是被我们今人所理解和认识的传统，它不是一个被古人所认识和理解的传统。
　　 4.对中国好的传统要在日常行为中身体力行
　　 我举一个小例子。比方说一个搞基因的专家，他特别重视一种原始的物种，这个物种没有经过现代农业的污染和干扰，完全是那种古生物的、原始的种子的基因，但是要找到这种基因必须用现代特别尖端的技术。所以说，如果没有现代的技术你是没有办法认识和发掘出来的。这里面看起来是两个东西，那你说这个东西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具体说这个东西是传统的，它是最原始的物种，但它同时也是最现代的，为什么呢？如果没有最现代的技术，你根本无法识别，连描述你都做不到，就更不要说利用了，因此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对于传统而言，它不是那么一种简单地回归呀、复兴呀，不是那样的。它是被我们现代人所重新认识、描述、阐释、筛选、利用、组装的，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应该是现代的一部分。
　　 我们一些旧的传统，其实它也是很人性化的，并不是那么可怕，但是很有可能被我们以前一些妖魔化的宣传和理解所扭曲。我举一个例子，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朱熹提出“去人欲，存天理”，其实这个天理人欲都曾被误解了，以前我们好像把天理就当作是一种天道，服从于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天理在宋人的解释中，是很人性化的，说的是什么呢？你看像程灏的那些解释：就是吃饭、穿衣、住房子，这些就叫天理。什么叫人欲呢？就是说你过分了。比如说你住了一间房子，你还想要十间。所以，它是很有分寸的。人正当的需求跟过分的私欲是要有一个区分的，而我们后人的理解却把它妖魔化了，就说是人却不讲人情，连人欲都要灭掉，饮食男女都被视为滔天大罪。这完全是一种妖魔化的误解，这把我们古人的智商也低估得太厉害了，古人哪儿那么傻呀！
　　 那么在今天，如果我们要身体力行，来继承我们某些好的传统的话，这不很简单吗？我们到生活中去了解一下，哪些是我们正常的需求？哪些是我们过分的私欲？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从我们周围的一些小范围做起，这就是一种最好的实践。我注意到很多的企业家，凡是优秀的企业家，没有一个不注意他的企业文化的。只有那些暴发户、赚几个脏钱的那种人，他们可能不注重。若真是一个好的企业家的话，他就会非常重视自己的企业文化。什么叫企业文化？就是有一种心灵道德的管理。也就是说他不光是一个赚钱的能手，而且是一个道德上的楷模，他要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一个企业里，他既要靠他的制度管理，也要靠他的思想教育。不懂得这一点的企业家，他经营的企业一定是短命的，一定是做不起来的。我觉得把这些工作做好了，就能在我们的办公室、车间、校区、营房等，把这些所谓的道统或者传统美德加以利用。其实这是一件具体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特别抽象的、玄奥的真理，然后我们要用一个非常大的投资，建立大的规划、蓝图在那儿来做，我觉得那个东西说得太空洞了，其实最具体的、最实在的、可靠的，就是每个人的日常行为。
　　
　　
　　
　　
　　
　　三、谁来承担道德教化的职能
　　
　　
　　
　　 中国的强大，中国人的富裕，离不开物质的发展，也离不开道德。道德不是天生的，它需要教化，需要养成。
　　 1.儒家的伦理在中国汉区仍在起作用
　　 人类在历史上有很多的经验。从历史上看，在欧洲或者除了欧洲以外的其他某些地区，主要是用宗教来约束人的贪婪和欲望。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时候，不光是有人的欲望的解放这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如德国的学者韦博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这个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就是宗教伦理，就是基督教革新以后的宗教伦理，对人精神上的很多规范。比方说人不能说假话、人要诚实地劳动、人不要做坏事，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当时平衡了资本主义初期的那种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冲动，如果它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的话，社会就能健康地向前发展，也能够保持一种稳定。
　　 但是有一些国家这方面的经验却不足，像在我们中国古代，有一点宗教，如在汉区（不包括西藏和新疆），主要是一种儒家的思想伦理在起作用，但后来又有佛教的一点东西，但是主体上还是儒家的伦理在起作用。儒家的伦理有的人认为也是一种准宗教，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学术，都具有道德伦理。这个东西怎样定性并不重要，但是它都起到了一种规范人类社会行为的作用。比方说仁义道德、人不能做坏事、君子与小人是有区别的、大家当君子不能做小人等，这些都是一些伦理规范，它也起到了作用。
　　 那么在当代中国应该靠什么来作用呢？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宗教传统不是很深厚，尤其是在汉区，我反复地强调是在汉区，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汉区宗教传统比较薄弱的地方，也有一些宗教。但是一些宗教的组织却很腐败，也很虚假，甚至是忽悠人，他们的目的是来骗钱、敛财。包括我们的很多信徒，到这样的宗教场所去活动，它不具有西方宗教那种道德自省的要求，我们很多的信徒到寺庙里面是去做生意、求子、求福、求财。比如我给神仙一些好处，神仙给我一点好处，这样一种状态他完全没有我忏悔、我检查、我是不是有道德上的错误等心灵内省，这种宗教活动的性质与西方宗教的性质相比，应该说差别还是很大的。
