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北乡土的一种书写——简论雪漠的系列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

关于西北乡土的一种书写

——简论雪漠的系列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

马梅萍

摘要:甘肃作家雪漠的系列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包括《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三部，小说聚焦于河西走廊的一个普通村落，通过农民老顺一家的艰难生存与命运遭际再现了西部乡村的现实苦难，语调沉痛激越，风格粗粝狂放，为西部文学的多样化呈现提供了一种悲愤犷悍的书写。这种别具西部特色的书写在他的作品中分别表现于底层生存的观照、乡土焦虑的抒发、乡野活力的呈现、乡土批判的隐现等几个方面。

雪漠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甘肃文坛新秀，自长篇小说《大漠祭》的出版受到关注以来，其创作势头持续上涨，相继出版了“大漠三部曲”中的另两部《猎原》《白虎关》以及“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等长篇小说，另有小说集《雪漠小说精选：狼祸》和其他非文学类作品。其中，以西部乡村底层生存为叙述内容的“大漠三部曲”在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大漠祭》曾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及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白虎关》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复评中排名第三十六位。对于甘肃文学而言，雪漠的“大漠三部曲”丰富了省内长篇小说创作的成果，并为甘肃文学走出省外出了一份力；对于西部尤其是西北文学中的乡土书写而言，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提供了一种别具酷烈特色的书写方式。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曾有一节提到雪漠，著者认为起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红柯、石舒清、董立勃、郭文斌、陈继明、叶舟、雪漠、漠月、唐达天、史生荣、张学东、季栋梁等西部新小说群的崛起“使蓬勃生长的西部文学有了向未来延伸的生命力。”［1］

李建军也在《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中以代际命名的方式将包括雪漠在内的甘肃青年作家与陕西、宁夏、新疆的青年作家群并称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2］不管以何种方式命名，这些作家都摆脱不了乡村在城市化、商品化等现代性境遇下的尴尬处境。时代与地域等生存场景大致相似，但作家们的个体感受却千差万别，文学表达也更为多样。陕西作家红柯的新疆题材小说写出了自然神圣的西部与具有生命血性的西部人；宁夏作家石舒清在对凡常乡土人生的超越中营造了精神自足的温情西部；郭文斌以乡土的传统礼仪习俗为切入点编织了诗意化的纯净西部；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散文再现了一个静水流年、人畜共处的悠缓西部。在以上西部认知之外，雪漠提供了一种揭示基层官僚机构挤压下乡村生存步步维艰的犷悍悲愤的西部。

以下，笔者分别从底层生存、乡土焦虑、乡野活力、乡土批判几个方面分析雪漠犷悍悲愤的西部乡土书写。

　　一、底层生存的观照

“大漠三部曲”的故事序列与人物命运轨迹具有承续性，主要以农民老顺一家为横剖面，反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新世纪社会转型期日常生活农民贫困交加的乡土生存。《大漠祭》叙述了沙湾村农民老顺一家穷困无望的生活故事。老顺夫妇被各种各样的生计问题压弯了腰，儿女们同样难以摆脱贫困导致的苦难：大儿子憨头得病无钱医治，最后致癌死去；二儿子猛子娶不起媳妇成天惹事生非；女儿兰兰被迫给哥哥换亲婚姻不幸。［3］《猎原》通过猛子与孟八爷的大漠打猎见闻，再现了大漠中的酷烈生存图景；［4］《白虎关》以猛子与兰兰、莹儿姑嫂为主人公，在沙湾村逐渐城镇化的背景下展示了他们为生计艰辛和命运不幸的苦苦挣扎。［5］相比较而言，《大漠祭》重在对乡村物质贫困与基层官僚腐败的揭示，《猎原》偏于对酷烈自然生存的表现，《白虎关》趋向对城市化破坏乡村生存环境的焦虑。尽管偏重不一，但三部曲一致的焦点始终是底层农民的艰辛苦难。

