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敦煌的召唤

  敦煌莫高窟有“东方艺术宝库”、“世界最长的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等美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敦煌》历时五年拍摄完成，同名图书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图文并茂地记述了敦煌千余年风云变幻的历史，尽展敦煌经卷、佛影、飞天、乐舞之魅力。

    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这样问过常书鸿:

    “如果来生再到人世，先生将选择什么职业？”

    常书鸿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能再一次投胎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从巴黎到敦煌

    “一个月的汽车颠簸生活结束了，我们于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安西。从安西到敦煌的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我们雇了十头骆驼，开始了敦煌行的最后旅程。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塞外的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摘自《常书鸿日记手稿》)留下这些文字的人叫常书鸿，人们都称他为“敦煌守护神”。

    1943年3月24日，一支6人的驼队来到敦煌。他们来自重庆和兰州，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来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们分别是龚祥礼、李赞廷、陈延儒、刘荣增、辛普德和常书鸿。从甘肃的安西到敦煌120多公里的路程，驼队走了三天三夜。而对于常书鸿来讲，从巴黎到敦煌的路程，他则走过了更为漫长的六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来自中国的青年美术家聚集在艺术之都巴黎，他们与同时代的徐悲鸿、刘海粟等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西洋绘画艺术的先驱群体。在这群人当中有两个人跟敦煌有着不解之缘。一位是王子云，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李可染、吴冠中都曾师从于他；另一位就是常书鸿，毕业于著名的法国里昂艺术学校，他的作品已经多次入选巴黎沙龙展。

    常书鸿当时在法国已经生活了十年，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属于那里。“有一天我从卢浮宫出来，沿着圣杰曼大道散步，顺便遛到塞纳河旧书摊，去浏览一下内容丰富的书籍。忽然发现了一部由六本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摘自《常书鸿日记手稿》)常书鸿看到的这部图录就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对中国甘肃敦煌石窟拍摄而来的。30年后，它让一位浸淫在西方油画世界里多年的中国艺术家看到了敦煌艺术的魅力。“这距今1500年的古画，气势雄伟的构图，其笔触的奔放甚至于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野，这是多么新奇的发现呀，我十分惊讶。”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说:“他惊讶了，他说我在法国追求艺术，结果我们的根，艺术的根，还在我们自己的祖国。他说我回去一定要到那去，要了解个究竟，要知道怎么回事。”

    不久，常书鸿接受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邀请，回国任教。

    1936的北平，战争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烈。显然，这个已离开中国十年的艺术家缺乏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在常书鸿回到北平后不到10个月的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城里的人纷纷开始南下逃难，而此时，常书鸿远在法国的妻女却已在归国途中。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抗战时期文化的中心。而在中国大片土地上，中华文化惨遭践踏，几千年的文明古迹无可挽回地葬身在战火硝烟里。国家存亡之际，为了拯救和延续尚存的中华文化根脉，在未被劫掠的西北，许多知识分子瘦弱的身躯穿越在河西走廊。敦煌艺术得以保护，源于众多文化人士的关注和呼吁。

张大千、于有任、王子云、向达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夫人、儿子及随行共九人抵达敦煌。就在一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大千的友人告诉他，在戈壁深处，敦煌莫高窟里有大量唐宋时期精美的壁画。这个消息让张大千从千里之外的重庆来到敦煌。

    敦煌400多个洞窟，2000多身彩塑和4万多平方米的壁画，积淀着1000多年的灿烂艺术，这大大出乎了张大千的想象，让他无法割舍。他决定开始对敦煌壁画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临摹。本打算只在这里逗留三个月的张大千，归期一再更改，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

    1941年10月5日，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视察河西走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突然来到莫高窟，专程与好友张大千相聚。张大千无限感慨，他告诉于右任，敦煌艺术如此珍贵，但莫高窟乏人管理，长此以往必会颓败以至废弃。

    于右任当即赋诗三首，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这次相聚后，于右任决定建议国民政府设立敦煌保护机构，从而最终促使敦煌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敦煌千佛寺全景图》绘于1942年，它用4米多长的画卷展现了60多年前敦煌莫高窟的全貌，作者是旅法雕塑家王子云。像许多爱国艺术家一样，王子云在抗战期间回到祖国。1940年10月，王子云发起成立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沿河西走廊进行了4年多的考察。在敦煌近半年的时间里，考察团临摹壁画，实地拍摄了大量照片。当这些罕见的敦煌图片及写生在重庆展出时，震动了大后方文化界。

