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白虎关》和《凿空》看西部农民的荒原体验

从小说《白虎关》和《凿空》看西部农民的荒原体验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月第28卷第2期

摘要：西部小说《白虎关》和《凿空》描写了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之际，在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为表征的现代化的进逼之下，西部农民现实利益遭受到的损害：他们在乡村世界中的主体性日渐弱化，由此滋生了生存焦虑，并逐渐流露出失去现实家园和精神家园的荒原体验。

关键词：《白虎关》；《凿空》；西部农民；现代化；荒原体验

中国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建设，其目的是让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从同质的社会结构向异质的社会结构变迁。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和全球化的趋势，社会开始全面转型，而这场转型，究其实质而言，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前现代化向现代化，由一元向多元社会的转化，是一个全面、深刻的变化过程……不仅经济结构转型，而且非经济结构也随之转型。自此，还保留有前现代文明的乡土中国受到现代、后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强烈冲击，农民的思维、观念和生产活动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雪漠的《白虎关》和刘亮程的《凿空》，是新世纪描写西部农民生存和生活状态的力作，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写出了西部农民在社会全面转型中生活目标和人生意义等方面的新追求。随着西部乡村世界中的自足机制被打破，西部农民自感主体性日渐弱化，不仅产生了生存焦虑，而且有了渐失家园的荒原体验。这一切为我们反观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也对我们反思社会发展给农民带来的困境具有启示意义。

一

雪漠的《白虎关》以老顺一家人的命运为线索叙写西部农民，集中展示了处于大漠边缘的沙湾村人在市场经济影响中多舛的命运。沙湾村附近的白虎关，由于发现了金矿，吸引了无数为金子所惑的人，他们在白虎关展开了各种角逐与争夺。譬如，经济实力雄厚的双福不断地圈地、买井、雇沙娃去背金沙，加上权钱交易，相关部门对其大开绿灯，让其在获利之时又获名。而猛子、北柱、花球等普通农民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发财欲望和对双福的羡慕与嫉妒的驱使下，倾其所有，甚至以人格尊严与生命为赌注，也只挖了一两个沙井，但最终在双福等人的挤兑下，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沙湾村的这种利益不能“均沾”的现象，是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必然结果。社会转型带动的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也触及到了社会的体制层面。有论者说：“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的调整、变革，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必然会重新分化、组合”。这在沙湾村得到了切实体现。而转型对西部底层女性命运的影响也是值得深思的。莹儿在西部换亲旧俗中陷入了爱情和婚姻的不幸，后来又被一次次当做商品待价而沽，最终被父母的渴求逼向了死亡。月儿也在对城市生活的追求中终被城市伤害，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从她们的命运中固然透射出了西部生存的酷烈，但从中也可看到，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之下，现有的体制、制度等的缺陷日益显露并加大。它不仅造成了利益分配不均，而且对底层农民尤其是西部农民也遗漏了许多应有的保障。这些都使原本就生活在贫困地带的他们承受了更多的无助，增加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焦虑感和荒原感。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也触动了人的思想与精神。转型所要求的异质社会之间的转变，意味着要从文化根基上转变农民的许多原有生存法则、伦理道德等。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人心变坏、道德沦丧、铜臭泛滥，以致人文精神出现大幅度滑坡，文学的精神缺钙现象普遍化和严重化。尤其是，人们的物化追求加重，冲击甚至毁灭了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乡村秩序，使农民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虚空状态。与此同时，农民新的欲望又被社会变革所激起，这种欲望又常常因环境、自身的原因在现实中落空。最终这种虚空与欲望、失望等汇合在一起，越来越畸形地膨胀，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颇具毁灭性的阻力，不仅阻碍经济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对人性善恶和人的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有了像猛子这样的西部农民的心灵蜕变，他们急于求富，也因“仇富心理”而去偷沙，也因不满村长的自私而报复性地偷盗，为损双福财气而去挖其祖坟。猛子的这种报复不仅造成像王秃子这样贫弱的农民受到伤害、村长的两个孩子无辜死亡，而且也激起他自身内心更大的焦躁与矛盾。有论者认为，他们的这种思想和行为，是西部农村贫穷的根本原因，这种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才是阻碍人类进步的最大阻力。这种观点放大了西部农村贫穷与农民命运的关系，忽略了现代化给农民带来的压力，是不熟悉西部农民和西部农村，却又武断地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结于弱小的底层农民的表现，从根本上讲，是对西部农民和西部农村的“偏见”，是用有霸权色彩的现代性话语对中国农民真实生存状态的遮蔽，也是没有理解透西部农民的心理，对“西部”和“荒原”缺少切身体验的表现。猛子等人的过激思想与行为，实际上是他们用来消除内心的恐惧和不安的表现，而这种恐惧和不安表面上看，是乡村贫富差距的刺激，深层次看，则是现代化入侵导致他们正在失去自己在乡土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引起的内心焦虑与恐慌。正如有人所说：“面对现代性的强势侵入，乡土世界不仅面临着传统资源的解体，而且面临着现代性强大的剥夺性力量”。

