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生活的绝唱——论雪漠的《白虎关》

2013-07-22 11:16 来源:《兰州大学》 作者:贾玲俐

 

西部农村生活的绝唱

 

——论雪漠的《白虎关》

 

贾玲俐(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白虎关》是雪漠呕心沥血多年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延续了《大漠祭》、《猎原》等作品的故事内容,但其思想精神已经超越前几部作品,渗透了人类世界共同的命运与人生,思索人类世界共同的出路,并在文学修养和灵魂锤炼方面达到了和谐统一。作者现实主义手法运用,对凉州文化、民风民俗、地域景观等的描写,让读者能身临其境般感受西部;并用琐碎真实的生活细节诠释了“人生”,以此表达了对生命的感悟和即将消失的农业文明的凭吊。但同时过多生活真实的突出,让小说的艺术特色及创造方法受到了评论界的争议,在此应给予公允的评价。

 

西部作家雪漠,对生他养他的乡土怀有难以割舍地眷恋,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投注在西部这片热土和西部农民身上,关注着西部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早期的长篇小说《大漠祭》抒写大西北人“就这样活着”,反映中国西部贫穷落后的真实现状和西部农民愚昧朴实的精神品质及与命运抗争的生存状态,《猎原》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新作《白虎关》描写在经济变革的时代浪潮席卷下现代文明对农业文化的侵略和广阔时代背景下西部穷苦农民的生存抗争。在凉州文化浸润下的雪漠,“以极其真切的情感,惊人的叙事状物的笔力,写出了奇特的西部民风和沉重的生存现实”(《文汇报》)。《白虎关》中作者将乡村放置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关注的已不仅仅是西部人的生存方式,还想通过对西部特殊生活与境况的描述,揭示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和人生,表现作者对处于瓦解状态下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其思想精神是普世性的,也是在经济变革的现代社会人类共同关注的终极向往和思考。

 

一、变革中的思考与承担

 

雪漠熟悉西部农村生活,在《白虎关》中延续以往作品中对“老顺一家”的叙述,以自己的家乡为创作原型,用质朴平实的语言,“通过对老顺一家的儿女们社会生活、思想性格发展变化的描写,表现了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在时代力量推动下开辟当代生活的艰难痛苦进程,展现了穷苦农民为创造自己美好新生活的奋斗精神和时代风貌。同时也深刻地思考着乡土生活解体所产生的人性冲突以及文化代价”①

 

这部作品准确抓住了当今农村出现的一种时代大变动,讲述“白虎关”这个撂荒千年的沙旮旯,因一夜之间发现了金子,引来了众多的淘金者和“想钱疯”。一个世代农耕的小村庄,由于白虎关的扩张和膨胀日益疯狂了,尤其是村长大头,村民赵三、双福在白虎关的暴富,使得村里本已不安分于土地的新一代人跃跃欲试,纷纷在白虎关开矿淘金,尔虞我诈。这种变化的突然性使无数穷人正当的致富欲望不正当地膨胀起来,与这个物质时代相适应的财富观、道德观冲击着传统的劳力致富观念,让人性经不住现实的考验而出现日益严重的扭曲、变态、失落,于是物欲的膨胀使传统文化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考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安于本分的老一辈人,他们固守着土地,安于艰苦的现状,宁愿贫穷安稳地过一辈子,“中国人所具有的重实际轻幻想,重人事轻鬼神的务实不务虚的人生态度,就是为占绝大数的农民所建构的农业文化所决定的”。②于是展现了一新一旧两代人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深刻揭示了城市化的东西对农牧文明、传统文化思想的冲击。雪漠一点一滴写出了农牧文明的瓦解。当“理发店”、“歌舞厅”、小姐等异化的人文景观奇迹般地涌现,“因了那几栋大楼和相对整齐的店铺,这俨然有城的气象了”,城市辐射出的魔力已不可抗拒地操纵了农民的沉浮。老顺头、猛八爷等人对土地的钟情,对自然的保护都已经失去了意义,村人对于白虎关地皮的保护已经演化成了对“钱”的占有,在他们眼中白虎关的土地俨然是闪闪发亮的金子。在这里现代化已经不可抵挡的渗透西北贫困地区,贫困农民与新生权力和富裕阶层的冲突。