　　 2.共产党的行政手段承担了道德教化的职能
　　 在中国，宗教传统有限，而儒家伦理那一套老的文化传统，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被大力地破坏、摧毁，甚至颠覆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道德教化上的空白怎么来填补？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行政手段，就靠政府。比方说我们党的组织、政府的组织在很长时间里就承担了道德教化的职能，这跟西方有很大的区别。像我们的部队，有指导员、政委，西方的军队里没有这一套，但有随军牧师，随军牧师是干什么的呢？他就是搞思想政治工作、道德管理这些。但是我们中国是靠党政这样的力量来做的。党政的力量从实际中来看，也有许多的弊端。比如说对个人生活的干预、进入有时有不恰当的地方。尤其是党政的一些官员，当他自己的道德质量很难保证的时候，他的这种示范效应，他的这个所谓主导作用、教化作用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起到了一个大的反效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做？我觉得这确实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说中国实现现代化有很多难题的话，这可能是头等的大难题。中国人的思想道德怎么来管理？用什么样的方式？动用什么样的资源？找到一条什么样的路子？这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3.传统的有益经验，应作为今天思想文化的资源
　　 传统的东西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资源，这个资源都是可以利用的。比方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儒家的传统，包括西方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这一些有效的资源都应该被我们重视和利用。如何利用呢？这可能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还有我们在现实实践中，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经验，包括我们在革命时期，我们用行政的手段，来推进这种道德教育和道德管理，也不完全说是一无是处。比方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学习一些先进的英模人物等，不是说这些运动具有一些负面的效果和意义，他们在一定的时期也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包括美国的西典军校也学雷锋，也把雷锋当作学习的楷模，他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实践经验当作学习的资源。但反过来说，我们也应该把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凡是在道德管理和教育上这样一些有益的经验，都应该作为我们思想文化的资源。包括现在有一些人说，我们把儒家的一些东西找出来加以利用。这当然也不错，因为我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也有特别偏激的一面，就是把儒家的某些道统，尤其是宋明以后，儒家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对它们进行合理批判的同时，把儒家某些有益的因素也给丢掉了。正如我们所说的，在泼洗新生儿的脏水时却把新生儿也给泼出去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在宋明以前，尤其是在汉唐、先秦的时候，那时候儒家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流派也好，作为一个新的思考的方向和文化的建设也好，确实也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尤其在修身、齐家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这个翻翻《论语》，翻翻以前的经典，我们青年人也会感到一种会心的认同，就是日常的一些生活经验我们今天拿来也是有用的，也是不错的。这些东西我当然觉得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走极端，说我们有了儒家就行了，其他的我们一律不要了，有了儒家我们就可以包打天下，这种情况也是很片面的。
　　
　　
　　
　　
　　
　　四、我们的社会风气需要第二次转变
　　
　　
　　
　　 1.思想和制度建设一定要同步进行
