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坚守: 雪漠小说中的河西民间文化

传承与坚守: 雪漠小说中的河西民间文化

魏欣怡(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摘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众多甘肃作家以他们崭新而独特的风貌走向全国文坛，雪漠便是这支队伍中的佼佼者和优秀代表。文章从雪漠小说中的河西民间文化形态入手，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其一，通过雪漠研究综述，指出对其小说中民间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其二，对作家笔下花儿、贤孝、宝卷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反复书写进行细读，探寻河西民间文化历史渊源的独特性及文化属性的异质性；其三，探讨作者笔下河西民间礼俗与文学的深入互动，观照其在新世纪以来形成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对于文学性书写及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自觉与坚持。

1988年，雪漠的首部小说《长烟落日处》面世并获得了省优秀作品奖。这是他的实验探索时期，其现实主义写作的艺术风格已初具雏型。但彼时正值市场经济浪潮及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传统乡土文学的快速解构与重塑时期，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诸多精英文学成为了主流的文学样态。20 世纪末，随着现代化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深化，无论是大众小说对于新奇与媚俗的一味追求，亦或是城市小说对于金钱与欲望的夸大渲染，那些曾经风靡一时的作品无疑已开始渐渐凸显出其弊病。“西部小说中雄浑、态肆、阔大的场面和坚韧、率真、野性十足的人物，给尽显疲态的中国文坛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真正领略到了西部有大美”［1］。这时，以雪漠为代表的西部地域文学开始被纳入学界视野，“他们那种历史的、文化的、种族的使命感……从具有鲜明文化差异的［2］。土壤诞生了具有鲜明文化差异的文学” 。

2000年，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发表。作品中所展现的雄奇的大漠风光、浓郁的西部风情、艰难的生活轨迹无一不真切而震撼，它标志着作者创作才能充分施展、文学造诣日趋成熟的时期的到来。

此后的八年里，陆续出版了小说《猎原》《白虎关》，被学界合称为“大漠三部曲”。2010年，长篇小说《西夏咒》的发表，表明了其创作思想开始由写实转向象征型文学的转型时期。在此后的一系列小说——诸如“灵魂三部曲”“大手印系列”中，作者力图冲破现实叙事的局限，模糊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性，重新构建起新的时间与空间，借助历史与宗教的力量，展露智慧的光芒。这宣告了他酝酿转型期的到来。

一、雪漠小说研究综述

在文学评论方面，学界中较早对雪漠及其作品进行关注与评论的是雷达先生。他对《大漠祭》“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西部的生存诗意，可以滋润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地方太多了［3］。此后的数年间，随着作者创作的不断深入转型，他又相继发表了数篇相关学术评论，基本是以作品的人民性作为主轴进行论述。

此后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延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程国君的《审视“西部”之痛——雪漠的西部书写与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向度》、杨文林的《贫不薄文——读雪漠长篇小说 ＜大漠祭＞ 随想》等。十余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雪漠小说创作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与追寻，现经笔者整理，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探讨作为创作背景的凉州历史文化：程金城在《地域文学的蜕变与新生——甘肃小说创作略论》中提出，“文学中的历史，主要是民族的心灵史、精神的文化史”［4］。此外还有张继红的《文学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了历史？》等。(2) 发掘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地域文化：以贾小军的《五凉文化及其历史贡献》及朱瑜章的《河西走廊地域文学叙论》等最具代表性。( 3) 揭示作家的创作个性及作品的宗教内蕴：以张懿红的《雪漠的思想探险：从启蒙到宗教》、宋洁的《论雪漠小说创作中的藏传佛教文化》《论雪漠小说的佛教文化色彩》等最具学术价值。( 4) 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核及美学价值：以陈思和的《什么是美丽最好的定格？》、陈晓明的《细部虚实的美学气象与当代机遇——雪漠的 ＜白虎关＞》等最具代表性。( 5) 追寻作品中所记载的民俗文化图景：以郭茂全的《狩猎文化的式微与狩猎文学的勃兴》、张惠林的《西部大地上的民俗图景——读雪漠〈白虎关〉》等为代表。