    向达早年曾到欧洲抄写和研究敦煌散失的经卷。1942年，他率领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古组到敦煌实地考察。眼见千年佛窟危在旦夕，当即以笔名方回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呼吁保护敦煌，一时形成了舆论高潮。《中国科技史》一书的作者，英国人李约瑟参观过敦煌后也认为莫高窟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国家纪念碑和博物馆。

    1942年底，于右任向国民政府中央提出议案，请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3年1月，教育部公布成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常书鸿出任副主任委员。

    自此，常书鸿终于踏上了通往敦煌的道路。

常书鸿初到敦煌

    莫高窟——这个绝世宝藏，在中国近代史上竟被充当过监狱。1920年，一批在十月革命中流亡出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被中国地方政府扣留，就关押在莫高窟。第427窟那些面目全非的壁画，是白俄囚徒留给莫高窟的记忆。壁画上的金箔被刮走，留下的是斯拉夫语的下流话。第156号洞窟还有烟熏火燎的痕迹。

    1943年的藏经洞，早已空无所有，让人们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是藏有5万卷经卷的文化宝库。

    “这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她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它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负在我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沉重啊！”(摘自《常书鸿日记手稿》)

    1944年，在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南边不远的一个院落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终于结束了400多年来在民间缺乏有效管理的状态，第一次蒙受国家、政府的庇护。

张大千的《采摘蘑菇秘密地图》

    1943年4月，就在敦煌春色最浓的时候，张大千完成了在莫高窟的临摹，他准备收拾行装离开千佛洞。走的时候，张大千将一个纸卷交给常书鸿。这纸卷就是一幅《采摘蘑菇秘密地图》，上面标出了在敦煌可以找到蘑菇的地方。此后的若干年，这张地图为常书鸿他们单调的餐桌增添了不少稀罕的内容。张大千原本打算只在敦煌逗留三个月，只是他离开的时候已恍然过去了近三年。

    三年期间他共临摹壁画276幅，这画作不但对张大千以后的画风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后来莫高窟大规模维修时，其中近200幅作品还被借用参考。当1943年11月张大千一行返回成都时，友人注意到，张大千走时还须发如漆，归来时已耳鬓染霜。

艰苦的环境

    “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被流沙掩埋。虽然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异常艰苦，但大家工作情绪都很高涨。我们雇了一些民工，加上我们自己，在洞窟外面修建了一条2米高、2000米长的围墙，把下层洞窟的积沙推到了0.5公里外的戈壁滩上。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和修路、植树，这些工作我们整整大干了10个多月。”(摘自《常书鸿日记手稿》)

    经费困乏，条件简陋，使过去长期习惯于单纯艺术生活的常书鸿不得不面对许多现实而芜杂的问题。

    常沙娜:“我父亲很压抑，回到家里对我母亲不是很好地安抚、关怀，而是发泄，跟我母亲吵架……我母亲很受不了。”

    一天，常书鸿的学生把一封信交到他手里，原来是他的妻子不辞而别了。常书鸿连夜追到安西，问遍了车站、旅店，也没有找到出走的妻子，最后总算打听到消息。在失望和疲惫中，常书鸿继续向玉门方向追去……

    “后来才知道，我是被戈壁滩上找油的人救起的，经过急救和三天的护理才恢复过来……”(摘自《常书鸿日记手稿》)

    抗战胜利不久，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裁撤一切“不需要”的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就在裁撤之列。1945年冬天，常书鸿告别工作了三年的敦煌，带上一双儿女，到重庆奔走呼吁。经过近一年的四处奔走，常书鸿最终说服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批准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拨发卡车一辆、物资若干。1946年，常书鸿带领着他新招收的许多学生回到敦煌。第二年，更多的人来到敦煌，其中包括重庆国立艺专的学生李承仙，她就是常书鸿的新婚妻子，后来的几十年她与常书鸿相濡以沫，相伴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