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漠三部曲”看西部农村女性的生存现状与出路

从“大漠三部曲”看西部农村女性的生存现状与出路

文\侯鹏（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雪漠的“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让我们看到了西部农村女性的命运变迁以及她们的文化心理。她们在物质贫困与精神危机的双重考验下，如何走向重生？在社会转型时期，她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本文试做一些探讨。

西部地处我国偏远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西部被人贴上了贫困落后的标签。但作为西部本土作家，雪漠对故乡爱得深沉，雪漠在谈他的写作感悟时说道：“我认为，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1]481，雪漠对西部农村农民，特别是农村女性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有力地描写，感受着她们的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悲哀……”

一、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戕害

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因素的限制，凉州沙湾村的人民大部分都是在贫困线上垂死挣扎，吃饭靠山药米拌面，出行靠骆驼，病了也只能选择隐忍或者依靠土方治疗，一场大病就会使一个家庭负债累累。在这种条件下生存的女性更为不幸。在《白虎关》中，兰兰曾有这样一段叙述“记得，电影《魂断蓝桥》里说，战争撕碎了一切。这里，用不着战争，或者说，一生下，就堕入了战争：生活露出了尖牙利齿，三咬两咬，就咬去了与生俱来的女儿性，咬得她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了。”[2]19可见女人投生到沙湾村这个地方就仿佛已经注定了她的命运将以悲惨结局。雪漠以写实的笔法揭示着西部女性的生存现状，女性们在这片土地上演奏者她们悲怆的“命运交响曲”。

为儿子成婚本应一件喜事，但沙湾村的人们并没有为此而增添太多喜色，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为儿子娶妻却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冬衣钱、夏衣钱、逢年过节的零花钱、开箱钱、开包袱钱等等乱七八糟的钱。这乱收费，已深入婚姻了。”[2]43刨土的他们面对这笔结婚的“巨款”，真是绞尽了脑汁，换亲看起来是一个双方都不吃亏的事情，兰兰与莹儿的换亲对于两个家庭而言是幸福的，父母操劳一生，终于解决了儿子的婚姻问题，但对于兰兰和莹儿来说，这是一场悲剧，这种婚姻完全是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之上的，就像货币出现以前的货物交换一样，这两个年青女性被双方家庭像交易货物一样进行粗暴地交换，双方家庭都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却没有人去关心自己女儿的婚姻是否幸福。事实证明，这种建立在交换基础的婚姻并不牢靠，白福虽是干活的一把好手，但他性格粗暴，嗜赌成性。白福与兰兰的婚姻最后就变成了简单的繁衍后代，作为一个女人，兰兰的脑子里只剩下了被强暴的记忆。在这个重男轻女的乡土社会，兰兰因没有生下一个男孩而一直为婆家所诟病。白福竟然能异想天开的相信齐神婆的言论，认为女儿引弟是白狐子转世，克弟就成了这个小姑娘离开人世的理由。可怜的引弟至死都没有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被这个法律上称之为父亲的人抛弃。中国古语有云：“虎毒不食子”。白福竟然能为一种荒谬的言论不惜牺牲女儿的性命，与这样的男人食同桌、寝同床，何来幸福而言？女儿引弟的离去，严重影响到了兰兰的精神，再加上后来白福的家暴，使她彻底认识到与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自己注定将走向毁灭，所以她决然的离开了这个家，并发誓誓死不踏进白福家半步。莹儿与憨头的前期婚姻生活在人看来并没有诸多不幸，憨头老实可靠，没有任何恶习。但是命运总喜欢和弱小的人类开玩笑，憨头具有男人难以启齿的隐病，这使得他们的婚姻生活大打折扣，憨头的英年早逝更使得莹儿后来的悲惨遭遇命运更加曲折。贫穷使得亲情和人性变得扭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经历了婆家并未成功的“再婚”安排之后，莹儿又被卷入了另一张大网，娘家的亲生母亲费尽心机把女儿嫁给屠夫赵三，最终的促成了女儿的毁灭。太阳依旧照常升起，生活还得继续。兰兰和莹儿面对这种不幸的婚姻做出了不同的抉择，兰兰依靠宗教信仰的力量升华了灵魂，莹儿则守着自己的纯洁之心死去。父母之命的婚姻是一场悲剧，而靠媒妁之言走向婚姻殿堂的女性同样无法躲过这种命运，老一辈的女性以猛子妈、花球妈、莹儿妈为代表，这些传统的女性当初也是在花一样的年纪选择了结婚嫁人，一辈子围着土地转，围着锅台转，牵儿引女，凑活着过完了她们的大半生；年青的女性以会兰子、凤香、秀秀为代表，她们也是沿袭着老一辈的生活方式，简单的复制着老一辈的生活，凑活着过日子。从这些女性的生存现状我们可以看出，在西部农村，女性深受父权制文化传统的影响，被神权、父权、夫权束缚，依旧作为一种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当中。

