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西夏咒》的先锋性流淌着质朴而古拙的本土文化血液：从古西夏的母体溢出，属于中国西部，属于大手印佛学，更属于整个东方文明，是一种自我建构的本土先锋性。

母体与更生

——雪漠长篇小说《西夏咒》的本土先锋性

文/ 胡行舟（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

一直记得意大利导演萨尔瓦·托雷的名作《Denti》末尾，男主人公向来引以为耻的扭曲门牙在厮打中被作为牙医的情敌生生用手拔除，此刻他却欣喜若狂地发现令他苦恼不已的门牙下已有整齐的新牙更生。如果不囿于阉割焦虑和恋母情结的精神分析手段，我们其实可以离析出这个故事更为深远的抽象模式，亦即强弱（情敌VS主人公）有别的二元对立中弱势者何以伫立。相对弱势者的反抗策略无非两种：照着强势者牙齿的模子修修补补，抑或在强势者的压抑、剥夺、渗透和砥砺中自我催生。

电影主人公的新牙怎么也无法通过强行置换或移植得来，反于砥砺的激化处最终从自身的牙龈长出，这就使比肩而立的二元自动弱化乃至解除了其对立关系，弱势者出走阴影的笼罩并锐意超越。在某种意义上，雪漠恰恰充当了当代文学里这样一颗特殊的牙齿，哪怕是无意识的。

《西夏咒》无疑是一部极端的小说作品。小说内部的多重文本参照、碎裂的结构组织、人物身份的淆杂换位、时空穿梭的自由无拘以及作者自身同小说人物与想象读者的对话都将此小说推向了先锋的行列。先锋本是向界限边缘的游移和突击，是不甘心滞留的偏离和背道而驰，是文学机体的再次爆破和重组，然而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先锋”的生成与命名还天然地勾连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与蔓延至中国的后现代潮流，往往表现为“洋”而非“土”。每一民族、每一地域和每一具体的时空都将诞生迥异的文化经验、习俗规范和生活体悟，先锋之“洋”并不意味着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先锋小说家皆步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小说的后尘而千人一面，“先锋”很大程度上是在叙事策略、美学风格等外在表征方面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法国新小说之属的形式借鉴，其中灌注的仍是鲜明的本土文化内涵，固然这本土文化的内容中已不可避免的掺杂着大量与西方同质的成分，毕竟中国由殖民者激发亦未完成的现代性已部分形塑了我们自身的传统和经验感知。因此，不论“移花接木”的技艺是否高明，先锋小说多多少少会断开一条西方形式元素与本土文化症候间的裂隙，除非如孙甘露一般彻底地专务语词的诗意播散，也许只是微微分化的痕迹，这也似乎成为“先锋”的辨认标记之一。

从对藩篱的大胆跨越上看，雪漠的这部作品不可不谓“先锋”，但将《西夏咒》置于先锋文学的既有范式中却显得格外突兀，一个缘由正是在于《西夏咒》几乎遮掩或弥合了新颖的形式追求与亲吻土地的文化内核之间的裂隙。是的，这部小说像《阿甲呓语》《梦魇》《遗事历鉴》等引文穿插编织的叙述罗网，但这不恰恰符合从“本书缘起”就发轫的诡秘奇观？小说文本的破碎不堪、语言的随性漂移不亚于后现代小说中心缺席的零散化，可这不更契合禅宗讲究的从貌似支离的一花一木和言谈段落中找寻“直指人心”的飘絮般的证悟？其中的时空倒错、身份投射与人称转换也不是纯粹对形式的刻意挑战，而是雪漠作为他自己定义的“形而上的人”自然而然的哲学维度和玄想奔突。雪漠采用的极端形式霎时在我们眼中呈现为高度原生态的记忆表达，续接着民族性的传奇、传说、神话和史传性实录的香火而非单单是西方小说技巧的挪移，《西夏咒》的先锋性流淌着质朴而古拙的本土文化血液：从古西夏的母体溢出，属于中国西部，属于大手印佛学，更属于整个东方文明，是一种自我建构的本土先锋性。透过此特殊装置，《西夏咒》由“示众”“戴高帽”之类的词语暗中联通的当代中国历史异变为晦暗不明的善恶交锋，而涉及宗教哲学神正论的（尽管雪漠视佛教为无神论），以饿死人、杀人、煮人、吃人为代表的极恶存在也于连续发生的刺激降解中蒙上了一层超越性的 “空幻”禅机。遗憾的是我所能窥探的仅止于此，要真正理解雪漠信仰的大手印文化精髓，恐怕得在佛学修为上拥有与他足以对话的平齐的经验和视野，这也构成《西夏咒》对读者的选择性。

当然，现代小说作为现代性的忠实子嗣，不可能与西方影响撇开关系，但《西夏咒》这一不可复制的文本证明了我们的“拿来”也可以是在西方构架的辐射下，自身文化母体主体性的更生。先锋本应拒斥小说的生硬定义与既有范式，西方现代主义以降的审美变革能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新“补牙”，或许不可忘却的是，新的牙齿终归得从自己的齿龈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