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小说中青年农民的生存困境与命运抗争

雪漠小说中青年农民的生存困境与命运抗争

文\刘敬伟（兰州财经大学讲师）

摘要：雪漠以现实主义笔触传神地描述了特定时代的西北乡村青年农民在人生征程中面临的各种生存困境，注视了他们面对困境的生命姿态，展现了他们的迷茫困惑和青春活力，从而营造出一种交织着多重情感的西部青年的生活态势，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拓展了当代西部文学的发展格局。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态势，雷达认为当今文学创作存在“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1］5。而西北作家雪漠可以说是在用生命和灵魂进行写作，在“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中，雪漠以现实主义笔触深情地描绘了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区农民的生存处境，逼真地还原了特定时代下西北两代农民的生活及生存态势。其中，第一代农民以老顺、孟八爷、张五为代表，他们勤劳、坚韧，历经世事沧桑而又无奈地默忍着一切，身上刻有西北贫困地区老一代农民世代因袭的烙印。而以猛子、灵官、黑羔子、莹儿、兰兰和月儿为代表的青年农民，他们在承袭父辈农民血液的同时，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时代经济浪潮的冲击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冀，他们又萌发了新的期盼，那就是面对生存的环境不再一味地隐忍，而是积极与命运进行抗争，在抗争中寻求心底的美好生活，从而体现新的人生价值与意义。知识层次和性情差异使他们大胆选择了用不同的方式去演绎父辈未曾涉足的另类人生，尽管他们在抗争之后几乎伤痕累累，然而这种叛逆与挣扎的精神是可贵的，展现出了新一代农民的青春活力与生命热度，由此获得了人生历程中的超越与升华。他们的人生图谱也因为积极生命因素的融入而更加斑斓，具有较为感人的艺术呈现，丰富了当代文学史的生命样式，具有苦难与升华的美学价值。

一、以“出走”完成对命运的抗争

针对农村人文环境的相对闭塞和落后，年轻一代农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跳出“农门”的途径除了升学和参军外，几乎再无任何选择。高考落榜的老顺的二儿子灵官，非常无奈地回到乡村务农，而长期的学校生活使他在短期内不具备成为父辈眼中合格农民的资质。他不能从事繁重的农活，只能干一些轻巧的农活，比如去沙漠中拾黄毛柴，跟着老猎手孟八爷学狩猎。正是这种不同于其他乡土男性特殊的农家生活方式，为灵官和嫂子莹儿提供了相处的机遇。莹儿是农村“换亲”婚姻的牺牲品，丈夫憨头人虽好但是性无能让她守活寡。而丈夫一定程度上的容忍和默许也使莹儿将具有书生气的灵官当作心目中的“丈夫”。具有一定文化的灵官也被“花儿仙子”莹儿所吸引，二人相恋并发生性关系以致莹儿怀了身孕。憨头因重病而死，灵官无法原谅自己在哥哥憨头病重之时与莹儿的激情，他的内心无比压抑、痛苦、自责和悔恨。在经历了人生中的落榜、美丽而又不被伦理所容的恋情以及哥哥之死的波折后，灵官滑向了愤懑无助的人生低谷，在落日黄昏中一路嚎叫着逃离了故土，去外面忘却一切，寻找新的人生。当然，即使没有这些经历，灵官也会离开乡土去外面拼搏。人生中的死亡、爱情、创造生命这些大事记加速了他的抉择，使他以“出走”这种方式完成了生命形态的第一次转型，虽然有压抑和苦闷，但也体现了灵官对于命运安排的反叛和抗争。

少女月儿也以逃离乡土来描绘生命的另类色彩。月儿美丽高傲，暗恋灵官，贫瘠的乡土世界无法满足她对人生的期冀。灵官的人生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月儿的逃离信念。她对于故土并没有太深的感情，她学唱本土淳朴厚重的民歌“花儿”，以此和青春为资本在省城兰州的茶座谋得一职。她的出走显示了青年农民“向土地以外寻求发展，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主动姿态”［2］77。由于涉世未深，加之对美好生活期盼过于急切，月儿被城里老板所骗失去了纯洁之身，并不幸染上了性病。寻梦未成的月儿憔悴失落地回到了生命的栖息地故土，转而在乡土中寻求心灵的慰藉。作者站在乡土叙事的立场上，将城乡二元对立，批判城市的浮躁与罪恶，讴歌乡土的厚重与淳朴。虽然乡土最终提供给月儿的是宽容与亲情，但是月儿的病情却不断恶化，最终走向了生命的终结。在作者笔下，月儿以死亡为代价换取的人生逃离际遇发人深思，为广大乡村少女的城市向往之旅注射了一支清醒剂，为人生提供了反思的素材。我们不能就此否认月儿的出走勇气与人生追求，但乡村少女的城市之根如何扎稳确实令人深思。与月儿的显性结局相比，灵官出走的结局文本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但我们也可以想象灵官在城市的孤独无助和痛苦压抑。而这些经历注定会使灵官深刻认识乡土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各自活力，从而理性地作出人生归宿的选择。

