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师说》中谈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传道排在第一位。可见，从古到今，传道的要求一直很高。

那么，什么是“道”？所谓“道”，就是真理。传道，就是传播真理。从世间法意义上看，那真理，便是为人之道；从出世间法意义上看，那真理，则是解脱之道。传播真理的老师，自己必须明白真理，实践真理，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否则，他就没法传播真理。他能传播的，只可能是道理、知识，甚至是一些貌似真理的谬论。现在，最普遍的现象是，好多不知道真理的人，都在自以为是地传播真理，反而淹没了那些正确的声音。结果，以讹传讹，以假乱真，知道真理、实践真理的人，就越来越少。所以，一个人暂时做不到知行合一也不要紧，他至少该清楚正确的方向在哪里，并且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积极求道。在这个前提下，他才能引导学生探索真理。否则，他只会让人家跟着自己一块掉下悬崖。

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什么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观点，什么人都能利用无数个平台，将自己的声音轻易传播出去。因此，对于传道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年代，但假如运用得不好，真理的声音、优秀的思想，就会被搅天的信息淹没；对于求道者来说，这也是个很好的年代，但假如选择得不好，就会被大量的谬论、似是而非的道理，搅得心浮气躁，流于肤浅，南辕北辙。可见，网络这一现代科技，既能推动真理的传播，又能对其造成巨大伤害。如何能更好地运用它，是传道者和求道者都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业”？这个“业”，不同于佛教中“业报”的业，而是通过学习、思考、实践得到的智慧。换句话说，是一种不同于“道”的智慧。很多人将其简单理解为书本上的知识，其实，它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它跟知识的“识”一样，指的是见地、思想、境界等等，非常重要，但容易被人狭义地理解。

什么叫“惑”？所谓的“惑”，就是痛苦与迷惑，它分为两种：一种是烦恼之惑，由身体的欲望、贪婪、愚痴、仇恨等负面因素引起；另一种是知识之惑，由生存环境、所学知识、人生经历构成的认知障碍引起。解惑，就是破解、消除这两种痛苦与迷惑。然而，能为人解惑者，必须自己先做到无惑。如果老师本身仍未解惑，整天追求物欲，贪图享受，每天都被感官困扰，被物欲奴役，眼睛追求美色，耳朵追求美声，口中追求美食，六根不清净，就连最基本的烦恼和迷惑都没有破除，如何为学生解惑？又如何能成为一个好的老师呢？

好的老师，肯定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时代精英、民族精英，这种人不会太多。他不会像大部分混混那样，浑浑噩噩地活着，人云亦云。真正的精英，绝不是曲意逢迎的人，也不会对混混言论妥协。他们会在一片浑浊的声浪中，尽力呐喊，即使叫不醒一个时代、整个世界，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等人。

在他们的年代，每个人都难免被卷进各种风波，如果你坚持自己，就会面对可怕的专制和牢狱之灾。但即使在那样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下，为了追求人类真理、世界和平，陈寅恪等人仍然不惜与主流对抗，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始终都在说真话。大家想想看，他们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啊！有这样的胸怀、眼界、承担者，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就是这种精神。

胡适也是这样。他即使被蒋介石尊为上宾，也不愿以政客的姿态出现，他始终都有文人的良心，对政治持批判的态度。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多。

真正的知识分子，至少该有承担的精神和承担的行为，但在欲望无限膨胀，良心渐渐缺席的今天，这种说法，包括这种精神，却沦为混混们的笑柄，在功利化的浪潮下，几乎听不到一点点回响。这也是当下有许多人陷入庸碌的原因。

所以，每一个有向往、有敬畏、有担当的人，都不要过多地考虑未来的诸多可能性，要守住真诚、向往的心。然后，在利众精神的熏染下，在整个世界的滋养下，在超越智慧的启迪下，点亮心灵，让自己一天天强大起来，拥有得心应手的大力。将来，如果有好的机遇，他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传承者、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大师。假如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世界就会增添许多光明。