经过婚姻的洗礼，“她们成了婆姨。婆姨不是女人。婆姨是机器：做饭机器，生育机器，干活机器……女人本有的东西没了，该有的情趣消失了，该得的享受被绞杀了。”[2]24这些西部女性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作为一名社会女性，她们被父权制下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任意“交换”，作为一名儿媳，一名妻子，女性的人生价值和终极意义是通过侍奉公婆和为夫家传宗接代来实现的。不仅男性存在“男尊女卑”的观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观念已经深入到女性的潜意识当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在女性的意识当中，男性就是她们的天，男优于女这一观念一直植根于女性的脑海中。在2010年冯小刚拍摄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地震发生后，李元妮的一双儿女被困在一块水泥板两端，若要营救，必然牺牲一方以换取另一方的安全，在关键时刻，母亲选择了救弟弟。可见男优于女并不是男性独有的观念，女性也深受其害，有时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不是男性意识，而恰恰是女性，女性遵守或者屈服于父权制为她们制定的标准，甘心作为男性的依附物存在。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面对家庭的不幸，她们往往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在“大漠三部曲”中，男人们普遍认为“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很多女性都面临着家暴。老顺夫妇相濡以沫度过了人生的大半，老顺在老两口发生口角时仍对自己的老伴动辄拳脚相加，年青的女性更免不了这种命运，如队长大头对老婆会兰子的暴打，这些女性丝毫感觉不到婚姻和家庭带给她们的温馨，她们的生活中只有苦与痛，血与泪。但她们并没有选择反抗，而是习以为常，雪漠在“大漠三部曲”中写尽了农村女性的不幸，但他却不是在唱一出“苦情戏”。让读者为女性的悲惨命运掉几滴泪，或者说几句愤愤不平的话，这不是作者的初衷，作者之所以写这些女性的悲惨命运，是为了告诉我们在西部这片土地上，有一群女性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3]序14。在这里男性处于统治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作者通过对这些女性的叙述和描写想要告诉我们、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的是深受父权制文化影响的女性在农业文明的落日余晖下的生存方式、生存体验和生存现实。