二

刘亮程的小说《凿空》也讲述了，西部底层农民对现代化惠顾的渴望和这种渴望的最终落空。世代靠毛驴和坎土曼讨生活的阿不旦村村民，在国家要建设西气东输工程时，希望能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得暂时改变自己困窘生活的机会。但最终，标志着现代化的柏油马路和大型挖掘机粉碎了他们低微的梦想。起初，政府部门一次次向阿不旦村人宣讲现代化石油工程对国家的巨大意义，同时也暗示它对村人的巨大利益，但最终却是代表着现代化的西气东输工程，以表面温和而实质强势的姿态将他们拒之门外。而且，这种拒绝是带有掠夺味道的。不仅是东部对西部以石油为代表的利益的掠夺，更是现代化对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的隐形掠夺。随着村子下面的石油被抽走，留给他们的不仅是对脚下土地的不踏实感，更是对未来生存家园的隐忧。国家权力在向乡土世界扩张时，并未兑现现代化工程构建之初的许多承诺，导致了乡土世界中的村民对社会和国家信任度的降低和自身安全感的降低，甚至使他们质疑“现代化价值本身的合法性”。所以，阿不旦村人对标志着现代化的新生事物都表现出了怀疑和拒斥的态度。

在阿不旦村人的致富梦一步步破碎的过程中，他们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也随之起了变化。基于乡村淳朴伦理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不仅将异族的汉人，当做了侵略和破坏性的“他者”而排斥。而且，对本族群的老铁匠吐迪的真心和诚心也出现了质疑。“凿空”一词原本来自《史记》；“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诚信）与国外，外国由此信之”。张骞打通的不仅是地域，更是建立了心灵之间的相互信任。小说中汉人张旺财的凿空更接近“凿空”的原初意义。作为村子里的外来者，他渴望与村民相知相融来消除自己内心的孤独，但民族和信仰隔开了他们。他挖掘的最初目的，是能在地下打通自己住地与村子相通的地道，可当他终于挖通之时，现实又与他的愿望相背而行。由于石油工程的未惠及，艾布和黑汉又在所谓的打击“东突”的行动中死去，村民最终将他归结为，现代化的帮凶和汉族统治者的同谋而对他更加排斥，而原本能与村人沟通的儿子却又失聪，使他彻底失去了沟通的可能。他凿空原本是要消除孤独，最终得到的却是更大的孤独，只能和儿子生活在各自孤独的世界里再次体验荒原的感受。

