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宝元，约在四年前。一日，我正与纪天材先生谈藏学，来一老头，旁若无人，侃侃而谈，语多精辟，且有正气充盈其中。待他离去，纪先生告诉我：此人，即王宝元。我方知写《凉城沧桑》的，便是他。

后与王老渐趋亲密，无话不谈，每每惊异于他地名学之素养，每问之，辄旁征博引，如数家珍，言语间十分自信，无虚套之气，无骄矜之色，大气赫赫，有学者气象。后知他是山东人。怪不得，外来“异类”也。

王老“异类”之异，有以下三点：

一异：不媚上，不傲下。自成凉州名人后，王老亦成“忙人”，中央省上来人，或有文化会议，他若在场，面无媚色，口无谀词，所谈者，多逆耳忠言，或呼吁，或批评，毫不圆融。但对寻常百姓，却和颜悦色，笔者就屡屡被他拉去，替农民办难办之事。问其关系，多不相干。

二异：正气凛然，多管闲事。王老非政府首脑，非文物干部，却老操文物的心，时不时大声疾呼，常见有关文物的大文出世。我在他的《凉州春秋》上题词“浩气化文胆，把笔弄大风”，即指此事。每次开会，也不管会情如何，他总是口若悬河，谈他虽谈了多次但于事无补的事，言语铿锵，时露忧愤之色，不似七旬老人。虽屡屡惹人非议，却每每乐此不疲。时下，同流合污易，洁身自好难，至于“举世皆睡我独醒”，击鼓鸣钟，振聋发聩，以警世人者，尘俗名之为傻瓜，我却视之为“英雄”。王老所为，可圈可点。我自见其行履，不复发那杨成绪似的千古一叹。

三异：追根溯源，“愚”不可及。王老著作中，如《高沟堡》和《百塔寺》等，多旅居当地，吞风饮沙，爬冰卧雪，数月乃成。为一小文，花如许精力，非“愚人”不愿为也。王老著文，非以书抄书，非捧人臭脚，非虚应故事，非自慰呻吟，皆沉甸实在，掷地有声。凉州若长久于人世，则其文也当长存于世间。欲知凉州者，不读王老文章，当为憾事。

王宝元之“异”，尚有许多，比如特立独行，不为世俗同化等，此处不再赘述，单讲其书。前不久，他出版了两本书，一为《凉州春秋》，洋洋三十二万言，分“凉州地名考释”、“凉州历史评述”、“凉州名胜古迹考”等七类，我见之，视为至宝。我虽为凉州土著，但对凉州地名不甚了了。王老此书，分明是我文学营养之一种，比起一些所谓作家的胡编乱造，无异于天上地下。翻开此书，扑面而来的，是王老独有的拙朴之气，文字朴素，毫无华采，但字里行间，学究气十足，浸透其毕生学养。其中不乏有创见之观点，多沉甸甸之考证，资料丰盈，实实在在，犹如石头，不由叹服。后与王老谈喧，方知此书，系他一生心血所凝。从年轻时开始，他便用一双肉足，量遍了武威大地，每有疑虑，必亲往考证，多方奔波，数旬劳累，才可能有数行短文。三十余万字，多是汗水所化。欲知武威者，不读此书，实为憾事。

王老的另一本书为《中国回族与凉州回族史略》。我先阅其校样，又问王老索要校本珍藏。此书虽失之简略，但有三个优点：

一、此书弥补了凉州穆斯林研究之空白。凉州跟甘肃临夏一样，也为伊斯兰文化重镇，可惜研究者不多，成书者更少。王老此书，可补空白。

二、书中许多资料，均为第一手资料，极有价值。如回汉仇杀，以前看过有关资料，多宏观叙述，乏细节描写。王老所采访之资料，叫人触目惊心，若非王老抢救，这段史实，必为岁月埋没。

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回汉仇杀，是历史悲剧。无论汉杀回，还是回屠汉，都是人类历史上不该发生的事。汉回本为兄弟，当和睦相处，患难与共，希望这类悲剧不再上演。

三、该书深入浅出，介绍伊斯兰文化。笔者曾读过许多专著，因部头太大，读后反不甚了了。王老著此书，是想通俗地介绍伊斯兰文化。我认为，他达到了目的。欲了解伊斯兰文化者，相信能开卷有益。

可叹的是，因学术著作曲高和寡，王老书成之后，竟无出版社愿意接纳，无奈间，他只好自筹经费，自力印行。我亲眼目睹过王老为出版此书付出的艰辛。出书前，他虽年逾七旬，但身强力壮，行走如风；出书后，因此书识者了了，销路不畅，他欠下数万元印刷费，心头压力，重如泰山，数月间，诸病缠身，屡屡住院。一代优秀学者，为弘扬凉州文化，竟节衣缩食，自掏腰包，终于为一点书款，愁成病夫了。每念及，我不由大叹：想我武威，也是文化名城，读书识货者，为啥如此稀罕？

今日著文，不为还文债，不为谋稿酬，不为博虚名，只是不忍叫王老坐愁家中，长吁短叹，一日比一日病老下去。若有看到此文者，或能将懵懂之眼，化为识货之睛，终于拨亮眼珠，发现被尘封的宝贝；或知王老窘状，能慷慨解囊，或购其书，或资其难，解其困厄，我也不算白写此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