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文学》：《大漠祭》中“父爱”的反思

《大漠祭》  雪漠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10月）

 

 

《大漠祭》中“父爱”的反思

文\金高娣（广西大学文学院）

摘要：《大漠祭》一部出类拔萃的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继承了我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正视人生的勇气。最为撼动人心的描写，是对人的灵魂的拷问以及农民品性的诠释。那么，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则最为根本。老顺，作品中最为鲜活的人物形象，三个孩子的父亲以及家庭的核心。其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和家庭中的地位，不仅蕴含着深刻的父爱内涵，而且显示了父爱在父权文化下的影响与冲突、父爱文化传统与当下的碰撞与交流。

长篇小说《大漠祭》，曾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等、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等，曾被评论家雷达誉为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在丁帆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有重点论述，被认为是当代西部文学的代表作。

最近几年，对于《大漠祭》的研究是比较广泛的。笔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发现以往的研究，无非是从时代、乡村和作品艺术特色等角度来分析的。例如，唐援朝《时代书写中的生命感悟——重读〈大漠祭〉》、赵燕翼《〈大漠祭〉语言漫谈》和韩伟《生存状态的描绘与西部精神的展示——评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祭〉》等。对于人物形象的分析，如郭茂全：《西部儿女的悲歌- 评雪漠“农村三部曲”中的农民形象》等。然而，将作品中父亲形象单独作为研究的却并不多见。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学中的父亲形象的研究正处于上升阶段，尤其是近几年对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形象的分析颇丰。例如：程世洲的《“父亲”形象的文化意味》、郑静的《当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以及王爱松与贺仲明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的嬗变及其文化意味》等。他们分别从社会文化、时代与父亲形象类型划分这几个维度来加以探究，从中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只是从宏观的角度对父亲形象进行整理，归纳乃至阐释。很少有学者究其微观的角度去分析作品文本中的父亲形象。本文将站在父爱与父权的视野角度，探究父爱具体的方面，以及在父权文化的背景下文本中父亲与子女、家庭的关系，进而反思在当今的文学文本中该怎样建构父爱与父权，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等。

《大漠祭》  雪漠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

 

 

一、父爱与父权的文本显现

爱，是发自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出于自我的本能。更为严格的讲，爱是一种双方平等的情感交流与沟通。“父爱”与“母爱”是基于成人对待子女的本能与理智。母爱，更多地表现为对子女生活上的关爱，而对于“父爱”，它充满了社会性与责任感。王富仁论述道：“父爱既定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它构成人类自我保护的一种职责，起到组织人类，发展自我的巨大作用。”①父亲承担着谋家庭生计的重任，而对子女日常生活的关心则逊于母亲。几千年来的“ 慈母严父”传统认知，更加突出了父爱与母爱的差别。

《大漠祭》对老顺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示了这种父爱精神的传承与新变。老顺作为父亲，他是一个家庭生命力量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家庭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与物质保障。可见，老顺这个人物，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意义。

出于本能的爱是父亲老顺最为凸显的方面。“起呀，爹爹们，尻蛋子把太阳都烤红了。白头子养活黑头子几十年了。”老顺带着西北方言，幽默生趣的话语是清晨父亲对于子女平凡的问候，并期待着中国传统文化“孝”的延续。憨头的病，是这个家庭最大的痛楚。对于孩子的“死亡通知单”，他不屈上天的安排而反抗，倾家荡产救治憨头，并将自己寿寝的白杨木都给了这一生善良的孩子。对于子女的人生方向，老顺有着自己的规划。面对最有出息的灵官，明确的提出“叫娃子学个打枪，饥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老顺的言语透露出对灵官前途的无奈与“干涉”。这个家已经处于温饱的警戒线上，他只希望子女平凡、平淡就好。

最为高尚的是老顺丧失自尊的赎罪似的爱。猛子与双福女人的事情，让自诩具有“鹰”一样刚烈品质的老顺，放下了穷苦人家仅剩的自尊。老顺跪在了双福面前，替早已逃之夭夭的猛子赎罪，诠释了“养不教，父之过”的内涵。

 

 

《大漠祭》  雪漠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2012年4月）

由此观之，父爱并不是简单的父亲对子女的亲爱之情。父爱的体现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父权制或父权文化。父爱与父权好比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共同构成了父亲这一形象，二者相互交织，紧密缠绕，甚至难以划出清晰的界限。

父权作为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是父亲形象的共同特征，在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中这样论述：“父亲在家庭、家族中的绝对统治权……有着高于所有家庭成员之上的种种特权，这就是父权。”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权思想根深蒂固。史料中最早记载父权思想的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其内容详细定义了一套规范制度。之后又明确提出了“三纲”的学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妻为夫纲”。几千年来传统父权文化的沉淀，致使父权仍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大漠祭》中老顺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恰好典型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的父子观念。

