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既要观照世界，也要观照自己

◎张存学：西部作家的“质”与其他地方的作家不一样。因为，汉文化有着非常强大的传统，而汉文化的源头，又恰好在西北。正是这种具有源头性的精神背景，让我和你的创作有了共同之处，而且我们也能很好地观照和书写。

现在，很多人在观照汉文化的时候，更注重的是一些生存层面的技巧、道理和方法。也就是说，比起精神，很多人更关心生存层面的东西。这样的追求，导致他们把一种优秀的思想演化为生存方面的技巧，甚至会在生存技巧的角度去认识与理解老子、庄子这样的人。因此，他们就会忽视人的生命。生命是人如何对待“神”的问题，应该说，它更多的是个人问题。

●雪漠：生命更注重体验。

◎张存学：“生命”与“生存”是两个层面的东西。现代人更注重生存，而不注重生命。这种不注重，是对个人尊严的忽视，也是对人性的忽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心里装的都是生存的道理与方式这类东西，生命感就会变得越来越薄弱，人心中的恶也会渐渐展示出来。一个人的恶或许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但是许多被恶熏透了的人聚合在一起之后，这种恶的气息就会弥漫开来，非常可怕。你在《西夏咒》的后记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体验过这种恶，尤其是一帮作家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恶。

●雪漠：这种恶更可怕！

◎张存学：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种恶从何而来？最终我明白了，它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重视生命与精神，他就不会重视自己的人性；不重视人性，就没有自我的尊严感，也就是没有做人的尊严；没有尊严感，就会导致人不能独立，始终关注别人的眼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人聚合在一起，就会形成恶。这也是我在中国作家群体中的真实体验。这样的体验让我非常震惊。我们中国的写作者况且如此，普通人身上存在的问题当然会更多。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在自我精神的领域进行追求与寻觅，但同时，我们和社会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雪漠：我也关注社会，但我关注的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复旦大学开《白虎关》研讨会的时候我就说过，《白虎关》中所有的人物，好也罢，坏也罢，都是雪漠。后来谈到《西夏咒》中的“恶”时，我也告诉别人，《西夏咒》里所有的人物都是雪漠。也就是说，我在关注社会的时候，始终不觉得其中那些不好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相反，我更多的是在别人身上发现自己的恶，这也许便是基督教说的那种原罪。它其实源于欲望和无知，人只要有欲望，就会有那种恶。

《西夏咒》里的恶人，比如谝子、宽三，有可能是我战胜了的“恶雪漠”，甚至是随时都可能会复活的“恶雪漠”；琼和久爷爷等圣者，有可能是我向往的“善雪漠”；求索中的琼，则有可能是当下的雪漠。总而言之，这本书里的所有人都是我，我眼中的整个世界，也都是我自己。

因此，社会也罢，世界也罢，仅仅是我历练心灵的道具。我从来不去仇视那些说我坏话的人，更不会报复他们。说实话，我的心里没有仇人，就算别人诋毁我，我也很少说他们的坏话。我觉得，他们就是另一个我。他们的恶，我心里也有，只是我没有给这种恶营造一个适宜生长的环境，因此它没能发芽、开花、结果而已，但这颗恶的种子依然存在——这也成了我修行的理由。所以，我在展示这些人物心中的邪恶时，也是在一层一层地剥开自己的心，希望自己能完全清除那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恶因。对我来说，写作本身就是在修炼。同样道理，我所有的修炼，也都是在写作，它们与我的心是一体的——在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我都是这样。

一些作家跟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觉得自己非常完美，哪怕真的有不完美的地方，他们也不愿意承认，或者根本看不到。他们总是觉得，一切都是世界的不足或者他人的问题，好像什么都跟自己关系不大。因此，他们的心灵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功能：忏悔和反省。这样，是很难进步的。

实际上，真正的作家只能在发现自己的过程中发现世界，然后在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挖掘自己。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作家。相反，如果一个作家能在观照世界的同时观照自己的心灵，而不是把两者分开，他就会变得非常博大，拥有一颗镜子般的心，能清晰地映照出整个世界，却没有失去本身的主体性。在这种智慧的观照下，他还会发现，生命和作品中的诸多场景，其实也是作家心灵的反映。

◎张存学：你说得非常好！这其实就是写作者跟社会的关系。它就是“我”与“他人”的关系，或者说“我”与“所有人”的关系。这说明，一切都必须从个人出发，然后在精神层面找到更高、更远的落脚点。尤其是写作者，更应该时刻处于一种自我检察的状态，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一些和自身要求相悖的东西，例如迷惑、仇恨等。比如说，在批判某种现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扪心自问，看看里面有没有私怨？如果有，就说明我们的心里还有杂质、局限和偏见。同样道理，在生活中观照别人的同时，可能也是在观照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也这样。

不过，我跟你可能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你可能是在香巴噶举的哲学背景下建立了这样的认知，而我的过程则不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想在精神层面往上走，就必须对当下的社会进行思考，包括它的体制、它的道德、它对人的各种影响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外部的。换句话说，我一方面在思考自己如何前行，另一方面也在思考自己如何与环境发生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问题。

海德格尔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对普通的、社会性的东西不予理睬，视野更高，也更远。但我不是这样。对我来说，我不但必须面对这种环境，而且必须要说话。至于说出口的话力量有多大，这属于个人的问题。

——选自《光明哥大手印：文学朝圣》雪漠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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