2014年，雪漠的综合性研究集《解读雪漠》(上中下) 出版。这部研究集中的众多评论赏析从作品的背景、文本、主旨、结构、人物、宗教等多方面入手，运用美学、生态学、民俗学、女性文学、地域文学等不同的视域解读，极大地填充与延展了雪漠研究的话语空间，成为了迄今为止雪漠研究领域最丰富的阶段性成果汇总。文学论著方面有 2006 年中央民族大学甄瑞霞的硕士论文《荒漠中的孤行者：雪漠创作论》和2008年上海师范大学赵春的硕士论文《雪漠的宗教情怀与小说创作》、2008 年陕西师范大学杜建波的硕士论文《苦难人生的理性关照——雪漠小说创作论》、2012 年兰州大学孙英的硕士论文《论雪漠文学创作及其时代精神》、2014 年重庆师范大学刘泽庆的硕士论文《当下关怀到精神超越——雪漠小说创作转型研究》。这五部专门性的学术研究论著分别从“人民性”“宗教性”“思想性”“时代性”“精神性”入手，全方位的展现了作者的乡土情怀、创作个性、宗教思想、时代精神与酝酿转型。其中赵春的论文通过分析“作品中大量的死亡叙事和生存焦虑，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作者的宗教情绪” ［5］依托慈悲利众的大乘佛教教义对其加以解读，成为了各论著中最契合作者创作个性的富有价值的研究。

综上可以看出，当前学界对于雪漠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具体的文本研究，即主要针对小说的语言运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叙事主旨等方面进行探讨。但对于促成作家创作的外界刺激力以及作品中所张扬的河西民间文化形态方面论述较少亦或不够全面。本文所要继承与突破的便在于此，希望能够在对前人研究成果吸纳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考方向。

二、花儿、贤孝与河西宝卷——雪漠小说中河西民间文化

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组成部分的花儿、贤孝、河西宝卷等，与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密切地融合在一起，被作者敏锐的捕捉、撷取、淬炼后，成为了其一系列小说作品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广泛流传于西北地区九个民族共同传唱的民歌形式，花儿以其音乐性与文学性的精妙结合而成为中国俗文学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历代典籍中仍未找到明确的相关文字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产生于民间，来自于无名的集体创作，依靠口传方式流转。它的歌词想象恣肆、气魄磅礴、直率不讳，具有鲜明的北方民歌特点。同时，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诗经国风”“秦陇乐府”“梁鼓角横吹曲”等多种艺术源头。可以看出，花儿是长期以来西北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果实。这其中按照传唱的地域划分可知，雪漠在众多作品中所展现的花儿基本属于甘肃河州花儿的范畴。

在作者早期的“大漠三部曲”中，我们可以较多地看到花儿的影子。作为年轻人表情达意的抒情工具，花儿的内容大多为情诗，也多由女子演唱。在《大漠祭》中，“花儿仙子”莹儿的出场总是与花儿相伴。可以看出，莹儿将花儿视为自己匮乏生活的转移与内心情感的寄托，甚至将其纳入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灵官与莹儿的爱情中，花儿又起到了吸引与交流的作用。起初，是莹儿轻轻唱着“阿哥没有维我的心，枉费了尕妹的意思”撩拨了灵官的心弦;当灵官内心摇摆不定的时候，莹儿用“夜里起来月满天，绣房的尕门儿半掩。阿哥是灵宝如意丹，阿妹是吃药的病汉”大胆示爱，展现了大漠女子的率真与勇敢，也坚定了灵官的信念; 当二人情投意合，难舍难分时，莹儿唱着“四更里的月牙儿撇西了，架上的鸡娃儿叫了。手儿里摇来口儿里叫，你去的时候到了”满是温柔与爱恋; 当两人的感情面临波折，前途迷茫时，莹儿以“杀我的刀子接血的盆，尕妹我心不悔哩。手拿铡刀取我的头，血身子陪着你睡哩”表达了对灵官忠贞不渝的感情; 当灵官出走后，莹儿的花儿则变成了字字泣血的哀怨与思恋：“清水呀落了地了，把我的身子染黑了，你走了阔畅的路了”，“走来走来者——越远的远哈了——眼泪的——花儿飘满了——哎哩哎嗨呦——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有心了看一回尕妹来，没心了辞一回路来。活着捎一封书信来，死了着托一个梦来……”可以看出，作者正是通过花儿这一民歌载体，让读者感受到了一个曼妙轻盈的仙子莹儿，也窥见了她自始至终的美好纯善。这样我们才会更加感怀于她对爱情的执著，也会为她跌宕的命运唏嘘不已。

如果说在《大漠祭》中作者对于花儿的运用还限于人物形象的烘托与故事情节的展开，那么《白虎关》中，作者自始至终引用摘取花儿片段作为章节的开篇，则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民间立场，即“人不是在政治平面上行走，也不是在文化平面上行走，而是在大地上行走［6］”。这种“援引某种民间传统的人文资源进入当代小说叙事”［7的方式，将山歌花儿与书中三位主要女子的坎坷命运紧紧结合，以隐喻的手法，令读者在篇首花儿的暗示之中观照、感知河西人民的语言、心理和文化行为。譬如小说第一章标题：“黑云彩罩住了牛心山，九眼泉打了个闪电”，这句歌词摘自民间广为流传的回族叙事长诗《马五哥与尕豆妹》中《尕豆过兰州》一节，讲述了尕豆妹铁了心去兰州与遭难的马五哥会面，邻里乡亲一同为尕豆妹准备了行装和盘缠。而这一句关于途中雷雨前阴郁天气的描摹，起到了比兴的作用 一方面烘托出尕豆妹悲痛交加的心情，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衬出其“我要到兰州去看一趟，宁可叫一刀子戳上”的决心和毅力。作者巧妙地借本章标题与小说中老顺撞到猛子偷情后心中一连串的震动与波澜加以结合，将老顺的懊恼与无奈展露无遗。

