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雪漠的作品以前看过他的《大漠祭》，最早还是雷达老师介绍的，我还是很喜欢的。雪漠的小说跟其他作家的小说不一样，很多作家把写作当成一种职业，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人，讲一个事情，跟自己的精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雪漠的作品读起来觉得不会是与自己无关的，这里面虽然在客观地叙述一个事件，但看得过程中你会被它所感染。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类作家，不是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纯粹地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事件，所以这个作品很吸引我。

《白虎关》这个作品我看了之后有两个方面印象是比较深的，第一个就是，它里面写的都是农民，就是从农民这个社会身份他提出一个问题：人的灵魂问题。现在我们谈灵魂问题，谈宗教问题大都不是农民在提，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在提问，农民有没有这个灵魂的问题，在托尔斯泰作品里是有农民灵魂问题的，在鲁迅的笔下也有，但是在我们新世纪以来大多数创作之中，除了这底层文学，底层文学的谈法我觉得是一个笑话，底层文学没有多少置信的东西。但这部小说里面确实是站在一个农民的角度上，他在考虑精神，生活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一点。这同以往战略比较高的，战略启蒙小说的生活状况是不一样的。他的生活经验，他的生命体验在小说当中是非常艰巨的，所以我看完之后觉得蛮有意思的，至少从提问的角度来说，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问题。

现在农民的出路问题就是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提高他们的经济生活，但雪漠在作品里做了一个否定性的说明，这里面月儿去了城市之后，落得一身病，猛子跑到外面也走回来还是那个样子，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农民要有出路就要到大城市里去，到大地方里去，这可能是出路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出路，他提到的这一点还是对我们有所触动的。正好这两天有个出版社让我审读一个稿子，也是写农村的，写北方农村，四十几万字，他写什么呢？写人民公社，他写人民公社试图像写《创业史》那样来写，因为现在写这段历史大部分是痛诉式的，写当地老百姓，写的都是政治，这个作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试图反过来写，农村在人民公社当中也有建树性的东西。但与雪漠相比，雪漠对情感的感染力，对人灵魂的追问，这样的一些问题值得考虑和思索，这样的一个写作风格我想不是雪漠自己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想出来的，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新的现象。

雷达老师刚才也讲了，与地方文化有关系，因为西北我也去过，今年暑假还跑到西藏去逛了一圈，我发现那个地方与东部的繁荣相比，那里的宗教气息更强烈，这个香火呀，庙宇呀，我也跑到那塔尔寺去看，烟火缭绕，感觉宗教文化比东部更繁荣。东部也有，泉州呀，普陀山呀也有，那里基本上都是求神，拜菩萨要保佑自己，做生意的求平安，这不完全是一个灵魂上的问题。到了西藏我感触非常深，我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希望，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我们各个地方都在帮助他们，这个原来我也是带着这样的观念去的，后来我的感受比较真切，跑到那里当地藏民就告诉我：“我们这里幸福指数是全世界第一位的。”因为西藏人没有自杀者。我一看确实也很好，这庙宇也是非常地雄伟，人都很虔诚地，后来我觉得这样搞，小孩子也都不受教育，政府给了他们很多钱，他们把这些钱都捐献给了喇嘛庙里，大多数不会讲汉语，会讲汉语的与我们交往的我发现百分之百的都是坏人，都在骗你钱，这么大老远跑到西藏去他就猛宰你，所以我对会讲汉语的藏人没有什么好印象。我发现不会讲汉语的藏民这么虔诚，后来我看到他们对待小孩子这个样子我就觉得不理解，因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在教育上没有承传的话，它的发展始终处在一个封闭状况，他在这样的状况下，宗教文化在畸形地发展，我不讲它的好与坏，它作为文化类型发展是非常强大地。我想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人，在小说创作当中去拷问人的灵魂，对这种宗教文化的纯粹，我想这是他们的地方文化。你换一个东部作家，一个上海作家不会这样写，上海作家如果这样写人家就说：“你有毛病。”是荒诞的。如果你处在西部文化环境当中是很正常，你写宗教，写灵魂，实际上也符合我们东部人的习惯，我们到西部去看什么，看自然山水，然后去看庙宇，其它你还看什么东西？这个不是我瞎讲。

第二个呢，刚才雷达老师也讲过了，他的作品给我印象非常深，从形式上说他用了很多“花儿”，这个用法是不是用的好，是否恰当？我觉得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特别是从语言实验的角度来说，这样一个方向值得肯定。因为前段时间上海也开过一个讨论会，王小鹰的那个《长街行》，她里面用了很多上海的方言。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现在小说好的作品少，文学作品的表达形式不是一个作家思想上的问题，这主要还是一个工具，基本上是用普通话来写的，用普通话来写对于北方作家来说他有语言上的优势，但对于南方作家呢，我觉得优势相对少，就像中国人用英文来写作，怎么来改变这种状况呢？使作家的个人创作经验跟他的表达工具之间障碍尽可能地少，这里面方言或者地方文化要素的介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地方，这方面以前看到的是比较少。我们以前讲语言的实验仅仅是文化的实验，包括句法和逻辑，基本上是普通话的形式，把语言实验落实到地方文化和方言结合起来考虑，把作家的地方经验和个人经验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新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雪漠这样一种创作尽管现在来说也不完全成熟，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值得我们关注。像《秦腔》，像《白虎关》，人处在一个绝望状态的时候，处在痛苦的时候，你怎么来救赎？这里面“花儿”的出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两个人就坐在戈壁滩上唱，那个唱比千言万语更有力，这是一种方式，这种途径从文学表达上是足够的。谢谢！

——在上海复旦大学《白虎关》研讨会上的发言

——发表《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