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仪的作家要有孤独的自信和清醒的寂寞。他必须有真正的平常心和责任感。写作是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借以谋利的手段。他只为灵魂活着,从不委屈良心去捉笔。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他之所言,或为完善自我,或为充实人生,或为记录生活。当他能真正成为时代代言人时候,他就可能被称为大作家和文化巨人,如托尔斯泰、曹雪芹、斯汤达、鲁迅、卡夫卡等人——他们甚至不一定活着看到自己作品的出版。
当然,就象太阳也会被乌云掩蔽一样,这类作家偶尔也会为卑下的情操所屈服。但他终究会凭借自己伟大的人格力量超越鄙俗,完善自我。
时下,有一些借文学满足自己私欲的“名人”常常拿巴尔扎克的卖文偿债为自己寻找光鲜些的借口。诚然。世界艺术史上不乏卖文和卖画的大师,但最本质的区别是大师的“卖”是为活着,一若杨志之卖刀。而那些“名人”的活着是为“卖”。卖刀时的杨志不失其好汉本色,而酒足饭饱后品头论足的牛二也不过是牛二。前者可能有鄙陋之行,但他的骨子里仍足以傲世。
区别的是心灵。
鹰会鸡一样啄食。狗也狮子般捕猎。区别的,也是心灵。
傲昂白首于世界文学顶端的是那位最不象作家的托尔斯泰。在他一生的很长一段岁月里,他最热衷的是教育,是编识字课本和改善农民生活……他把自己最辉煌的时光用于忏悔,终生为自己的贵族身份而羞耻。他甚至把他的三大巨著也归于“坏艺术”一类,仅仅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那么多闲时间去读它们。但这一切,反倒点缀了他的伟大。
十多年前,我幸运地迷上了托尔斯泰。此前,无论咋啃也读不下去。后来才明白,爱托尔斯泰也需要资格。当自身“修炼”达不到一种境界时,你绝不会了解他,更不会爱上他。他的作品是一座巍峨的城堡,真正攻入,需要实力。他不饶舌,不卖弄,不矫情,甚至不修饰。他忠实地记下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只要人类存在,他的作品就消亡不了。
他写得那样从容而自信。在这个巨人面前,一切“名人”都显得十分寒碜,包括精通任何技巧且已得到公认的“天才”们。
他可以痛苦,可以一次次陷入精神危机,但决不浮燥。他的痛苦是大彻大悟前的迷惘。他的精神危机是时代的困惑。他决不会为争点儿名或图点儿利而让自己伟大的心灵卑琐。
不仅仅托尔斯泰,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大作家都这样。我常常为俄罗斯文学吃惊:是什么使这个民族诞生了那么多的文化巨人?这无异是一种文化奇观。无论是专制的尼古拉一世时代,还是残暴的斯大林时代,这个民族都为人类贡献了一批又一批的伟大作家。封建专制的屠刀扼杀不了文学。贫困、富贵、厄运. . . . . . 一切外部势力都动摇不了俄罗斯的文学大厦。
而中国文人,血液中“学而优则仕”的杂质太浓了,多将个人悲喜甚至命运维糸在强权上。次一等的,也追求书中的“颜如玉”和“黄金屋”,而将文学的真正内涵异化了。
中国文人中,具有真正独立人格者并不多。
俄罗斯作家则不然。沙皇尼古拉自可以专制,书刊检查制度自可以残酷。可以有流放,可以有灾难,可以有贫穷,可以有寂寞,甚至可以有贵族的富贵(这才是最可怕的)…… 但一切“外现”都摇撼不了他们的灵魂标干。他们不会因苦难和专制而垂头丧气一厥不振,也不会被席卷而来的时代狂潮惊得大呼小叫方寸大乱,更不会在富贵的毒蛊下忘了自己的姓氏。他们的人生坐标永远直立,足以令他们挺直脊梁。
这虽然得益于俄罗斯的文化土壤和文学传统,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作家的心灵。他们不是被西部农民称为“浅碟子”的浮燥文人。他们的创作不是卖水:即从生活之海中舀来一瓢后就吆喝个不停,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兜售的货色。他们最在乎的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自己灵魂的安祥。
他们自然有孤独的自信和清醒的寂寞。举世誉之,不忘乎所以 ;举世毁之,不垂头丧气。他们的内心,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并存的独立世界。内外两个世界可以平等对话,但谁也别想粗暴地侵略谁。它们可以傲然地朝对方说:“请尊重我的主权”。
这样的作家,才是我所心仪的真正作家。
当代中国,也确实需要或说应该诞生一批这样的作家。
真正的作家,甚至大可不必借助于所谓机遇。有时,所谓的机遇,可能恰恰是灾难。试想,如果汉武帝刘彻垂青司马迁并委以宰相重任,《史记》的命运又将如何?无疑,政界站起一个新贵的同时,文坛必然倒下一位大师。
文章憎命达。
历史绝不会因一些御用文人的所谓的好机遇,就把他们的位置排在苏东坡和曹雪芹之前。问题的实质是你有没有好东西?
有好东西的,你活埋不了,如沈从文。没好东西的,你推不上去。乌鸦群中的评论家如何鼓噪,也无法把鸦王吹成凤凰。
文学上最终说话的,是作品。
还是那句话:历史会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一个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写了成吨垃圾的“作家”扫得不知去向。
因此,我很欣赏海明威。他永远和死去的作家比。因为活着的许多终将真正地死去。他的目标总是一个个虽不在人世但在文学上永远活着的作家。他也象托尔斯泰一样,用质朴的笔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那群人如何活着。
中国的老百姓太需要真正的作家了。
我劝天公多抖擞几次。
(本文选自雪漠长篇小说《大漠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