除了花儿以外，凉州贤孝与河西宝卷也是极富西部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贤孝是凉州地区历史悠久的一种说唱形式。宝卷，亦称宝传，通过演唱——即宣卷的方式在民间广为传播。虽然二者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在内容主旨、传播途径、演唱形式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唐、五代时期敦煌变文的影响。在雪漠的小说《野狐岭》中便有这样的片段：“一个瞎贤抱个三弦子，唱了一段凉州贤孝…好些上香的人，都围了那瞎贤，听他唱《吕祖买药》……那三弦子的声音激活了我许多的感觉”［8］。作家本人更是直言：“后来我才发现听贤孝，是我最早的艺术熏陶，它直接影响了我可要是没有贤孝的熏陶，也许就没有我的创作。”［9］可以看出，二者之所以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经久不衰，一方面是由于凉州地区儒释道三教在历史中的多元共构完成了二者在社会功能中的教化意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区别于中原丰饶之地的河西走廊位置偏远，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恶劣，农民生活格外艰辛落后，娱乐活动匮乏。宣卷和唱贤孝等民间艺术活动扩展了他们的视野、减轻了他们的苦痛、肯定了他们的信仰，因此格外受到当地百姓的喜爱。这或许可以解答作者将诸如花儿、贤孝、河西宝卷等民间文化、宗教信仰积极引入小说作品之中更深层次的含义：“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10］

三、困境中的一曲挽歌——雪漠小说中的河西民间礼俗图景

民间礼俗历来是众多乡土小说中地域、民族文化书写的重要构成部分。从沈从文、艾青、莫言至陈忠实再至雪漠，“任何作家的创作里，也都会毋庸置疑地留下自己植根故土的明显胎记。而民族，更有着非凡的意义，她不光是一种记忆，一种滋养，更是一种血统，一种底色，一种支撑，一种信仰”［11］对于扎根西部的作家而言，尤为如此。当这片原始生命力高扬的土地开始猝不及防地卷入现代化进程时，西部作家内心的震动、困惑可想而知。正如雪漠所言：“那亘古的黑夜很快会淹没一切……除非在另一个新生的大劫里，重新诞生人类，重新孕育出新的农业文明。”［12］因此雪漠在作品中以冷静的笔触演绎了一曲曲现代商业冲击下河西民间礼俗的挽歌。

首先，婚嫁礼俗是考量一地乡土社会特质以及乡土变迁广度与深度的一个重要标准。河西地区的婚嫁习俗在典型地貌特色以及多元历史传承的影响下呈现出了多样的形态。一方面，以传统儒家六礼为主的河西婚俗对当地农民仍根深蒂固地产生影响；但另一方面，伴随着商业大潮纷至沓来的新的婚 姻价值观念和礼俗也逐渐对传统古朴的礼俗产生碰撞与冲击，因而现代河西婚俗整体而言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简朴与崇奢、进步与落后多元杂糅的局面。譬如在“大漠三部曲”中写到莹儿二嫁时在新房门口跨火盆的风俗，就是指新娘子在进入婆家大门时要跨过一个火盆，寓意着将来的路上带来的一些不 干净的东西清掉，以崭新干净的形象进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北人趋福避祸的民俗心理。此外，还有猛子参加花球婚礼时的闹洞房，这一习俗很早就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求喜庆、爱热闹的心理：“越喜越闹，越闹越喜，人不闹鬼闹”。可以看出，一些落后蒙昧的习俗在流传中被慢慢摒弃，保留下来的更多是当地传统的民风民俗礼仪，体现着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优良品德。但是，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河西婚俗嬗变中的一些遗留问题以及所面临的新的困境。譬如由于双方家境的困窘，作为农村“换亲”这一传统婚俗下牺牲品的“花儿仙子”莹儿，只能强忍着对小叔子灵官的爱意而与憨头结合，在这场无性亦无爱的婚姻中徒耗着青春，最终酿出了一幕女性婚姻的悲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河西地区婚俗中某些方面的迟滞与倒退。

