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寻根文学的“老干新枝”

——2014年10月19日雪漠《野狐岭》中国作家协会研讨发言

《野狐岭》确实很有分量。这部书把西部的民俗文化、生命文化和现代艺术技巧结合得非常充分。这套方法并不是一个新的方法，但是雪漠在运用现代主义的技术、想象方式，以及现代主义的路径方面，发展到了一个高度，他把现代主义有效结合在了他个人生命的体验里。技巧很普遍，人人都在用，但怎么样把自己的东西真正发挥出来，这是需要思考的。雪漠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现在他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境界，把技巧化为了一个很自然的东西。我觉得雪漠早期的书有一点架着，现代主义技巧太重以后，他架着，架上去以后，一定要把神秘推到一个极限，一定要做到大，做大以后反而觉得不自然。现在，在《野狐岭》里，他把这套东西放下了，没有那么重，没有那么大，反而把他对这些文化命运的感悟，对西部的感受真正能够描写出来。他通过故事，通过“我”的叙事，让人能够跟着他进去，感受那个生活状态。这个状态的表现其实是现代主义的技巧，我觉得他写出了一个临界状态，写得特别强有力，特别有分量。

雪漠的创作已经到了一个化境。他把现代主义技巧真正融入到自己的感受里，面对民族大命运，在西部文化中去追寻，去寻找出路。80 年代以来，对民族文化，我们都有一种大的关怀的心理，80年代中后期，大家开始寻根，开始做文化反思、文化追问，以及对文化的探究。比如，从西部等地去寻找最原始的生命力，寻找中国文明基因里最强有力的东西。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雪漠有延续，既延续又超越。在探索现代主义方面，通过西部文化来写现代主义，是 80 年代后期的一个余脉，我觉得雪漠就是这个余脉的“老干”发出的一枝“新枝”。80年代以来，很多人的写作势头都开始在衰退，在这个衰退的景观中，雪漠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难能可贵。这可能和他这些年住在东莞樟木头这样的工业化地方给他的刺激和感受有关系。在他过去的西部的经验的基础上，增加了岭南文化的多样性，有了新的整合，反而创作出新的东西。

《野狐岭》的寓言性很强。80 年代以来，我们就迷恋寓言性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对寓言性非常依恋。故事看起来很具象，但具象的故事里边一定有一个抽象、暧昧、含糊的指向，讲到民族、命运等这些东西。在这个角度上，《野狐岭》做了很多探索，把寓言性和故事性融在一起。故事性不仅仅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怎么样从具体超越具体。故事性，现在看起来已经可以了，因为雪漠是个诗人型的作家，这个故事性很难像一般的小说家写的那种故事性，他的故事性是一种跳跃性的，虽然做到了有一种线索，但还是跳跃性的故事。总之，雪漠把现代主义技巧、寓言性和自我感受三者之间结合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大格局。

《野狐岭》看起来天马行空，这部书最大的好处是从多少页看都可以看进去。你从二百页开始和从第一页开始读，感受差不多，倒着看也行。这是开放性的故事，往前走，往后走，你都会被吸引。雪漠有种诗性的东西。诗性的东西最大的好处就是从哪开始读都行。如果没有诗性的东西，一个故事很紧密的小说，你从哪儿插着看，下面就断了，续不起来。但是，《野狐岭》是灵活的、开放的，从哪看都行，它提供了新的阅读经验，把想象力解放了，这是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这部书好就好在，从哪儿看都能探索到它的真谛奥妙。

——刊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28卷(总1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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