二、用“奋斗”实现对人生的超越

猛子是雪漠塑造的最为传神、最为复杂的青年农民形象。他既有父辈因袭的勤劳、坚韧性格，又有市场经济时代下乡土男性异化的不良习气，如偷鸡摸狗、与人偷情、掘人祖坟等村野陋习。然而，猛子有一定的正义感，与孟八爷一起听从乡政府安排到沙漠中守护自然生态平衡。由于经济原因，猛子的婚姻几经波折，最后与月儿结合，他以西北男子汉的宽容与大度演绎了一段人间真爱。

对于这样一个人生经历复杂而曲折的人物形象，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进行刻画，折射出作者对青年农民生活复杂性的深刻思考，也反映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人生的多重可能性与人性的多元潜在性。猛子的身上虽然有道德和伦理的双重缺失，但是只有对真实人生的演绎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展现西部青年农民在人生历程中经历的阵痛。而这种阵痛对于个体生命的成熟是必要的，也是无法绕开的。猛子的行动中所透露出来的是青年农民人生奋斗形式的差异性与多重性，是生命历程中的执著与坚守。他没有选择出走，也不排斥农民身份，而是植根于乡土，探索农民职业生涯中的别样幸福之旅。他经历了哥哥憨头之死，弟弟灵官出走之伤，妻子月儿的瞒和爱以及矿井下的生死考验，这些特殊的人生历练使青年猛子更加懂得人生的幸福与艰辛，从而发扬执著、坚韧和拼搏精神去体验人生之旅。

三、以“逃离”寻找女性的精神家园

“换亲”是特定时代下乡土婚姻的特殊模式。由于家庭极度贫困和受“养儿引孙”观念的支配，兰兰和莹儿成为婚姻中的等价物和交换物。兰兰嫁给了莹儿的哥哥白福，而莹儿则嫁给了兰兰的哥哥憨头。这种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带给她们的是噩梦。对兰兰而言，丈夫白福虽年轻力壮，但脾气暴躁，喜好赌博，重男轻女，经常家暴；婆婆刁钻而又刻薄，公公不务正业，女儿也被丈夫弃置沙漠腹地冻死，她充当的只是田地里的劳力、床上的泄欲工具和家里的出气筒。这样的生活遭遇令兰兰身心俱碎，不得已逃回娘家寻求心灵的庇护。对于莹儿而言，丈夫憨头善良憨厚，但是性无能让莹儿苦闷不堪，与小叔子灵官的真心相恋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注定是一场悲剧，憨头病重而亡和灵官悲情出走让莹儿在她和灵官的爱情结晶——盼盼的相伴中守望着岁月的安宁与平静，孤独地饱受思念的煎熬，期盼灵官的归来。

兰兰逃离婆家来到娘家寻求庇护无可厚非，由于“换亲”婚姻的无奈和现实生活与经济的重压，作为父母的老顺夫妇一方面疼惜女儿兰兰，另一方面为了莹儿和儿子猛子的婚事不得不狠心将兰兰赶回婆家，这是多么残忍的现实人生。而兰兰誓死不回婆家，在娘家无法寻找精神的归宿，又一次被迫逃离娘家走向金刚亥母洞，在宗教的修行中断绝情念以此寻求超脱与静谧。

因为“换亲”这一特殊婚姻模式，莹儿短暂的平静也因兰兰的逃离被无情地打破了，最终因为兰兰不回婆家莹儿也被迫忍痛离开儿子盼盼回到了娘家。为了哥哥白福的婚事，莹儿母亲逼迫莹儿再嫁，同时默许了乡村二流子徐麻子对莹儿的欺辱。莹儿因此失去了为灵官守护的纯洁之身，伤心欲绝地在风雨之夜逃离娘家回到了婆家。而在金刚亥母洞修行的兰兰因为信仰的动摇，加上对父母的怜悯之情让她再一次逃离修行之地回到了娘家。兰兰和莹儿决心去沙漠中的盐池驮盐为各自父母分忧，挣回赎身钱。二人在沙漠中经历了九死一生后，带着对人生的深刻领悟和挣钱愿望的失落回到乡村。而此时猛子已经和月儿结婚，兰兰又一次走向了修行之地，莹儿再无留在婆家的理由，只好不舍地离开婆家而回到娘家听从安排嫁给暴发户屠夫赵三。再嫁之际，在亲人的欢声笑语中，莹儿口含鸦片美丽地死去，永远逃离了这个世界。莹儿之死让兰兰内心无比震撼和伤感，她迷茫地思索着人生的意义。无论是莹儿的以死抗争，还是兰兰的宗教情结都打上了鲜明的西部悲情的烙印，昭示着“现实的个体的自由意志与具体的生存境遇之间的不协调”［3］27。