此外，雪漠作品中所展现的狩猎情节同样属于陌生而又熟悉的原生态文化范畴。狩猎文化即“是以狩猎活动为中心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及其相关思想观念组成的文化系统” 。［13］作为军事交通的重要屏障，古河西地区历来受到各封建王朝的重视。当地农民利用天然条件大力发展农牧业经济，使得“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卷 216) 。但是随着自然条件的变迁以及人类的过度索取，明清以来，河西地区的植被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严重、旱灾蝗灾逐年增加。绿洲垦区的荒漠化现象使得当地的耕地资源极为有限，农民们不得不在原始耕作的基础上通过狩猎向大漠深处继续索取。作者通过对老顺的捋鹰、孟八爷的猎狐、包括偷猎者的围猎等等或许即将消失的狩猎文化的详细刻画，使其在文学创作中被重新书写。正如有学者所言：“一种文化现象的衰落可能会在文学中获得再生，获得在文学镜像中再次被观照的契机”。［13］

在狩猎文化的书写中，作者也展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狩猎心理。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漠祭》中孟八爷打狐子的智慧：“只是人太贪了。一贪，就坏了。贪是坏事的根。酒好不好？好，舒筋活血，可一贪，喝个吐天哇地红头黛脸的，反倒成病了。狐子，也一样。你缺钱，打几只，贴贴家用，可以。要是你打了一个想两个，打了两个想十个，只想叫存折上添个数儿，这就不对了。”［14］，另一方面，《猎原》中偷猎者血腥残暴的赶山也令人触目惊心：“另一山上，立着一人，看野兽走向，野兽逃向哪儿，就喊哪儿的号，被喊者便敲锣呐喊，惊野兽回头。十几号人摆成瓶状，把野兽赶往瓶口。可那没人吼叫的瓶口，却可能是悬崖。”［15］年轻的拉姆也因愤愤不平而惨死在凶手的刀下。作者用冷静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心灵的猎原上每个生命个体的“猎”与“被猎”，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残忍暴戾的狩猎行为的愤慨与发指以及善良的个体悲剧命运的同情与无奈。“读者透过这种平静不难观察到作家对沉重本真人生不平静的思索，和对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的终极意义上的叩问 。”［16］

有学者指出，“中国人怎样回到传统，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自己的现在和怎样设想自己的未来……西方人回到传统取决于他们对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当代解释，而这种解释和启示，也就取决于他们今天如何应对和处理当前的诸如全球化这样的问题”［17］。民间文化视域一方面构成了当代乡土文学嬗变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亦拓展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参考体系。在对以“大漠三部曲”为代表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河西小说研究中，河西特色的诸如民间信仰、民间歌谣、民间礼俗等民间文化样态对河西小说作家创作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由于受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浸染，河西民间文化的精髓，便成为了雪漠小说创作实践的重要主题。但是也应该看到，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雪漠的部分小说创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这难免会影响其写作风格的进一步提升。纵观雪漠的早期创作，我们能看出其浓郁的地域性风格一方面令其成为乡土文学的多声部合唱中卓尔不群的独唱者，但却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写作视野与深度。诚如弋舟所言：“如果我们承认时光在流传，世界在改变，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西部特色’也将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所指” 。但是瑕不掩瑜我们有理由肯定，在强大的全球化及商品经济洪流裹挟下，雪漠对河西特定文化景观的传承、坚守与反复书写，正彰显了其在现代化语境中探索救赎之路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赵学勇：《守望•追寻•创生: 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吉狄马加：《中国西部文学与今天的世界:——在中韩作家对话会上的演讲》，《青海日报》，2009年7月10日。

［3］雷达：《西部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飞天》，2001年第10期。

［4］程金城：《地域文学的蜕变与新生：甘肃小说创作略论》，《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5期。

［5］赵春：《雪漠的宗教情怀与小说创作》，《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

［6］陈思和：《理解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7］徐炯、徐德明：《白虎关中花儿的叙述功能》，《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1期。

［8］雪漠：《野狐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9］雪漠：《凉州与凉州人》，《收获》，2003年第2期。

［10］陈思和：《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

［11］金莹：《“甘肃小说八骏”谈写作：回到自身，诚实勤奋地劳动》，《文学报》，2012 年第1期。

［12］雪漠：《白虎关：写作的理由及其他(代后记)》，上海文艺出版，2008年。

［13］郭茂全：《狩猎文化的式微与狩猎文学的勃兴》，《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4］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

［15］雪漠：《猎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

［16］赵学勇、王贵禄：《论西部作家的文学精神》，《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7］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反思： 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中国读书报》，2002 年第7期。

［18］陈思和、高凯等：《欢迎甘肃“小说八骏”的上海之旅》，《上海文学》，2005年第9期，

（刊于《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8月第34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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