在中国的农耕传统模式中，“以农为本”的核心观念保障了农民的生存与价值。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以来，中国的农民地位经历了起起落落的变换波折。从新文化运动伊始作为愚弱精神的能指，到革命年代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革命生力军，到建国后民粹思想延续下拥有了优越的社会身份，再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步入城市化进程后沦为被城市挤压的对象，其社会身份的重要性最终被消解。城市对乡村的掠夺，资源分配的不公，再加上部分乡镇干部的官僚化野蛮作风，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无可选择地成为了社会底层，而底层生存总是与艰辛、屈辱相伴。

当代的许多作家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底层的苦难是留在他们身后的深刻记忆。书写乡村的艰难、发出底层的声音成为一部分作家对土地给养的回报。来自武威乡下的雪漠没有忘了生息于那块土地上的父老以及他们的苦难，在强烈的底层意识的驱动下，他投入极大感情创造了“大漠三部曲”中老顺一家系列，借以在生存的层面观照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困顿处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雪漠的创作具有了价值。

雪漠的底层书写聚焦于再现农民生活的穷苦。因为穷，老顺没能力为儿子娶媳妇，被迫用兰兰给憨头换亲，并面对猛子不断与人野合的丑闻而倍感羞愧；因为穷，憨头舍不得花钱看病才最终导致癌变；因为穷，瘸五爷娶不起媳妇的儿子得了神经病。日子在捉襟见肘的无望中一天天熬过去，像老顺那样操劳终生是沙湾村农民的一生写照，作者借老顺夫妇之口感慨：“活的没有盼头”。

在表现乡村底层的苦难时，雪漠通过官——民冲突的模式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乡村基层官僚，通过对他们盘剥农民的乱摊派、乱收费行为的谴责，沉痛地表达出官僚腐败是加重底层苦难的重要原因，这使雪漠的底层观照具有了社会批判的现实意义。小说中的这类冲突比比皆是。如《大漠祭》中适逢天旱，尽管农民早交了水费，但水管所不但不及时放水，还乘机再次索取高价水费，使农民气愤难耐。再如《白虎关》中猛子与白狗因队长贪污公款而偷了队长家的豆子泄愤，没想到老实巴交的王秃子却被冤枉为小偷，并遭到队长夫妇的侮辱。气疯了的王秃子出狱后，杀了队长的妻儿，然后自杀，演出了一幕不该上演的悲剧。

雪漠笔下的农民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在底层的无助困境中。他们也曾以一己微薄之力抗争，但抗争的结果依然是无法扭转的困苦。因此，面对这一社会问题，雪漠通过作品中人物的遭际与悲叹，一次次诘问苍天，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二、乡土焦虑的抒发

除上述官民二元对立格局的设置之外，“大漠三部曲”中还隐含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城市仿佛一个冷酷的庞然大物虎踞在乡村的近旁，时不时吞噬着乡村的身影，冲击着乡村固有的秩序。此处的城市不再是一个实体，而成为欲望与罪恶的所指。在城市挤压乡村的叙事场景中流露出了作者深深的乡土焦虑。赵学勇认为，当代西部小说有对于社会的强烈“干预”意识，雪漠的《大漠祭》《猎原》等都显示出“文学对于社会的一种真诚的责任。［6］

    （一）对城市化进程破坏乡村生存格局生态环境的焦虑

　　相较于《大漠祭》《猎原》较为静态的乡土生存秩序，《白虎关》中城市横冲直撞地介入了乡村。沙湾村的河滩地白虎关发现金沙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先后有许多人来白虎关淘金。随着淘金者的蜂拥而入，白虎关寸土寸金，土地不断被卖被征占。原本无人问津的河滩地建起了一座座象征城市的高楼大厦，饭店、旅馆、银行、商店、洗头屋、歌舞厅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白虎关开始充斥着城市的喧嚣与欲望。沙湾村即将变为城镇，村民们不再贫穷如故了，然而他们的代价却是失去了乡土的宁静，失去了对于土地的拥有与亲和，过渡破坏的环境也预示着来自大自然的惩罚即将到来。