四、以“叛逆”完成对生存的抗拒

西北广袤的农村地区，自然环境干旱恶劣，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农民拼死拼活实现的仅仅是维持温饱这一基本生计。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摊派、日常开支、生老病死以及婚丧嫁娶无不涉及到钱财。可以讲，钱财问题成了农民现实生活中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想尽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获取钱财只为养儿引孙。

在沙漠中猪肚井附近一带放牧的人们中，青年牧者黑羔子是最为特殊和复杂的一员。作为牧羊人的后代，不同于其他牧者替人放牧赚取基本生活费，黑羔子拥有属于自己的200多只羊，这是一笔令其他牧者羡慕的可观财富。面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他对牧羊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情绪，以致悟出了“羊比狼坏”的结论，引人深思。与其他牧者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黑羔子一次次设法将自己的羊群推向死亡之路。出于对生活的几近绝望，他厌倦这种单调的机械的无聊生活，迫切渴望逃离这闭塞的生存环境从而换种活法。然而，因为羊群的羁绊让他无法挣脱这种窒息的生活，所以让羊群死亡和消失便成为唯一选择，由此产生的言行便显得颇为怪异，被人戏称为“烧山羊”。他听说黄二的羊圈容易被狼群破坏便和黄二交换羊圈，在夜晚故意将羊群赶出羊圈以便让狼全部咬死，但是未遂人愿。黑羔子在猛子安排下离开猪肚井去汇报张五等猎人的行踪时，猛子因看护不力导致黑羔子的羊群被狼袭击损失惨重，黑羔子得知后对羊之死而喝彩。未婚妻美丽少女拉姆因为守护马鹿被偷猎者杀死，让黑羔子对严酷生存境遇下的人性的荒凉与阴冷有了更为清醒的认知，对生活感到无比绝望。豁子因为淘井身受重伤后，沟南和沟北的牧人上演抢水大战让黑羔子做出了骇人的举动，他手持利刃疯狂地冲向人群，在刺伤一人后，转身冲向自家的羊圈将羊几乎全部杀死，然后用汽油烧毁，最后嚎叫着走出沙漠，寻找未知的迷茫人生。

“这日子，我一天也不想熬了，梦里，老杀羊。”［4］145黑羔子将现实生活的困境归因于羊群固然有一定的偏执，这种看似荒诞而又怪异的言行背后透露出他对乡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隐忧与痛苦反思，昭示出他对未来生活认知的迷茫，显现出青年一代农牧民对当下生活的一种质朴又近乎神圣的思考。他看似处处消极抗拒人生，而内心深处却痛苦挣扎着探索未来的人生之路。他不希望自己的人生之路如父辈一样一眼望穿未来，“这跟等死，有啥两样？从生命这头，能瞭到那头。我是过去的爹，爹是未来的我。一辈子叫那咒子魇了，醒都醒不过来。幸好，我读了些书。”［4］145黑羔子的话语体现了对现实人生的无奈与苦闷，因此他竭力挣脱这种状态意欲寻找人生的新起点。可以说，他是清醒又无助的青年农民，他对生态与人生的反思难能可贵，其行动值得我们深思。雪漠正是通过这一形象全方位呈现出在生态环境恶化下西部沙漠边缘地带乡土青年农民的人生挣扎与抉择，具有深刻的人生意蕴与哲理。

雪漠“是用温情和关爱抚摸这些生活在底层、尽力地挣扎着的农民的灵魂。”［5］188“大漠三部曲”中的青年农民在现实的人生历程中，继承了父辈的乡土身份和性格基因却并未因循父辈的生活脚印。面对特定时代下的生存困境，他们没有默忍命运的安排和苦咽人生的不幸，而是挣脱命运的枷锁，大胆地追求幸福。他们的生存困境并未因他们的奋斗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善，他们的人生憧憬也未能如他们期盼的那样得以实现，但是他们作为西部乡土青年的代表，以他们对困境的不屈和抗拒姿态展示出他们生命的活力与光辉，写下了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雪漠也因对这些形象典型性和复杂性的深情摹写和刻画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几抹亮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

参考文献：

[1] 雷达：《现在的文学最缺少什么》，《小说评论》，2006年03期。

[2] 赵园：《地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4] 雪漠：《猎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5] 哈建军：《论雪漠小说人生抗争的积极向度》，《小说评论》，2012年02期

——刊于《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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