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内客与凉州婆姨

在宁海，还有个叫“十里红妆”的所在，它是民间博物馆，收藏一些跟闺房有关的物件。但收藏之富，为我所仅见，真叫我眼界大开。生于穷乡，长于僻壤的我，从来不曾看过那么多跟闺阁有关的稀罕。

    且不说那轿及一长溜望一眼也心惊的陪嫁是西部不曾有的。就连那名儿，我一听就头疼，一是多，二是奇，一溜眼，头晕目胘呢。所以，至今想来，虽能回忆“稀罕”之丰，而不能如数家珍般道其名姓。

    先说那床，雕梁绣柱，精美至极。有个叫“玉燕投怀千工床”的，据说雕了三年多，故以千工名之。还有“竹夫人”、春宫床、春凳等。说实话，那玩艺，虽在书上老见名字，其真容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宁海嫁女，嫁妆极多，衣物用具，大多齐备。到婆家后，甚至可以成为“独立王国”，连日后娘家来人，新娘也备有“客床”，不用婆家之物。因为女子经济独立，拥有其嫁妆之所有权和支配权，夫家无权动其一根针，其经济基础便决定了上层建筑，故其地位也高，丈夫尊其为“内客”。一个“客”字，有举案其眉之神韵。

    而同时代的凉州，又是何种状况呢？母亲老谈她当初之新婚轶事：进门三日里，家中尚有薄被两床，白毡一条。三日一过，白毡不翼而飞，被子也换成破褐子。一问，才知那被子和毡，都是向村里殷实人家借的。同时借的，还有父亲身上的毛兰褂子、桌子、凳子等。三天一过，家徒四壁，连那芨芨制的席子，也到处是烧开的窟窿。直到我懂事时，家中也只有一床被子，七口人盖，人摆成扇状，才能勉强扯来点遮身的布缕。但更多的时候，我总是被冻醒，上身冰凉似覆冰，身下却烫得如置火上。母亲为补被子之亏，总是扫来些落叶，晒些牛粪，用来填炕。许多个夜里，母亲总要大呼小叫地吵醒我。原来，那烧红的炕面子已点燃了芨芨席子，有时连被子也会被点燃。席子上于是布满了许许多多的黑洞。那洞之大小，刚好能容下一个屁股。怕被芨芨硌疼的我，总是将屁股安入那洞中入睡。怪的是，总能引燃席子的火炕，却从来没烫伤过我。――我何曾知道，这世上还有叫人雕上三年的“千工床”。

在“十里红妆”，《上海文学》徐大隆先生指着床前一个精美到极致的柜子考我：“这是干啥的？”我猜了许多，他都摇头。后来，他才告诉我，那是放马桶的。我当然不信。揭开那柜，见另有机关，亦精美，其中果然有马桶。这不由我不叹。我的家乡是不用马桶的，就算在大雪天，我也能从火炕中光脚跳入雪中，用尿珠在雪中画几个童话般的图案，再打几个寒噤后，才窜回屋里。我当然想不出，撒尿还用得着那么精致的桶和那么精美的柜。真是“气”煞我也！

至于“内客”待遇，凉州女人是想都不敢想的。凉州女人出嫁，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嫁妆。当代稍有不同，略有陪嫁，但那多是婆家的钱买的。所以，从本质上说，凉州女人是叫人“买”来的。那“买”的价码，随时代而变化：年成好时，价码高些，现在已达万元以上；年成差时，一升谷子，几辫蒜，就能换来一个“婆姨”。无论价码多少，那实质仍是买。凉州男人于是说：“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驴，任我打来任我骑。”“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老见一些蠢汉将灵丝丝的女人打得惨不忍睹。某夜，我在凉州街头见一大汉，正打妻子。他耳光曳风，皮鞋飞踢，再揪了妻的头发，拖了，捞地上走。这样一调教，多么心高气傲的女人，也从此低眉垂首地认命了。我曾在《凉州与凉州人》中谈到过凉州女人，她们是世上最好的母亲和妻子，多从一而终，极少有甘愿当“二奶”和“情人”者，但因其“买”的本质，却变成任打任骂的“驴”了。

这是很可悲的。

《大漠祭》出版后，上海请我的父母游过上海杭州等地，不善言辞的父亲只是笑，而母亲，则一声声说：“叫盆盆子下扣了一辈子”。她是死也想不到世上竟有那么美的风景。同样，她是死也想不到世上竟有宁海那样享受“十里红妆”的“内客”们。我一介绍，她便惊叹。但要知道，我笨拙的嘴，是死活也形容不出那“千工床”之美的。要是母亲见了，怕是连舌头也会咂飞的。

在“十里红妆”里，我真替凉州女子感到了悲哀。同是女人，生活给于她们的，除了风沙的袭击，便是黄土的吞食，再就是丈夫的拳脚和生活的各类重压。她们是死活也想不到宁海那“十里红妆”般的享受的。但我想，最应该令她们羡慕的，应该是那种“内客”的待遇，应该是将女人也当成人的一种尊重。也幸好，她们也像我的母亲一样，被“盆盆子”下扣了一辈子。她们定然也认为世上女人也像她们一样，所以她们坦然承受着一切，身遭苦难而又能认命。她们只将希望的目光瞄准儿女，巴望着儿女成人之后，她们能享几天福。虽然她们“巴望”了千年，也不曾将女人的命运“巴望”出新的起色，但她们仍会“巴望”下去。

因为那“巴望”本身，已成为活着的唯一理由。

――2005年12月8日完稿于凉州红云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