　　（二）对乡村价值观念受城市冲击逐渐瓦解的焦虑

　　城市在雪漠的笔下是一个滋生罪恶、腐蚀人性的所在，它不仅伤害了乡村的躯体，更蚕食着乡村的道德人伦。如双福进城后变了心，抛弃了患难与共的结发妻子；月儿进城后堕落了，不再纯洁如初。《大漠祭》《猎原》中那种不管多穷也一家有难众人支援的古老人情到城镇化的《白虎关》里逐渐弱化了，人们都忙着挣钱而没有心思去理会别人家的事了，连农忙时邻居间的帮忙也开始算工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冷漠，作者的叙述因此忧心忡忡。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在当代文学中一直是个纠结的存在。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就曾在这个十字路口苦苦徘徊，对他而言，选择城市意味着实现理想，选择乡村意味着放弃发展，虽然他心中爱着象征乡村的巧珍，但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还是忍痛割爱走向了象征城市的黄亚萍。在《人生》中，城市充满了吸引力，它与大有作为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这显示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人对于以城市化为外在特征的现代化的期许。三十年过去了，除部分偏远地区外，中国基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城市更是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而在一些具有底层意识的作家笔下，城市开始与对乡土的伤害联系在一起，城乡对峙的格局隐然形成。如刘庆邦小说《家园何处》中的何香停、李进祥小说《换水》中的杨洁以及雪漠小说《白虎关》中的月儿等美丽的乡村女儿都在城市被迫沦落，染上了象征罪恶的性病。诚然，城市本身是无辜的，此处的城市无疑是现代性的表征符号，这些底层文学写作者的厌城情结实质上隐含着对现代性的质疑与抵触。应该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远没有社会进化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

三、乡野活力的呈现

“大漠三部曲”之所以为评论者称道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写出了西部特色。当然，西部特色并非如西部电影中所渲染的那样是一种单一的雄奇苍凉，西部是复杂的，如前所述的西北青年作家们笔下的西部也是各具形态的多样西部。在这种多样化的西部书写中，雪漠对于西北乡野活力的文学表现使得西部文化人格中犷悍的一面得以张扬。

雪漠笔下的乡野活力不同于莫言作品中刻意追溯的“种”的强悍，也不同于红柯笔下英雄血性的阳刚之气，雪漠的乡野活力是一种没有规约、不乏粗野的民间自在生活方式与民间性格，它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

（一）犷悍的民风

　　乡村的民间生活空间本身就自由自在、较少约束的，更兼雪漠的家乡武威乃古代有名的西北边陲凉州，北地辽远，北风豪放，所以这里的民风与南方相较更为粗犷些。在雪漠刻意追求再现原汁原味的民间的创作意图下，西北乡村的粗犷民风表露无疑。如小说中多次写到打架：猛子因与双福女人私通被双福发现后二人的打架，猛子、白狗们因淘金起冲突与双福家沙娃们的打群架。文中还饶有趣味地写了骂街场景：会兰子丢了黄豆后在众人的围观中跪在地上边哭边声嘶力竭地咒骂，时不时用脑袋撞着地面，弄得满脸泥污，并对嫌丢人的男人咆哮不已。乡间女人的骂街、哭丧常常同时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公开的表演，雪漠笔下如此猛烈的骂街确也堪当彪悍了。

（二） 奔放的原始生命力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这句话在民间世界中体现得比较直接，在缺乏文化娱乐的前现代乡村的某些地区，男女间直露的玩笑与嬉闹甚至成为一种娱乐，原欲无形中成为生命力的体现之一。雪漠的“大漠三部曲”中乡村世界始终不少原欲的生命野性。如猛子到了结婚年龄娶不起媳妇，就经常与人偷情。许多时候，猛子们的偷情与爱情无关，它只是一种粗野的原始情欲的发泄。甚至老汉们见面也时常拿儿媳妇开玩笑。另外，《白虎关》每章都以西北地区特有的民歌形式“花儿”为标题，三部曲中与灵官萌生了爱情的莹儿也自始至终吟唱着“花儿”。花儿本身就非雅歌，它多由青年男女在野外吟唱，用以表达男女之情，歌词大胆直白，别具奔放的乡野活力，成为了“一种坚韧、顽强的生命力。”［6］

