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客子苦，煤客子难， 

  天下可怜的人是煤客子； 

  吃了阳世间的饭， 

  再受阴间里的苦。 

  四片片石头夹着一片片肉， 

  天天进出个石棺材； 

  活一天，算一天， 

  苦难的日子没个头……

 《生命谷》写了西部偏远的一个沙窝里的一帮煤客子艰难的生活。主人公煤大张爸世世代代是煤客子，“爷爷煤客子，父亲煤客子，自己煤客子，祖祖辈辈的煤客子，祖祖辈辈的煤大呀，不细想想，都不知道自己姓张了……”不仅仅是张爸，还有二元、狗剩、朱三、张五等煤客子，还有放了一辈子羊的羊倌，刻了一辈子石磙子的石匠，祖祖辈辈的人就生活在这个“山谷”里。苦难是他们难以摆脱的一个梦魇，这沉重的包袱如大山一般压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因为贫穷，没有钱，地里的庄稼就无法浇灌，村里人贷款浇水还要受到“老黑”隐蔽的“剥削”。即使是赖以生存的小煤窑，也因为“无证开发”时时面临被关闭的危机。村里人用钱的地方太多，“唯一来钱快的路子，就是到山谷背煤，只要能背出煤来，只要还活着，就有实实在在的票子握在手里，就能让眼前的日子继续前行。”

  《生命谷》的创作意图跟我的《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相若，就是想记录生存的苦难和沉重，进而改变它们。但我知道，这苦难，只有在他们的心灵变得明白起来时才会消失。而叫心灵的明白或观念的转变，是世上最艰巨的工程。

  《生命谷》让我读到了生存的艰难，同时也读出了作者的真诚。作者以悲悯的情怀真实地记录了这些苦难的“煤客子”，字里行间饱含了同情心，可以看出，作者极力想借助于文学来表达对西部父老深深的爱。这份关怀和同情，和笔下透出的血肉笔力，是不多见的。

  《生命谷》洋溢着西部人独有的人性光芒，沉重的生存压力并没有压弯他们的脊梁，即使苦难重重，西部人心灵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作品中渗透了人性的善美，刻画了诸多优秀的西部儿女，如善良、质朴、坚韧、做事有底线的煤大；如一心想让村里人脱贫致富的大元；如不畏权势，敢作敢当的川娃子；如悄悄写信给煤大的善解人意的亚琴；如真心爱着狗剩的碎女子；如知错就悔改的文文……这些小人物，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作者用文字“定格”了他们的生活和灵魂，告诉当代，告诉历史，西部有这么一群人就是这样活着。这成为我写《西夏咒》们的理由，也成为阎世德写作《生命谷》的一个理由。

   在这个“生命谷”里，煤客子们很想摆脱穷苦的命运，他们通过 “祭山”，渴望山神身上的“血”来养活村人，但生态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无限制的开挖只能使山谷的村人陷入更为艰难的困境，那点赖以生存的资源终有一天会耗尽，那时，村人的出路又在哪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又该如何协调？小小的“山谷”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所折射的问题是普遍的，也是严肃的。作者的立意便是如此，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却蕴含了一个大的命题。

   另外，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善恶之争，人性的东西在小说中也展现无遗。煤大张爸拒绝冯胖子的两万元，他朴素的信念就是：“不是我煤大不缺钱，可是山有山规呀，做人，不能没良心……”。面对巨大的诱惑，人是否能抵御住诱惑？做人应该有底线，如果一旦过了底线，那人和动物也就无异了。相反，石刘子和冯胖子为了争夺更多的煤碳，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不惜拿生命相搏，其背后的本质仍是人无穷尽的贪欲。因为对金钱的贪婪，心灵已被腐蚀和异化，没有任何的信仰，没有做事的底线，才有了相应恶行，冯胖子才不顾诸多煤客子的死活炸开了充满一氧化碳的煤矿……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善良的狗剩和其他煤客子因此而丧命。

    关于苦难，很多人将它符号化、公式化了，特别是谈到西部，一些人的印象中除了愚昧、贫穷和落后，就是黄沙和戈壁，之外，很难再书写什么。相较于东部其它地方，西部在经济上确实发展较慢，很多地区的农民仍然处在生存的艰难之中，《生命谷》很具有现实意义。苦难的形成固然与西部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思想观念、文化土壤及历史发展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但面对苦难的人生，西部人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总能在生活中展现另一种诗意，他们多追求活着的理由，多追求灵魂的宁静和超然，多趋向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这是西部文化中最为精髓的超越部分。

    面对苦难的人生，不能仅仅沉溺在苦难中，应该积极地走出苦难，超越苦难，让心灵超脱出来。其实，所谓的“苦难”，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心灵的感觉。超越了苦难层面的人，他会非常安详，非常宁静、快乐。世人眼中的“苦难”，他可能会认为是一种有意义的生命体验。应该将苦难化为一种动力，积极改变命运，探究苦难的根源，跳出那捆缚心灵的“生命之谷”，走出那狭小的天地，走出历史沉重的阴影，去拥有另一种人生。

    作者在小说的最后也发出了这样的思考，西部农民一代代人苦难的命运又该怎么改变？考上大学的文文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他应该是新生的力量，他走出山谷、走向城市，是否能真正地改变命运？当煤大听到文文唱出来世再做儿子的心声后，不仅叩问：“下辈子，你还要找一个煤客子的爹吗？”……这一结尾，寓意深长，令人深思。可以看出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

   我们每个人面对的，是如何走出自己的《生命谷》？如何走出那捆缚了千年的心灵“枷锁”。要知道，真正的走出应该是心灵的走出和观念的走出。整个农民苦难命运及境遇的改变，最终要靠心灵的改变，而不是别的。

   我常说，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所以，紧要的是改造西部的人文环境，完成西部农民灵魂的重铸，从改变农民的心灵和观念着手，完成灵魂的重铸。这应该是西部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转载：http://epaper.gansudaily.com.cn/gsrb/html/2011-04/01/content_63847.htm 甘肃日报2011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