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人”谈起……

  《大漠祭》一完稿，朋友就劝我找个名人作序。我当然拒绝了。一来，对时下所谓“名人”，我多视为异类。他们赖以成名的资本，我一向“随喜”的少；二来，那些名人在我心中的地位远比不上我所深爱的农民父老。后者之质朴常令我追忆叹服。前者，则徒有莫名其妙了。三则，人生无常，岁月无情，眼下的不少名人，可能比我的作品还速朽得快。历史会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一个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写出成吨垃圾的“名人”扫得不知去向。谁借谁的光终以名世还难说得很。要是不慎求来个佛头着粪的无聊玩艺，污我清名，更是败兴。所以只有自序了。好在岁月悠悠，大浪淘沙，或许笔者不久便也成莫名其妙的“名人”了。喜乎？悲夫？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作家。因为我从不把自己划入时下的“作家”行列。有时，想想一些所谓“作家”，真是造孽：浪费人民钱财，虚掷大好生命，委屈老婆孩子，却写出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垃圾。图财害命，好没意思！
　  时下不少“作家”的作品，多是无病呻吟的玩艺儿，或卖弄一些技巧，或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而老百姓的生活和饥苦，却少见触及。这样的“作家”，真叫人羞于为伍了。                                      
    所以，我最喜欢的身份是“老百姓”。能和天下那么多朴实良善的老百姓为伍，并且清醒地健康地活着，是我最大的满足。我弟弟就没这种福分：初中一毕业，他就牛一样卖起了苦力，刚二十七岁，便患病去世。糊糊涂涂来，糊糊涂涂走。来时不知谁是他，去时不知他是谁。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民子弟甚至连初中都没法读完，就不得不子承父业了。而我，则幸运地活到了今天，幸运地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幸运地没被铜臭和庸碌熏瞎脑袋，并幸运地由大字不识的父母勒紧腰带供了书，明白了如何做人，还能写点儿值得叫人读的文章。还有什么不知足呢？还有什么理由不趁着明白和健康多写写象我的父母那样善良象我弟弟那样不幸的农民呢？
  我仿佛从来不曾为当“作家”而写作。我只是在生活，渴而饮，饥而食。写作亦然。日日读，夜夜写，发表与否关系不大，成不成功很少考虑。需要钱时，就经商弄两个。既没打算凭写作谋金钱，也不指望借文学图高位。我只是想说话，只想说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只想做也许是命定的也许是穷忙的事。成功呀失败呀那是上帝或命运的权力范围。我从来不想自讨没趣地去越权干预。虽也在乎发表，但不发表也没什么。既没为获奖啥的狂喜，也不因退稿之类沮丧。相较于创作，我更热衷于做一些“放生”之类的傻事。更因那些生灵由于我的“愚蠢”而延长了生存时间，或改善了生存质量而窃喜不已并乐此不疲。
　  创作欲望，倒因之淡了。                                                                                                  
　  文学上，我很有自知自明。我不长于编故事。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不会，或是不屑。但在描写日常生活、写人以及生活底蕴等方面，我一向着意追求并足以自慰。因此，想从《大漠祭》中找出张牙舞爪的所谓思想和惊心动魄的离奇故事，无异是徒劳的。但是，你要是想看呼之欲出的人物、鲜活的生活场景、扑面的生活气息、丰厚的生活底蕴……那么，你自可以翻开它。
　 当然，为了丰富百姓生活，这个时代非常需要一些人生产些轻松的文艺消费品。但同时，也需要有人写些实在的、甚至沉重的、直面人生的作品。
　  就象安徒生童话所揭示的那样：这世界，只要有穿新装的人，就需要一群“聪明”的看客。但同时，也更需要那个说真话的孩子。
　 生活之多样，必然决定文学之多样。
      
（本文选自雪漠长篇小说《大漠祭》“序”）