　　 对于儒家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我们要合理地继承。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一直在那里，道德诉求很容易，但是无法自动地变成现实。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关键在于找到落实价值目标的具体的制度化的机制。在我看来，其实政治制度和思想管理是相辅相成的，它肯定了好的思想的推广，或者运用，但它一定要有制度性的保障，它不光是说一些好话、一些劝诫，虽然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把人性估计得过高，有时候它就需要有法律和制度来加以约束。如果像那样的话，它的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每个人都是圣人，每个人都特别懂道理、特别明智、特别理性，只要一把道理说通了，他就会这么干。其实不是的，我们不能在这一点上犯幼稚病，以为人性都是那么高尚。有的人他就是不讲道理，他的利益决定了他就是不讲道理，他之所以不讲道理，因为他是用屁股来指挥脑袋的。并不是说有些人他想学坏，是现实的许多利益条件驱使他变成了一个贪官，或者变成了一个刁民。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手段，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吹吹暖风，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那太天真了，这个问题和制度的建设一定要同步进行。
　　 像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经验，他们说不要随地吐痰，比方说下雪天把自己家门前的雪要打扫干净等等，都是法律强制下产生的一些习惯。因为法律规定了，如果下雪天一个人在你门前摔倒了的话，你就要负法律责任，你就要付出巨额的经济赔偿，或者说要承担刑事责任。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言行并罚，这样慢慢的某些生活习惯就养成了，某些道德风尚就形成了。反过来说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好的道德风尚建立起来的法律也是有问题的。有时候为什么说法不治众呢？大家都不这么做的时候，你定了多少法律都是白搭、没用，所以这个一定要双管齐下。一定是硬的约束和软的实力并行，一定要软硬兼施。这样的一种管理，对于管理者来说一定要非常清醒才行。
　　 2.利己和利他需要寻求一种平衡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风气需要转变的话，那现在应该是第二次转变的开始。我们在新世纪，大概有这样一个过程。第一次转变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已经对文革时期的那种极左的、刻板的、僵化的体制和思想状态进行了转变。比方说以前的“斗私批修”，即不能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像这个东西当然是过了，于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实行了第一次转变。但是那次转变也带来了一个负作用，许多人误认为利他都是罪恶的、可笑的、无理的，这个东西当然很荒唐、也很幼稚，这是对社会很有危害、对自己也很有危害的一种观念。这一点很多人不一定要摆在桌面上来谈，实际上我们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尤其是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说今后再也不要当傻子了，再也不要考虑到他人、集体，更不要说国家了。这样的情况当然是有问题了，而且是非常有问题。斗私是不搞了，我们就要来斗公，凡事提到公，那就不对。提到社会正义、社会公德、社会公平、社会关怀，那都是幼稚可笑的，这样一种思潮当然是很有问题的。其实，中国古人和现在的老百姓都很明白，有句老话叫“上半晚要想自己，下半晚要想别人”，这就是说利己和利他要有一个平衡。而在利己和利他平衡的时候，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一种最优化、效益最好的状态。
　　 3.人性并不都是自私的
　　 人性并不是完全都是自私的。西方的科学家做过很多这样的实验，比方说小孩在三岁以前，在完全没有意识或者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他经常会有无意识的利他的动作和行为。比方说一个人的东西丢了，这个小孩儿他可能是下意识地把它捡起来还给这个人，这是一点。第二点，动物学家和生理学家都发现，这些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没有理性的、没有文化的生命体，包括动物，在它们的生活中也充满了利他行为。比方说母亲对儿子，甚至是兄弟姊妹之间、同类之间，他们都有一些下意识的利他行为。所以说人性只剩下自私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科学上和理论上的根据的。
　　
　　
　　
　　
　　结语
　　
　　
　　
　　 从我们社会的实践和发展来看，人类从来就是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寻找一种不断的平衡、不断的不平衡、又不断的平衡这样一种状态，而且社会发展最好的时候往往是它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那些特别自私自利的人到最后是要栽跟头、吃大亏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对于这些前人的经验，包括人生理学上的一些基本事实，可惜我们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忽视了，从而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以物质为中心，弃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于不顾，由此产生了误导我们思想的一些幻觉，以为这样我们就找到了真理。到今天，中国的社会风气需要继改革开放之后进行第二次转变，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任务。
　　
　　
　　
　　（作者：作家、海南省文联主席）
　　
　　
　　
　　● 本文在本刊编辑谭潭对作者访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