 

雪漠在《西部的声音》中谈到:“在这个农业文明被历史亘古的黑夜淹没之前,要保留一种东西,让我们子孙看一看几千年前的农民就这样活过,就这样非常纯朴地、痛苦地,当然也自然地、简单地、干净地、坚韧地活过,他们有过追求,有过痛苦,把这个留下来。”小说中“老顺一家”挺直了脊梁,捍卫了尊严,作者通过象征“真善美”的月儿、兰兰、莹儿三个人物形象指出了在浮华聒噪的世界保持心灵的纯净和灵魂的安详,才是农民命运的出路。然而三位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性似乎告诉我们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无论作者或人们怎样固守着对传统文明的那份情感执着,乡村却也无法停止下它现代化进程的脚步,农村的城市化也势不可挡,农村在现代性剧变中未找到出路,透露着独有的困惑与批判。也正如陈晓明在《西部叙事的美学气象与当代机遇――雪漠的<白虎关>》中谈到:“他试图为这里的人们的精神世界找到一种可供寄托的神灵,但他又深知这样的信仰并不真实,也不可靠。因此,在他的严肃中又带着一些反讽,在反讽中又似乎有一种认真。中国传统乡村的伦理价值开始解体,这是一个迟到的解体,但累积起来的危机更加深重,解体得也异常猛烈。新的价值与信仰从何而来,这也一直是小说思考的重点所在。”

 

二、现实性笔峰的深入与再创作

 

雷达在谈到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漠祭》题旨时,说它“继承了我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饱蕴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他不回避什么,包括不回避农民负担过重和大西北贫困的现状,他的审美根基是,写出生存的真实,甚至严峻的真实。”③《白虎关》中作者将笔触伸向了西部生活的各个角落,尤其是揭示出社会变革时期的西部农民充满艰辛的生存状态和艰苦的生存斗争。对西部农民负担过重和贫困状态的正视与精细描摹,使得雪漠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品性。作者恰恰实践了“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④

 

首先,文学作为生活产物,必然有其社会意义,也就是说它必须承担一定的现实责任,有表现生活和反映生活的义务。雪漠所描绘的是西部人平常而又最真实的生活,作者是将细碎的生活细节补缀成审美意向在小说中呈现,如猛八爷“跟踪”打狐子,兰兰和莹儿的换亲,齐媒婆为猛子说媒,众人在金刚亥母洞“打七”的趣事,女人之间搬弄是非、吵架,祭神、发丧、淘金、打模糊等等,如此众多的富有生活动感的画面绘制出了作家所熟悉的西部农村生活的原貌。

 

其次,我们强调文学写生活,不是写生活的表面,满足将生活填充进文学中,而是真正深入生存的本质,提示生活的内在困境,写出生活中人物的灵魂世界,写出独特历史文化在他们心灵和生活中的投射。有些反映的现实往往不是出于理想显得不完美,有缺陷的,甚至是罪恶的。例如白福为了得儿子听信神婆的迷信,活活冻死了自己的女儿;猛子和白狗为了整一整村长大头的“牛气”就偷了大头家的黄豆,结果却在王秃子家搜出了黄豆,王秃子含冤进了派出所,遭受了刑讯逼供,吃尽了苦头。出来后,内心本极度不平衡的王秃子又受到了大头嚣张气焰的刺激,杀死了大头的两个孩子然后自杀。对各种矛盾的揭示,显示和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态度和精神体验。“作家是一个具有独立自主的创作实体,面对生活,作家需要入,即深入生活,获得感同身受的体验,又需要出,即要在贴近生活保持和生活的距离,以主体的丰富性接触生活的丰富性,寻找新的角度和新的参考,从而深化和丰富对历史人生的领悟和表现。”②

