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精神萎，何必祭奠之——论雪漠长篇小说《大漠祭》

大漠精神萎，何必祭奠之

——论雪漠长篇小说《大漠祭》

权维伟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甘肃籍作家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祭》，一方面描绘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西部农民悲壮的生存境遇，笔调辛辣、朴素和真实，为一直处于中国主流文学创作群之外的“甘肃农民”赢得珍贵的一个席位，也开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窗口。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关注点只集中在“大漠”生活的原生态图景再现方面，而是应该多挖掘以“老顺”为代表的西部农民“灵魂”逐渐萎靡和懦弱带来的“悲剧”启迪。

元曲作家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八字一针见血地“画”出千百年来处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生存困境图，无论时代的磨盘如何转动，推磨的“人”（统治者）如何走马换将，磨盘只不过是按照规划好的运转路线走圆圈而已，碾压的成果是历时不可胜数的劳苦大众的“灵魂”汁液，而没有向前迈出一小步。西部作家雪漠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北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出生贫困，在底层经历了“摸爬滚打”和“跌跌撞撞”的苦难生活，所以对这片贫瘠和荒凉的西部土地和生活于此土地上的农民格外的熟悉。我们可以在这幅壮丽但不温情的大漠生活中，体会到生活施加于农民无边无际的苦痛，感受出以主人公老顺家为主轴的整个大漠生活的无聊、无奈和无辜。毫无疑问，雪漠对大漠农民生活苦难地描写具有“血淋淋”的真实感，这种直观感受会带给读者血脉膨胀的刺激感，这种刺激感进而会转化为强烈的刺痛感。令我们这些在进入21世纪并沐浴过民主和文明阳光的所谓“文明人”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对于这令人精神难堪的西部一隅，我们有多少人回避过，又有多少人选择真诚地书写过，提醒人们应该让被自然和社会所遗弃的“大漠”享受春风的吹拂和细雨的滋润。雪漠作为“大漠”（西部）生活的忠实记录者，雪漠的文化功绩大致于此。但是我又不能以其功绩而容忍或者说漠视雪漠长篇小说《大漠祭》中的瑕疵，我认为此书最大的瑕疵就是以老顺为代表的广大西部农民精神的萎靡不振和“随遇而安”，说的严重点，这是一群具有典型阿Q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的西部农民。为何我敢定下如此“狂妄”基调？生于大漠、死于大漠中的老顺、灵官、憨头、猛子、兰兰、和莹儿等人物就是此基调得以确立的鲜活人证。

首先，这部小说立足于西部土地上的典型地貌—大漠，又选取了原汁原味的老顺作西部农民生活的“扮演者”，选景、选人都可谓独具西部文化特质。最凸显西部农民生存困境无疑是以小说“再现”这段残酷的生活史，可是这段历史只是以“顺从”为标签，而不是以“抗争”为标志。老顺无疑是最具有“顺从”特性的人，他的一生只为“五谷杂粮”而活，为上交政府的税款而活，为儿子娶妻和生子而活……他活着只是为了完成政府所安排的“任务”，他活着从来没有想过生活为什么会如此痛苦、艰辛和沉重，他活着是没有“意味”的活着。生活即便多么痛苦不堪，他多数情况下以沉默作为对生活苦难的回应，只能吧嗒、吧嗒抽着烟，只能对着天空骂着“狗日的，老天爷，还让不让人活。”骂完之后，老顺心情也就平静下来，生活中的“暴风骤雨”被他转化成为“波澜不惊”。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禁锢的旧农民，他精神的萎靡如果可以被谅解的话，那么以灵官为代表的新农民对自己困顿的生活状态的被迫妥协则使人哀其不幸，怒气不争。与父亲一辈不同的是，灵感深切地知道自己所处生活的痛苦，他急切地想凭借考上大学进入城市，逃离乏味的农村生活。可以说，在对生活状态不满的时候，他内心同时也渴望着改变这种单调的精神状态，他为此做过一小步的抗争。可是生活的苦难就像走不出的宿命，灵官越是想摆脱这苦难编织之网，就越感到他已经深陷于网中，微小或者剧烈地抗争只会让自己在网中越陷越深，直至被命运所吞噬。生活的苦难会使人物质条件困窘，丧失掉生活的信心，但不至于让人一蹶不振。但灵官经过生活的无情锤炼被迫接受了“天生是个刨土吃的命，就刨土算了”的命运，这可以说是灵官最后出走、不知所踪的主要原动力。灵官对生活的无欲无求导致了他精神世界的灵魂枯萎，物质生活的贫穷和精神生活的枯萎可以说让灵官不再是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人，他活着如同行尸走肉，没有知觉。再举换亲中嫁给憨头的莹儿，她是一位公认的“花儿”仙子，作为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她的命运本身就充满悲剧感，可是苦难从来都特别眷顾“屋漏偏逢连夜雨”的人，她嫁的憨头偏偏又不育，憨头给予不了莹儿所渴求的爱情生活。机灵和聪慧的莹儿遵循内心对爱情和生活的规划，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小叔子灵官，于人性可顺人意，于道德则不忠贞。莹儿想要改变现有苦难生活只能算是一种简单的生活追求，还触摸不到认识苦难生活本质和解放自我精神的层面，所以她最后会顺从命运的“强暴”安排，嫁给了小叔子猛子，他活着犹如任人摆布的木偶，傀儡般附和的活着。其余例子，太多恕不能一一罗列，因其人物对其命运的屈服和精神的涣散与以上所举人物如出一辙，全部罗列具有重复啰嗦之感。