在“大漠三部曲”中，农村女性的婚姻大多是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情与爱作为组建家庭的纽带。当我们走进这些女性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我们会发现，这些女性的精神田园本来就杂草丛生，一旦她们对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失去信心，她们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就更为严重。美丽纯洁的莹儿换亲给性格内向的憨头，再加上憨头的难言之病，这对年青夫妇之间的生活没有丝毫的情趣可言，莹儿的精神家园日渐荒芜，以前徜徉在“花儿”世界里的“花仙子”莹儿脸上再难见一丝笑容。而灵官的出现使得莹儿的精神家园春色满园，以前的“花仙子”又重新活了过来。兰兰不幸的婚姻就仿佛一把野火彻底摧毁了她的精神家园，婆婆和丈夫在精神上的轮番“轰炸”，使得她苦不堪言。婆婆处心积虑编排兰兰“偷吃”、“偷拿她的零花钱”、“爱串门”等不良行为，还不断教唆儿子白福殴打妻子，而作为丈夫的白福由于赌博输钱、兰兰没有为他养一个儿子等理由经常像捶驴一样，用皮鞭捶得她红的紫的血道儿，织了一身。在寻寻觅觅中，她依靠宗教的力量为自己找到了生的希望。金刚亥母的出现就像一缕春风，再次复活了兰兰的精神家园。双福女人当初不顾家庭的反对，坚决嫁给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双福，双福在城市发迹之后，灵魂已经被金钱完全吞噬。昔日与他共患难的糟糠之妻却无法与他同富贵，双福女人的感情世界成为了一片空白，而与猛子的感情正好给她干枯的精神家园送来了甘露。精神危机远比物质贫困更可怕，一旦精神家园成为贫瘠之地，生活便再无意义可言。“在社会已最大限度地向女性提供与男性同等政治权利的今天，女性要获得真正的男女平等和显示她们生存的价值，她们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封建道德观念的外在束缚，也不是男性世界的意识压力，而主要的是她们自己的觉醒和自主意识的复萌。”[4]女性只有获得自主意识，对生命意识与性别意识有了重新的认识，才能在社会上真正实现人生价值。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出路

路遥曾说过：“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民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5]当代西部农村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女性们如何面对这一时期的机遇与挑战，“大漠三部曲”中的不同女性给出了相异的答案。莹儿与兰兰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代表，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家庭结构使她们长期处于压抑当中，她们一辈子就生活在农村这个小圈子里，安土观念在她们的心上留下来深深的烙印，影响着她们的文化心理，再加上教育的缺失，她们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严重束缚了她们的发展。在传统的乡土社会，这些女性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众多女性的主体意识还没有觉醒，传宗接代，牵儿引女成为她们的牵绊，相夫教子是她们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她们一直都是男性的依附物。“在贫穷落后的西部农村，为自由、爱情、尊严而抗争在亲人眼里是荒唐的，五四新女性的追求竟显得那样奢侈。”[6]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逐渐过渡的过程中，农业文明的落日余晖依旧深深映照着农村女性，“农村女性依然摆脱不了农业社会带给她们的身份认同”[7]。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她们找不到可以任何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比如父母兄弟或社会机构的援助，她们只能选择消极的逃避。莹儿被逼下嫁暴发屠户赵三，出洞房之前她吞下了鸦片，宁可高贵的死去，也不愿卑贱的活着。在这个秋风萧瑟的生命季节里，“花仙子”选择了以这样的方式凋零，令人在无限感慨之际心生忧怜。兰兰则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金刚亥母，依靠宗教信仰的力量使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升华。正如雷达先生在评论《白虎关》时所说的那样的那样：“莹儿非常美，传统农业文明的美汇集在她的身上，雪漠可能要用她来象征传统农业文明的消亡，要给它唱一个挽歌。”双福女人在遭遇丈夫的感情背叛之后，选择了与猛子的感情，从道德伦理层面来看，这一举动被人们所唾弃，但是从深层分析，双福以一个农民工的身份进城并成功发家致富，城市吞噬了他的灵魂，最终他因涉嫌强奸被拘捕，这时候秀秀散尽家财积极营救双福，这一表现在对比下，更显出一种人性的光辉，再加上前期秀秀拒绝接受双福离婚时提出20万元安家费，足见这种农业文明影响下的女性对于城市文明的厌恶，在社会转型时期，她宁愿守着这片塑造了西部灵魂的土地，也不愿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许多时候，折磨你的，其实是你把持不住的心。”[8]460敢于冲破安土观念的束缚走出农村的月儿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希望。接受过教育的她奔向了城市追梦，可惜的是她并不了解城市，城市的现代文明很快就淹没了这个天真的农村姑娘，她带着城市留给她的“杨梅大疮”返回了农村。路遥《人生》中的知识青年高加林与月儿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不安于农村的生活，奔向城市寻找人生价值，结果还是带着城市给他留下了伤与痛回到农村。可见城市并不是张开双臂欢迎一切来此追梦的人，城市既是生产的中心，同时也是消费的中心，商业化潮流的袭来使得城市张开了血盆大口，侵袭着每一位来此追梦的天真的农村青年。从月儿的悲惨遭遇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农村青年女性缺乏在城市谋生的技能，不熟悉城市的生存法则，她们在城市是无法找到出路的。在前面本文叙述到兰兰、莹儿的精神家园曾出现过荒芜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信仰的缺失。雪漠认为：信仰解决不了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信仰不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信仰仅仅是为了让生命更有质量。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女性需要以信仰为核心的精神资源作为她们发展的指南针。信仰是人活着的理由。信仰可以把人从一般的困扰中彻底解脱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宽慰感、归属感、安全感。信仰作为人的精神食粮，它的存在使得人们干涸的心灵中出现了一片绿洲。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拜金主义使得国人什么都信，也什么也都不信。如果某种信仰有利于自己，那么人们就会选择信，如果某种信仰于己不利，人们就会选择不信。信或者不信，完全的取决于利益的大小。“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信仰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生观具有重合之处，在一般情况下，也可以把人生观看作是人生信仰的具体化。”[9]著名评论家雷达对“大漠三部曲”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文学太需要精神钙片了，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正是一部充满钙质的作品。西部的生存诗意，可以滋润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地方太多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物质上的扶贫固然重要，但精神层面的扶贫才是重中之重。构建起新时期农民的信仰体系是刻不容缓的。纵观“大漠三部曲”中兰兰、莹儿、月儿等人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兰兰找到了个人的路，信仰成为她灵魂的依靠，使她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变成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其他的女性要么逆来顺受，在精神的废墟上继续徘徊；要么走向灭亡，精神同肉体一道化作一抔黄土。雪漠为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女性找到的道路就是建立自己的信仰体系，这种信仰并不一定就是兰兰找到的宗教信仰，雪漠认为：“不同的心灵，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因缘，适合不同的选择。只要她锻炼出一颗明白、觉醒的心，知道不同选择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她就可以作出任何选择”。[9]33我们在精神的废墟上建构信仰其实就是一场意识革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社会一种能使自己快乐，同时也能使别人快乐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能使我们在对待人生、对待世界的时候，能够更加宽容一些，更加慈爱一些，更加洒脱一些。它的存在能为我们的精神家园提供“养料”，能为我们的灵魂塑造一个祥和安乐的“伊甸园”，这便是我们所要追寻的信仰。