　　（三）新奇的地方文化形式

　　雪漠笔下的乡野活力还表现在一些充满想象力与新奇感的地方文化形式上。如类似于狐子拜月和磨脐山金磨的民间传说在小说中时常出现，而齐神婆的算命、看病、禳灾伴随着沙湾村人的生老病死，黑皮子老道领着人们入关修炼也使兰兰的心灵开始平静。一种文化如果只有一个维度就丧失了活力，传说也罢，民间信仰也罢，正是多元开放的态势使雪漠笔下的民间具有了更多活力。

　　四、乡土批判的隐现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派产生至今，乡土小说就一直有一条时隐时现的批判线索，即使如始终强调农民立场的“文摊”作家赵树理也会温和幽默地批判农民的劣根性。用了二十年时间写沙湾村农民的雪漠同样没有因用情之深而绕开农民的痼疾这一话题，虽然大漠系列的原型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乡亲，但作者写作时仍然以有距离的眼光来审视他们，对农民性格、观念中的某些暗疾进行了隐隐的批判。

（一） 对乡村社会男权思想的沉痛质问

可以说男权思想是导致大漠系列中众多人物命运悲剧的罪魁祸首之一。白福为了传宗接代，怕女儿克着即将出生的弟弟，生生把女儿骗到沙漠里冻死；王秃子因生女不生男，被人骂断子绝孙而气急杀人。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基本社会单位的农耕国度，从生存的现实而言，男性是农业活动的主要劳动力；从家族发展及生殖的角度而言，男娶入壮大家口，女嫁外资源外流。所以男权文化源远流长，时值今日在乡村这种观念仍是主流，女性的主体性处于受压抑的状态。来自农村的雪漠对此深有体会，因此其作品隐现了对男权思想的质问。此外，大漠系列中正向价值的承担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如双福女人是情意的担当者，莹儿是美与爱的象征者，兰兰是现实人生的超脱者，这种情感倾向无疑也流露了作者对乡土男权的批判。

（二）对农民性格中的非理性因素的间接批判

　　“大漠三部曲”中的沙湾村村民们大多性格鲁莽，遇事的反应基本是听凭直觉，缺乏慎重思考，显示了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猛子性格的非理性最为明显，他所做的打架、偷情、偷东西等事情几乎都是一时意气所致，至于以偷豆子的方式报复队长贪污和用挖祖坟的手段发泄仇富心理等行为就更可笑可气了。猛子每当冲动之下做了不该做的事，几乎事后都会后悔，他对自己的否定本身就隐含着作家的批判视点。如果说猛子的非理性是一种意气用事的率性妄为，那么迷信、盲从则是大多数村民的非理性表现：老顺夫妇对神婆的话几乎从来都是毫不质疑地照办，但他们的运气没有丝毫转变；白福向神婆求生子之法，屡屡失效却仍然盲从。作者在故事中通过叙述语气对此作了间接的批判。

（三）对农民性格中的奴性表现的反思

　　雪漠“大漠三部曲”中的农民形象大致上是比较粗放的，但偶尔在他们的身上也会发现畏官顺从、息事宁人的奴性。如大头当了村长后贪污公款引起民愤，但当猛子当众抨击村长时，村民们不仅不呼应，还随声附和村长。再如憨头几乎在承受任何不公时都没有反抗。雪漠的乡土系列主要目的是写出农民的艰辛，因此对于农民偶尔表示出来的奴性，作者没有强烈谴责，而多是一种默默心痛式的反思。

　　总体而言，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是值得称道的，该系列最有价值的就是作者秉承农民之子对于乡土的水乳之情，以鲜明的底层意识观照了农民在基层官僚机构和城市现代化双重挤压下的艰难生存，其社会批判的力度显示了一个作家不平则鸣的勇气。而文本粗犷的格调也同时丰富了文坛西部叙事的多样风格。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346页。

［2］李建军：《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上海文学，2003年8月出版第46页—53页。

［3］雪漠：《大漠祭》，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出版。

［4］雪漠：《猎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5］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

［6］赵学勇、孟绍勇：《革命乡土地域: 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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