其次，关于描写“老中国儿女”生存苦难的作品何其多，最典型如现实主义作家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神实主义”作家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苏童的《米》等，但我很少能被一部作品中整个无望、无助和颓废的气息所包围过，而《大漠祭》当属此列。整个“大漠”就是一座精神萎靡、灵魂缺失的墓地。

鲁迅先生说：“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许多作家只能做到把“有价值”的悲剧作客观地陈述和展示，让我们直接触摸和感受到生活的苦痛，从而进行感性层面的体验，而不去沉思为什么会产生此悲剧，甚至如何解决此悲剧。悲剧的真谛也绝不是苦难事实的简单客观再现，悲剧的意义是在生存苦难中磨砺出生命力和愈挫愈勇的精神，让我们铭记人类孩童时期青春美好的生命魄力。这种悲剧虽因苦难让人感到命运的残酷无情，但是更让我们看到人类因抗争苦难命运而凝聚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一种“乐观”的生存悲剧，与那些纯粹渲染暴力苦难的悲剧有阳春白雪之别。这种“积极向上”的悲剧作品在阎连科小说《日光流年》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提出了解决三姓村农民生存苦难的办法是寻找到人生原初的意义——坚毅勇敢、不屈不挠等中华民族精神。令人可惜的是，虽然雪漠书写西部底层农民生存苦难的笔触很真实，但是他缺乏一种解决生存苦难的意识。以老顺为代表的西部文化精神内核是极其萎靡的，他们从来没有在灵魂深处思考过、抗争过生活中的苦难，只是牢固地坚守着自己生存的所谓原则：还不如索性就黑了的好。不奢求幸福，就没有痛苦；不渴望光明，就不嫌弃黑暗；不构建未来，就不埋怨现在。说得难听点，这就是典型的“鸵鸟”式活法，一遇到危险苦难，便把头埋进沙子里，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如果任由这种“坏”文化控制人们的精神，那么整个社会遍会浑浑噩噩和得过且过，整个人类就会毫无进取、探索和拼搏之心。我知道作者雪漠是深爱着生活在大漠中的农民兄弟的，但《大漠祭》很大程度上祭奠的是农民们的生存苦难，而我认为这部作品更应该祭奠那些因为生存苦难而变得麻木和懒惰的灵魂，这种“肮脏”的灵魂统治人们多久、怎样“洗涤”这些受过污染的灵魂比单纯的直面大漠苦难生活更重要。

参考文献：

[1]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古典文学名篇赏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2]雪漠，《大漠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3]阎连科，《日光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4]鲁迅，《鲁迅文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刊于《青年文学家》2015年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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