父亲对于子女的教育训戒以及子女对父亲的言听计从。当自己最喜爱的鹰因猛子的失误而不知去向的时候，手中的鞋重重地打在猛子的身上，直挺挺的站在角落接受老顺的呵斥与谩骂。父亲掌握着子女的婚姻。儿女被看作父母的私有财产，并任其处置，而儿女对父母必须绝对地尊重与服从，尤其在婚姻方面。兰兰与憨头的婚姻是老顺与白福的父母达成一致进行的换亲。女儿兰兰的丈夫白福游手好闲，整日无所事事去赌博，婆婆精明算计，爱告黑状无中生有。这样的日子，兰兰只有被迫忍受，因为在婚姻的问题上她没有自主权。

《大漠祭》中父子观念是父权的集中呈现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下的根源。两千多年的儒学文化，历经各朝代的演变而不断深化沉淀，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心理经验。从《论语》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董仲舒的“三纲”说，再到后来各朝统治者的遵从与肯定，父与子的关系逐渐成为家庭伦理的关系，并建构了稳定的父权秩序。

 

 

《大漠祭》  雪漠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5月）

二、父权文化的衰落

鸦片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与之相应，中国的传统家庭制度随之改变。一是出现了与几千多年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截然不同的观念；二是催生了与以往传统家庭模式大相径庭的家庭结构。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父权在家庭中的逐渐衰落。近代中国物质文化环境，社会思想观念的巨大革新，迫使在传统伦理道德影响下的父权家庭矛盾越来越激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频发。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子女对于父亲的反抗。《大漠祭》中对父亲形象及权威的刻画恰好符合父权衰落这一文化现象的发生。

猛子与双福女人的苟且之事，迫使老顺下跪替子赎罪。面对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猛子发自内心反抗的怒吼“我的事，我当，与你们无干。”这一声撕破了老顺父亲的颜面，近似木偶般移动消失在人群中。传统的旧秩序随着时代的发展，正在走向衰落。新秩序的逐渐确立，冲击着旧秩序的延续。个人自主意识与能力的逐步增强，子女开始审视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这一观念的出现，导致双方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兰兰在婆家的不如意，需要父亲背后强有力的支撑。可是，作为子女坚强后盾的老顺，却一再隐忍，这加深了兰兰心中的委屈，导致其奋起反抗。兰兰回到娘家，誓死也要解除那不幸福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念，是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具体体现。这种制度长期存在的根源在于父权文化的威慑。子女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对于美好憧憬的破灭，最终只能走向极端，奋起反抗。

 

 

《大漠祭》  雪漠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1月）

三、父权文化的和解

《大漠祭》中刻画的人物形象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将文化传统性与时代的现实性较为完美的交融在一起。雪漠为我们提供了双重视野：传统伦理道德下父权的具体阐释以及新的历史时期下父权的衰落与重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稳定性，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则是父亲形象所具有的父权文化的内涵。在父权制家庭中，父亲是权力的象征，是父权文化现实当中的实现者。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简单的人类血缘关系，更是承载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代表了社会发展中一辈与下一辈之间的冲突与和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突破传统，从始至终的按照旧的模式去思考去创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客观来说，五四时期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的碰撞，旧与新道德观念的对立，让敢于拼搏的年轻一代呐喊出了反抗父权专制的口号。面对传统的父权文化，他们向其发出了挑战，如封建包办的婚姻制度，旧的伦理纲常。之后的先锋派文学更是颠覆了父权。余华、苏童等先锋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塑造的父亲形象，荒芜而负有罪恶感，他们笔下塑造父亲形象的过程是审父、弑父的过程。偏激的对待我们的传统有着必要的合目的性，毕竟他所处的年代需要他们这样做。可是，长期以来的父权制度已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了痕迹，占据了数千年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仍然不可能完全的土崩瓦解，父权制的思想依旧存在我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中，它仍然有不容忽视的威力。总体来说，我们要将文化的传统性与现实性相互的融合，一方面承认传统的合理性，但也要看到它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要紧随时代的步伐符合现实社会，同样也要注意到它的偏激性。

雪漠笔下的《大漠祭》生动形象地塑造了老顺这个父亲形象。父爱的具体体现，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底蕴。父爱在父权文化下的展现，体现出文化传统对于作者乃至文本深刻的影响。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实性的冲击，迫使父权文化的逐渐走向衰落，从而也加速了我们对于“父权”主题建构的思考。

注释：

①
              富仁：《母爱• 父爱• 友爱》，《云梦学刊》，1995 年第2期，第54 页。

②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 年7 月，第43 页。

参考文献：

[1] 雷达：《》生存的诗意与乡土小说[C]. 雷达文论集.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

[2] 王富仁：《母爱• 父爱• 友爱》，《云梦学刊》，1995(2).

[3]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7).

[4] 雪漠：《大漠祭》，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北方文学》2017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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