不过，你一定要记住，即使有了这样的心和能力，也必须要有相应的行为。没有行为，所有的心和能力，都没有意义。比如，当下就要介入社会，当下就要发出独立的、传播真理的声音，而且要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也明白、快乐、清凉。不要发愿了又不去做，也不要认为有人会这么做，不差你一个。如果你在该说话时不说话，在该做事时不做事，就会失去发言权，没人会认可你的大心，也没人会感受到你的大力。假如鲁迅当年不参与、不介入、不呐喊，他就没有话语权，更不会在死后，仍然拥有今天这样的话语权。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明哲保身的人，能拥有话语权，并影响世界。所以，我们要像印度的知识分子那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将文化命运与个人使命融为一体。

不过，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在融入世界，而是在跟世界平等对话。就是说，他不但要能融入自己的生存环境，还要能跳出来，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审视和思考。他不是这个世界的附庸，他自己就是一个独立、丰富的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他应当用一种更高远的眼光，评价——甚至像康德那样批判这个世界。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整个时代文化的发展与前进，帮助世界看得更远、更广。

可惜，现在有很多文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中的好多人，往往是短视的。而且，在现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还存在着一种“文人相轻”的现象。他们之间缺乏了解、理解，常常有意无意地，对别人的领域、专业、工作等等，采取简单的拒绝、排斥、否定。

比如，很多高学历的教职员工，常常对企业家和管理者们很不服气。他们会说：“看那些民营企业家，像个土老帽、土八路，又没什么文化。他们到底哪里比我强？凭什么比我有钱，比我成功？”

又比如，那些拥有高职称、高学位的知道分子，对社会上的成功艺术家、成功商界人士，以及其他行业的成功者，往往抱有偏见和嫉妒。他们一味地贬低、排挤别人，不愿以更宽广的胸怀去理解、吸收、审视。他们总是活在一种思维定式下，不注意学习别人的长处，只盯着别人的不足，经常拿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比。越比，越觉得自己了不起；越比，越觉得别人差。所以，他们总是会高估自己，低看别人，自命清高，对自己没有客观、准确的评价。这正是制约他们走向更高境界，获得更大成功的致命弱点。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知道分子大多只能当师爷、副手、助理、参谋，当执行者、开创先河的头号人物，往往不是知道分子——至少看来不像知道分子。

不过，知道分子的清高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以为是、夜郎自大式的清高。这种现象很普遍，很多知道分子都是这样。他们缺乏宽广、包容的气度，没有真正成熟，也难以成熟。除非他忘记自己的文人、专家、教授身份，对别人，对不同的专业、学科、领域，都能同等尊重时，情况才会有所转变。

例如，对真正成熟的作家来说，写作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同渴而饮，饥而食。他不想靠写作换取什么，只想说出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他在乎发表，但不发表也没什么。他首先是为了完善生命、充实生活而写作的，不仅仅是为了稿费或名声。所以，他不会刻意追求名利，本质上只为自己的灵魂活着。

比如曹雪芹、卡夫卡、司汤达等人，他们宁可用生命创作伟大的作品，也不愿为了名利，制造文学垃圾。因此，他们虽然没等作品问世就死了，但他们的作品实现了永恒价值。托尔斯泰也是这样。与文学创作相比，他更热衷教育。他花了大量时间，编制识字课本，想改善农民的生活，甚至把自己的三大巨著都归入“坏艺术”之列，并终生为自己的贵族身份感到羞耻。这些东西，都体现了他们的伟大。他们的身上，恰好体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清高。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内心深处与世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一种清醒、有益的自律行为，也是一种成熟智慧的表现。因为，人的生命、时间、精力有限，如果没有节制，不加区分，就可能会将大量时间，耗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不能抵达自己希望达到的高度。

所以一定要明白，就算一个人博览群书，能说出几句莫测高深的话，身前身后有很多人簇拥着，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大师、知识分子，或文化传承者。要成为真正的大师，就要不断成长，让心灵变得越来越独立、清醒、博大。离开这个基点，就没有真正的大师，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文化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