 

《白虎关》中突出了人物的心理描写,表现了人物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猛子被埋井底时刻面对着死亡时的心理,莹儿思念灵官时的心理,在大漠险境中兰兰对莹儿的倾诉,她们各自对死亡的思索,等,都将他们内心的情感和矛盾的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故事情节在矛盾中推进,也有一种震撼的悲剧效果。雪漠的小说总是洋溢着一种近似宗教热情的冲动,如兰兰信仰亥母,在金刚亥母洞虔诚修炼。在大漠上与豺狗子搏斗的时候,豺狗子前后攻击,身体倦乏无力抵抗,顷刻间死亡笼罩了她和莹儿,内心绝望的兰兰就祈求“金刚亥母”,奇迹出现了,让她们脱离了困境,这种手法在更高意义上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只有经历了“大死”,才能进入“永生”。陈思和在《让遗漏的金子发出光辉》中谈到:“我根本不认为这部小说是现实主义小说,它是象征性的东西,它通篇都是美丽的,通篇都是象征的”。

 

正如作家所说的这部作品“誉者称‘真实’,毁者也嫌‘真实’”,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分外真实让我们对文学本身的艺术性产生争议,文学创作更需要艺术概括,处理好艺术真实与社会真实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文本才会有更久的感染力。“我们需要充分认识文学与生活的差异。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构(尤其是叙事类文学),它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反映,而是充分渗透了作家的心灵和情感,是作家对生活的提炼和再创造。文学来源于生活,却是对生活的超载。因此,文学拥有与生活不一样的创作、发展规律,我们既不能将文学的意义局限于现实生活,不能以现实规范来囿限文学,更不能让它成为生活的工具。”⑤作家应以想象力和思想力对生活进行提升,使之具有更高远的关怀精神,表达出对生活更深远的思考。在现实主义发展到今天面临许多问题的情况下,作家仍在坚持着属于自己的真实创作。就如他自己在《西部的声音》中谈到:“把我那个土地上整个我认为的灵魂融入到我的灵魂之后的一种创作,创造出一个世界,我认为这个世界比真实世界更真实。”

 

三、乡情独具的诗意生活

 

《白虎关》是一部充满地域风情的乡土小说,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最主要的表现便是作者对民歌“花儿”的诠释。武威的“花儿”来自武威人的生活,是从武威人心里流淌出来的,是灵魂的感悟。全部小说共计三十六章,每章的标题都用了“花儿”作为题眼,这种写作手法回归了古章回体小说的写法。民歌是生活的缩影,文中多处写到“花儿”,莹儿、月儿、兰兰等都唱过自己的“花儿”,都用生命诠释过“花儿”,唱响灵魂中最美的歌。她们都有美好的追求与向往,都有自己曾经的“浪漫”和“纯真”。但苦难的生活撕裂着一切,粉碎着一切,灵魂深处的那种坚强与执著,那种无奈与痛楚都随着“花儿”流淌了出来……   

 