雪漠通过几个家庭的遭遇变迁真实的记录了一代“人”的生活，写活了一个时代。雪漠描写西部农村女性生存现实，虽“哀其不幸”，但并没有“怒其不争”，他揭出女性的痛苦，意在“引起疗救的注意”。在“大漠三部曲”所揭示的西部现实生活中，农村女性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在没有建立起养老和医疗保障机制的情况下，养儿防老与问卜禳灾的观念，既是传统的延续。又是无力承担现实重压下的本能的反映。”[10]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只有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使得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既然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女性作为“人民”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充分保障女性的权益，女性才可能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依靠社会的保障和信仰的支撑走向生命的阳光快车道。

参考文献

[1]雪漠，我的文学之“悟”（代后记）——《猎原》，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

[2]雪漠，《白虎关》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3]雪漠，《大漠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4]彭子良，《新时期女性意识构成初探》，《当代文坛》1988(03)。

[5]李清霞，西部民间伦理与西部乡土叙事——从雪漠的《大漠祭》到《白虎关》，《名作欣赏》2009(12)。

[6]冯佩昕，西部民间伦理下女性的生存境遇——从雪漠的《大漠祭》到《白虎关》，《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11)。

[7]王晶，《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信仰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4。

[8]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9]雪漠，《光明大手印：智慧人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10]何清，《论雪漠小说的现实关怀精神》，《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刊于《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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