小说还重点叙述了村民玉素甫的凿空故事。玉素甫在现代化还未大肆入侵之时，带领村民用坎土曼揽工程发家致富，可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坎土曼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他只能退守村里，后来又在现代和历史的启发之下，让致富的梦想在地下去实现。幻想如村边的石油机井从地底下挖出石油一样，也能通过挖掘村庄下面的龟兹古城而有所收获。如果说玉素甫最初凿空是受财富欲望驱使的话。那么，他后来的挖掘行为就逐渐走向了新的心灵欲求，试图在这种挖掘中寻求自己村落和族群辉煌的过去，以平衡当下内心的失落与伤痛。而在阿不旦村，玉素甫只是在地下凿空的村民之一，向地下挖掘固然是阿不旦村的传统，但背后隐藏的却是村民试图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欲求和在乡村世界中主体性的寻找。尤其在现代化的进军之下，自己村边的石油被无偿抽走之后，这种挖掘行为，便透出了他们无声又无奈的反抗。这种无奈的反抗在作品中用万驴齐鸣来形容，写得戏谑而又深刻。世代与村民相依相伴、自由自在生活的毛驴，在现代文明的逼迫下即将走向屠场去成为现代人需要的各种产品之时，它们集体发出了反抗之声。而毛驴自由自在的生活无疑也是阿不旦村人曾经主体性人生的写照。但随着它们被拖拉机代替的命运的来临，这种自在性和主体性也即将消失，裴教授的调查报告也就有了为历史存档的意味。与此同时，老铁匠吐迪带有历史印记和人情意味的坎土曼手艺也即将被机器的批量生产所代替。这些都表明，当科学技术在极大地改善了人类自己的生存条件时，也带来了人的主体性的消失和自由的受控。人在完全是自己的文化创造物的属人世界中，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着无形的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摆布；面对按照技术原则组织起来的庞大的社会机器，个人的渺小感、无能为力感油然而生。村庄原有的自在、自主和温暖在现代化的进逼之下渐趋消亡，毛驴的叫声在小说中无疑又有着某种反抗异化的隐喻性。现代化在对阿不旦村人进行裹挟之时，又对他们进行着抛弃和剥夺，留给他们的是失去乐园的体验和担忧。

三

《白虎关》和《凿空》都在讲述挖掘的故事。国家和富有者的挖掘以合法、合理的姿态进行着，也代表着现代化前进的方向。面对现代化，在拥有现代观念的启蒙者眼里，底层的民众显得保守、盲目。猛子、阿不旦村人等被认为是因身上的劣根性而被现代化所抛弃的，可作为底层的他们，尤其是处在西部这样偏远的地带，他们的欲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而他们又拥有多少可供他们支配的现代化的资源？在商业化和私有化日渐兴盛、城市化日渐进逼乡村的今天，现代化已成为一个有霸权性的行为和话语，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将这些并不具备现代化资源的西部底层农民排斥在外的。一方面在物质上不去惠及他们，另一方面却又勾起了他们新的欲求与欲求不能满足的精神痛苦，更使他们的乡村主体性日渐消失，使他们处在一种焦灼与无助的荒原感当中。作为处于土壤贫瘠，生存环境相对恶劣的西部内陆、偏远地域的他们，最直接的荒原感首先来自自然地理等的桎梏造成的生存焦虑。其次，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对相对还处在前现代文明中的西部农民生活进行了冲击。西部古老的生存方式、伦理道德等生存根基受到冲刷，随之而来的自身欲求日益增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加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等，又引起了他们的失衡和焦灼感，自然的荒原与现代化追求造成的农民的荒原感受相遇合。于是，爆发了文化和人性的荒原。古老的西部乡村文明在新一轮文明之下失范，无法调和农民内心的孤独、失衡等状态，而农民在城市和商业扩张的进逼之下，失去的不仅是现实的家园，更是安抚心灵的精神依托。

在两种异质社会的转换中，西部农民失去乐园的荒原体验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缓解这种荒原感，有钱的双福们沉入新的欲海，最终又陷入更大的虚空，而底层的玉素甫们幻想通过向地下探索自己族群辉煌的历史来寻找自己心灵的家园，作为女性的兰兰等，则只能无奈地在对金刚亥母的信仰中寻求心灵的安慰与归宿。这些固然表现了他们消除荒原感的努力，但新家园的寻找和建立无疑是留给他们，也是留给我们这些农业文明哺育下，走向现代的子孙们的一个沉重命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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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玉玲（河西学院文学院讲师，甘肃兰州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