“当生存成为活生生的重压时,诗意的产生就成了奢侈。诗意是一份心情。它虽然需要苦难,但要是苦难像大山一样砸压下来时,诗意就没有了生存的时空。”⑥作者的写作却是不断地回到那个精神的原点,回到对一种乡土的眷恋,对一种诗意生存的肯定。这样的精神扎根,为人物的灵魂升华找到了方向。西部独有的人文环境铸就了独有的心灵,独有的心灵铸就了独有的命运。“人之为人,既要足踏在现实的大地,又要飞翔于理想的幻空。”⑦就像女人公莹儿的心中因为有爱有“盼头”,对人生有特殊的感悟,所以她将“花儿”诠释为一种精神,也是她活着的理由。灵官的出走让莹儿痛苦,觉得没盼头了,像“花儿”唱的那样:“哥哥走了我配瓜,手拿着花儿灰塌塌。”心“灰塌塌”过后,毕竟还会有温馨,还有灿烂,因为她怀有灵官回来的盼头,就在莹儿从“花儿仙子”、“憨头寡妇”,即将沦落为“屠夫婆姨”时,她依然怀揣着这个“盼头”,于是“花儿”又唱起来了,抒发自己心上的话。小说的最后莹儿无力拯救自己的命运,莹儿为“花儿”殉情了,她的一生就是一首无声的“花儿”。表面看来诗意的“花儿”是奢侈的,满足不了人们日益膨胀的物欲追求,它的凋落预示着民间文化在民间的流通渠道正渐渐被堵塞,走向衰败。她的“盼头”是一种诗意生存的哲学,作家用悲剧性命运斩断她想要获得更大的艺术感染力,想要将这种诗意存在定为一种永恒。文学是人学,描摹人和基本生存,但同时文学更多的是一种艺术概括力与创造力,是可能经过我们艺术处理的。海德格尔说“人的个体性存在,既在时间之内又在时间之外,因为时间的流动会导致人的变化,但唯一恒定的是人的自身的诗意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人都应诗意地活着,生存的苦难永远不是人抛弃快乐的理由。其实作家在作品中一直都试图做着这方面的探讨,老顺的生存信念,灵官的生活方式,孟八随性情但不失原则的生活,在文本中都有着自己的努力追寻。

 

四、坚守生命的魂

 

雪漠曾说“读书如攻城堡,真正攻入,需要实力。”《白虎关》就是一部需要实力攻读的书,文字“都是从宁静中流淌出来的,心灵浮躁者很难深入文本”⑧。作者以自己的热土为依托用情专注地在抒写,有着我们所看到的努力与积极的意义。雷达在《关于当下文学的症候分析》中指出当下文学“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少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部作品能从这样的评论中突现出来,对当下许多作品普遍性的精神追求匮乏、作家灵魂写作的不在场现象有着警醒作用。

 

雪漠一直追求的写作意义——“只为慰藉灵魂”。雪漠领悟了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所以他自始至终都在探索真理,弘扬真善美。“他是一个真正探索人类灵魂的作家。为了写出直指人心的作品,他投入了全部生命和真诚。他的小说,往往透过小人物的灵魂而窥探整个人类世界。”他本可以用纯粹的故事娱乐大众,逍遥于现代风情和人性欲望之中,但他不愿随波逐流,他本着自己追求的生命意义,背负了一个作家的责任。他说:“我愿意在喧闹之中寻找一份清凉,在迷醉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庸碌之中体现一份高贵,在大善之前保持一份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承载我思想的肉体很快会消失,无论我多么虚矫和世俗,都不会改变我终究成为白骨的命运。相较于亘古的大荒,生命的翕忽善逝比闪电还快上万倍。趁着还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趁着还能做些有益于众生的实事时,我应该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献全部的真诚,宁静专注地做我应做的事。”⑧坚持做现实主义的表现与探寻者,注重从人的弱点和人物命运出发思考日常人生,提供给当下整个社会严正的道德观与价值观,雪漠就是这样一位有大爱和大善的作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作家,他能感悟到人生的短暂,所以他在日益失落、喧闹之中寻找一份清凉与慰藉,他的作品着力于还原文学应有的质朴与高贵,我们对于他对文学作品艺术创造方面的努力再做更多的期待的同时,应该肯定他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为人类带来清凉,带来宽容详和,带来宁静和平”,这种文学追求才是他之于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

 

注释:

 

  木弓:《甘肃又有好作品——雪漠长篇小说〈白虎关〉》,《文艺报》周二版,2008107日第2版。

 

  龙泉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分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雷达、赵学勇、蔺春华等:《<大漠祭>评法几种》、《小说评论》,2003年。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贺仲明:《文学与生活关系再考量》,《小说评论》,2009年。

 

  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雪漠:《写作理由及其他》(代后记),《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

 

(刊于《兰州大学》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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